（阮籍不拘礼教图，豆包智能生成）

反礼教的勇士


在找到新的精神支柱以后，阮籍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色彩。他试图用新的精神支柱，去统驭自己的生活，应付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他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自然”就是指人的自然情感，“名教”是指整个人伦秩序，其中主要指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名教”服从“自然”，还是“自然”服从“名教”。
汉代统治者把“名教”作为实行统治的有力工具之一。他们强调臣民对君王的依附关系，强调尊卑和长幼的秩序，尤其把“孝”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号称以“孝”治天下。但是随着汉帝国的江河日下，这一套把戏已经越来越起不到维系人心的作用，相反，却激起人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把过去顶礼膜拜的东西变成了粪土和垃圾。
从汉代末年开始，随着汉代王朝的濒临覆灭，人们的君臣观念已经开始动摇。据《后汉书•逸民传》记载，东汉后期的汉桓帝，一次到竟陵一带游玩，路过云梦和沔水这些地方的时候，老百姓都来围观，看看皇帝是什么样子。只有一位老汉照旧在田里耕地，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当时随同皇帝出游的尚书郎张温感到很奇怪，便叫人去问：“别人都来围观，只有你不停地耕地，为什么呢?”老汉只是笑笑，不作回答。张温越发感到奇怪，便下车走过去亲自和他说话。老汉说:“我是个山村野人，不懂得你们的话。请问是天下混乱的时候需要天子呢，还是天下安定的时候需要天子？树立天子是让他为老百姓办事呢，还是让老百姓像奴仆般地来侍奉他?过去圣贤的帝王治理国家时，只不过住的是茅草木屋，但数万人民却安定无事。今天你的君王滥用劳力，游荡无度。连我都为你害羞，你怎么还忍心让别人都来围观他呢?”张温听了，十分羞愧，问老汉的姓名，老汉不告而去。
这位老汉不仅对汉桓帝表示了轻蔑和谴责，而且他把桓帝称为“你的君王”，说明他根本不承认自己和桓帝的君臣关系。这对当时的君臣观念具有很大的冲击，对后来的疑君论和无君论也有很大影响。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认为，君王的设立是社会民生的需要，而不是某一个人特权的需要，“民不可无主而存，主不能无尊而立。故为天下而尊君位,不为一人而重富贵也”。所以如果圣人不得已而统治天下，就应当不忘天下万物和爱护民生，把自己作为道的化身，与民众一样地自然自得。以无事为事业，以天下为公道。虽然身居君位，却应当像常人接待宾客那样谦虚;虽然身穿龙袍，却如同身着百姓布衣。这样才能忘掉君臣的隔阂，民心满足，绝不是要百姓服从自己，损公肥私，贪心不已！
很显然，由于腐朽的封建君王把自己的地位看成是满足私欲的必要手段，从而把这一职位推向了与人们的意愿相反的境地，所以才激起人们强烈的义愤，并引发出后来阮籍、鲍敬言等人的取消君王的无君论。在人伦秩序方面的情况更是如此。儒家设计伦理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趋向完美。但是到了汉代后期，封建礼法已经成了阻碍束缚人性发展的沉重桎梏。人们为了取得社会的名誉和认可，不惜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假面具戴得越严实，社会地位和名声也就越高越大。因此才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意识。
《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作乐安太守时，郡中有个叫赵宣的人,为了捞取孝子的美名，在父母死后埋葬他们时不封闭墓道，住在墓中守孝长达二十多年，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有人将这位赵孝子介绍给陈蕃。见面寒暄过后，陈蕃问起赵氏的家庭情况,发现他的五个孩子全是在服丧期间生的。陈蕃大怒,就把这个假孝子抓了起来。
孔融在北海任相期间，有个人在父亲的丧礼上假装哭泣，但却一点悲伤的样子都没有,孔融就下令把这个伪孝子给杀了。后来有人形容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很多有识之士对此深恶痛绝，有人甚至矫枉过正，从根本上否定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关系。
孔融和祢衡就大胆地提出父亲对于儿子只不过是情欲的产物，母亲对儿子也只不过像物 件寄存在瓶中，分开以后就脱离关系了。其实这不是他们的真心话。孔融十三岁丧父，悲哀甚极，死去活来，靠别人扶起来才回家，是乡里有名的孝子。他们只是认为这些虚伪的礼法破坏了真正的父子感情,所以才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嵇康也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谴责礼法对人性的戗害。他认为，六经以抑制疏导为主，人性以纵欲为快乐。抑制疏导就要违背人的本性，纵欲就会实现自然。所以六经的抑制得不到自然，害情的礼仪也不是人性健全的根本。
尤其使人们不能容忍的是，汉魏以来的统治者本来都凶残阴险，卑知龌龊，却还都打出张扬礼教的旗号。比如从礼教上讲，像曹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都是不忠行为,可他们却都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礼教的卫道士，并以反礼教的罪名，屠杀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嵇康才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并明确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这篇《绝交书》文章的自序中可以看出，嵇康处处以自然之情跟礼教对立。比如他说自己性情疏懒,经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也不洗澡和洗头，衣服也很脏，身上很多虱子，当官要求正襟危坐，而自己身上痒起来却必须挠痒，穿着官服挠痒又有失体面。甚至连尿也懒得去撒，直到憋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去上厕所。他把这些作为不能作官的理由，当然不是实质性问题，但也更清楚地表达了他主张礼教要服从自然的思想。
阮籍是反礼教潮流中的主要战士之一。他把反礼教作为自己对理想境界追求的一个具体体现。在他看来，既然要实现那个自由的理想境界，就要摆脱世俗功利目的的束缚，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
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鸜鹆（qu yu，今八哥鸟）不逾济，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区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为卵耳。如小物细人欲论其长短，议其是非，岂不哀也哉！
他认为，那些对名誉、地位、利禄、声望的追逐和留恋，都是妨碍人们进入无限自由境界的羁绊和枷锁。不抛弃这些身外之物，人就不能轻松和洒脱。不过阮籍和嵇康不同，他在反抗礼教的问题上有一个准绳，就是绝不涉及现实中的政治问题。
在君臣观念问题上，阮籍是无君论的强有力的鼓吹者，他把君臣的设立看成是实现无限自由境界的重要障碍。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认为，没有君王万物才能安定，没有大臣万事才有条理。正因为设立了君王才使邪恶产生，设立了大臣才使盗贼出现。这些君王和大臣所编制的那些礼法，都是为了束缚人民，保护自己。他们捞尽人间万物，来满足自己的无穷私欲，这根本不是为了老百姓。所以，曹丕演出的禅让丑剧在阮籍思想转变之前，还觉得是建功立业成功的范例，而在他思想转变之后，他就清楚地认识到君王地位得来的卑鄙，加重了他的无君论思想。他甚至否认历史上真正有过所谓圣贤的时代，认为这些圣贤不过是统治者出于某种目的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从曹丕的禅让，就可以知道舜、禹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尽管他在思想上是这样认为，他在行动和言论上却从不涉及曹魏和司马氏政权。他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替别人写了劝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的劝进表。这就是他明哲保身的策略所在，也是他思想矛盾并深感痛苦的根源。
在礼法道德问题上，他是更为彻底的勇士。从《达庄论》开始，他就抛弃了自己过去那种承认“尊卑之制”的思想，提出“万物将自化”的学说，并揶揄（ye yu,嘲弄）和挖苦了那些“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出媚君上，入欺父兄”，忙碌于名利富贵的伪君子。在《大人先生传》中，他更是对那些人竭尽嬉笑怒骂，使那些礼法之士简直无地自容。他把这些人比作钻进裤裆里的虱子。“独不见群虱之处裤(kun)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裨中而不能出。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祥中乎！”
出于政治上安全的考虑，他避开对现实政治的抨击和批判，却把这些能量全部倾泻到个人生活上对礼教的全面抗争。当司马昭任命他为大将军从事郎中时，一天,衙门里的官员报告说有个儿子杀死母亲的事，阮籍顺口就说:“嗨!杀死父亲还差不多，怎么至于去杀母亲呢？”在坐的人都责怪他失言。司马昭也不满意地说：“杀死父亲是天下最大的罪恶，你怎么还认为是可以的呢?”阮籍巧妙地回答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杀死父亲,就和禽兽一样。而杀死母亲的人，就连禽兽也不如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实际上他正是用这样的话来表示对父子人伦观念的淡漠。
他还从生活行为的各个方面去和礼教对着干。《礼记•曲礼》上规定，小叔子和嫂子不能交谈。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却不顾礼法,主动地去见嫂子，与她话别。有人讥讽他，阮籍理直气壮地说:“这些礼法难道是为我而设的吗！”阮籍的邻居有一位开酒馆的年轻少妇，长得非常漂亮。每当她在柜台上卖酒的时候，阮籍经常去买酒，喝得大醉后,便躺在女店主的身旁。女店主的丈夫开始怀疑阮籍有不轨行为，便躲在一旁观察,可是总也没发现阮籍干什么勾引人的坏事，便放心了。当时社会上讲究门第，而当兵的人家很被人瞧不起。阮籍的邻居有一家当兵的，女儿有才有貌，阮籍很喜欢她。可这个少女还没等出嫁就死了。阮籍本来不认识少女的父亲和兄长，却直接跑到少女的灵堂上大哭起来,倾诉自己的怀念与爱慕，然后便不告而别。
他就是这样，以自己言行去冲撞那窒息人们性灵的礼法，去宣布那旧礼法的死亡，去赞美那令人神往的精神自由境界。然而现实又不允许他随心所欲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境界。在名教问题上，他只能回避政治问题,在个人生活方面发泄一下。这个事实本身，也说明他追求的这种自由境界的有限性，也注定了他的精神追求的必然的悲剧结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