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时代

阮籍生于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协建安十五年 (公元210年），卒于三国最后一个皇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从魏明帝曹叡死后，朝中的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后来西晋王朝的皇族——司马氏家族手中。所以他实际上经历了东汉、曹魏和司马氏三个王朝。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到社会心理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期，它对当时文人性格的形成和转变，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作用。
从政治上来看，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持续四百年之久的汉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崩溃过程中。皇帝作为国家最高政权的代表，不仅失去了权力，其至高无上的威严，也荡然无存。国家的最高权力，从表面上看，是落到了窃取权力的曹操之流手里。但实际上是中央政权，已被日益兴起、壮大的门阀、世家大族所取代。在皇权衰落的同 时,世族的力量日益膨胀。在经济上，他们不断地扩大土地，将在战乱中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农民收拢过来，成为自己的部曲和佃客。在此基础上，门阀世族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在政治上，由于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皇权的威严扫地又刺激了他们称霸的野心。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竖起大旗，以匡扶汉室为名，实现着自己的政治野心。曹魏重新统一以后，只是解决了把三个皇帝 (魏、蜀、吴)变成一个皇帝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限制和扼制门阀世族的势力。相反，这个新的、 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要仰赖于各地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过去,人们要想参与政治，一方面要得到皇权的恩赐，另一方面自己要具备“经明行修”的条件。而现在，参与政治的条件已经变成了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出身门第的高低成为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门阀世族的政治也就逐渐形成。由于不同的门阀世族利益 的分离和矛盾，国家政权只是起着协调各个门阀 世族之间利益暂时平衡的作用。而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充满着不断的斗争，正是在这种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中，门阀世族的成员，可以或多或少地超然于现实的政治之上，取得了思想上的相对自由。这便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超然的角度来 观察宇宙,反思人生的重要现实基础。
从思想上来看，从汉末到魏晋,是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随着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完成，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充满理性思辩精神的百家争鸣局面已不复存在，思想界的活跃局面中止了。但是秦始皇是靠焚书坑儒这类强制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西汉统治者在要求社会秩序和思想的统一方面和秦始皇是一致的，但在方法上，他们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将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神，鼓吹天人感应的学说，用阴阳五行和谶讳神学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鼓吹儒家的伦理道德，主张以孝治天下。二者合在一起，就是要人们自觉地按礼教的要求去塑造自己，听从神授命的君权的一切安排。汉代能持续四百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精巧的设计。
但是，这种均衡终于在东汉末年动乱的现实中瓦解。人们在亲身经历了战乱之苦，骨肉分离，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之后，汉代那一套以宇宙比附社会和仁义礼教的理论完全不能解释这些动乱的现实，人们必然要对它失去信任，寻找新的思想。统治者忙碌于争权夺势，巩固地位，来不及，也没有多大的力量再来顾及禁锢思想。人们的言行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当人们的言行与其统治发生矛盾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孔融、嵇康等人都是因为政治问题而被杀害的。于是知识分子从切身的感受之中，来思考个人与现实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生的意义等问题，这便是玄学产生的缘由。
玄学在本质上是与汉代儒学相悖的，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宇宙是怎样构成的，而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因而从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他们把人的生存和价值视为构成世界的本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魏晋文化的整体面貌。这就是，在哲学思想上是重“无”轻“有”,在社会思想上是重个人轻社会，在人生观上是重审美而轻功利实用，在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是重道统(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轻势统(封建统治）。
这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执着于个性，长于思索,超然淡漠而又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从理论上思考，也能把这种思考付诸行动。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个性的抒发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上，值得认真研究。这些人中的突出代表，便是正始年间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稀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
这些人能喝酒，喜欢弹琴赋诗，放浪形骸，遨游山水，手执麈(zhu兽名）尾，衣衫宽大，行为举止超尘脱俗。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奉老庄哲学，崇尚自然，强调适情任性。但是由于各人经历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思想倾向也各异，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思想很一致的整体。从这些不同上，很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个人与社会、意志与环境之间的一些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微妙关系,也可以看出他们人生步履的艰难。
   依照个人对统治者的态度和关系，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只有嵇康一个人。嵇康（公元 224——263),字叔夜，憔国铨（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晋书》本传上说他博览群书，后来又喜欢老庄之学。大约20几岁时，娶了曹操的儿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成为曹魏政权的姻亲。后来又官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因为得罪了司马氏政权而被杀害。主要学术论著有《养生论》《释弘论》《声无哀乐论》和《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等，文学作品有《与山巨源绝交书》和大量的诗歌。他的全部论著和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人不应成为外界的奴役对象，而应当进入到超越一切的自由境界。在《卜疑》中，他接连提出28种处世态度，它们可以概括为三类，一为入世,二为游戏人间，三为出世。他自己选择的是最后一种，就是：“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意思是对内问心无愧，对外要对得起周围的人,与人交往不是为了得到好处，当官不是为了俸禄(钱财）,要以古往今来的事情为借鉴，去掉贪得的欲望。他认为:要进入这一境界，就要从根本上摈弃社会对自己的束缚。他的著名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的内涵人们理解虽有歧义，但不外是指社会礼教观念规范下的名誉和地位而已。“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之情。嵇康极为反对人们以伪饰面目出现；尤其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政的司马氏政权本来是由篡夺曹魏政权而来，却也要打出“仁义”和“廉让”的招牌。因此，嵇康激愤地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观点。汤王、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儒家心目中的典范人物，历史上有名的圣贤。对这些圣王都表示非议，在当时是不能容忍的。司马氏集团正是利用“名教”来维护他们的统治，鲁迅说：“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就以反对 “名教”为罪名被杀害了。由于嵇康当时在各界人 士中有很高的声望，受到广泛的同情与崇敬。临刑前，有三千多太学生为他请愿。嵇康自己毫无畏惧，索琴弹奏了一首自己一生心爱的曲子《广陵散》,然后说以前袁准曾要向我学习这支曲子，我没有教给他。今后这支曲子就要灭绝了！”实际上，《广陵散》就是嵇康人格的化身，它的灭绝，也就是嵇康这种人格的消失。
嵇康这种人格虽然崇高，但还是有些理想化，因为不可能人人都能这样生活。所以便产生了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也信奉老庄，提倡玄学，但却积极入世，投靠司马氏政权，以求政治上的安全。
这类人有山涛、向秀和王戎。这三个人又各有不同。向秀本来雅好老庄之学，他为《庄子》所作的注曾经在较长时间内为人们所接受。但嵇康和另一位叫吕安的被杀事件对他触动很大，既怀念旧友，又不敢得罪司马氏政权，只好唯唯诺诺地生活。他写《思旧赋》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而山涛看到嵇康那种活法的危险，便投入司马氏政权，他工作勤勤恳恳,又能抵制当时贿赂请托之风，虽然官至司徒，摄居相位,却仍然过着贫士般的生活。 山涛死后也只有旧茅屋十间，子孙都居住不下。他想用忘我的工作和俭朴的生活来换取司马氏的信任，从而保全自己。这个目的虽然达到了，但和他 所信奉的老庄哲学相对照，就可以发现这种活法的尴尬和无奈。王戎的地位比较特殊，他出身世家大族，是琅哪临沂王氏，家产很大，“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又和专横跋扈的贾皇后与郭彰结为姻戚，自己也官运亨通，做到司徒。他主张“儒道同”， 认为“道”是本体，“儒”是表现。一个人只要内心体无信道，无论他做了官,还是生活享乐，都不会失去自然之性。所以，他无心于政治上的角逐，而注重政治生活之外的真情追求。他虽然家财万贯，却是个守财奴。每天晚上，都要和妻子在灯下算计数钱，总觉得钱不够。女儿结婚时他咬牙借给她一些钱，等回娘家时钱没还，他就阴沉着脸，还清债务后他便喜笑颜开。他儿子死后，山涛的儿子山简去看望他，他十分悲痛，山简认为对小孩不必如此。 王戎却认为圣人虽有情，却不会成为感情的奴隶， 所以“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第二类人虽然思想上还能崇奉老庄，但他们积极参与司马氏政权，与自己的思想实际是矛盾 的。于是便有第三类人，他们既不像嵇康那样和司马氏闹对立，也不像第二类人那样唯唯诺诺，违心做官。他们只是希望在饮酒和放达中逃避现实，排遣心迹。这类人就以阮籍为代表，又有刘伶、阮咸等。刘伶对现实生活十分失望，因而非常痛苦，经常驾着一辆鹿车，带一壶酒，让人再带上一把锄头 跟着。他说我死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我埋掉。”所以他与世人很少交往，只是认识嵇康、阮籍等人后，才觉得遇到了知己，跟他们一起在竹林畅游。 他在《酒德颂》中塑造的大人先人形象，实际上是他本人的人格理想，这样的人以宇宙万物为心，以酒为命，“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他终日在家里裸体喝酒，客人来了批评他，他却振振有辞地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作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到我的裤裆里来呢? ”妻子见他嗜酒太重，便从爱护身体的角度劝他戒酒。他竟欺骗妻子说我也想戒酒，只是怕到时候又管不住自己了，请你准备好祭祀的酒肉，我在神灵前起誓。”妻子很高兴,便照他的话做了。可刘伶的誓言却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hu，五斗或十斗为斛），五斗解醍 (cheng,醉而神志不清）。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 完便又喝得大醉。他把人间的事情看得很淡，不以荣辱利害为计。一次他和一个市民发生口角，那人挽起袖子，抡起拳头就要揍刘伶。刘伶不紧不慢地说:”这把鸡骨头不值得您那尊贵的拳头来碰。” 那人听了，笑着放了他。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也远离世事，只知道弹琴和喝酒。他和阮籍住在道南，别的阮姓住在道北，道北富,道南穷。到了七月七日这天，道北的人纷纷借晒衣服的机会，炫耀自己的贵重衣物。阮咸也在院子里用竹竿挑起一件大围裙，表示对富贵的蔑视和自己的清贫。他和朋友喝酒时，不用杯子，只用一只大盆盛酒,大家轮 流来喝。有时家里的猪跑进来喝酒，阮咸也和猪同一个盆喝酒。后来山涛向晋武帝推荐阮咸，晋武帝因为他不守礼法而不任用。
然而这类人中最为深沉，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阮咸的叔叔阮籍。

（《阮籍》，新蕾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