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轶事小说的发展演变脉络

按照上面给出的范围界定，下面需要把明清时期的轶事小说发展演变情况做简单的梳理，并分析其背景原因所在。

从中国小说的社会文化属性上看，白话小说属于俗文化的范围，而文言小说则属于以文人士大夫文化为主的雅文化范围。我在《中国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将中国文化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划分为帝王文化（先秦两汉）、士人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和市民文化（元明清）三个时段（参见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 2017年第三期特稿）。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艺术，往往受到这个文化大背景的制约和掣肘。轶事小说发展演变的历程，正好也是验证这个规律轨迹的例证之一。

轶事小说的龙头是《世说新语》，其繁荣和高潮也是在士人文化刚刚起步的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的问世，将“世说体”轶事小说的体例和理念定于一尊，成为一种范式楷模和集大成者，为后代的同类小说提供了模范。受其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沈约《俗说》，谢绰《宋拾遗》，顾协《琐语》、孔思尚《宋齐语录》等以记言为主的世说体小说，把体现士人文化精神的志人小说推向高潮。唐宋时期是中国士人文化的高潮时期，作为展示士人文化风貌渠道重要组成部分的轶事小说，也出现蔚为大观的局面。其中既有刘肃《大唐新语》、刘餗《隋唐嘉话》、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等《世说新语》的模仿之作，还有能够反映士人文化多角度生活状况的轶事小说。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反映唐代士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主流社会，以及撰文写诗故事的轶事小说，如《唐摭言》、《本事诗》《云溪友议》等等。同时还有一批以小说故事方式反映盛唐文化，并反思开元天宝之后唐代走向颓势的历史题材轶事小说，如《开元天宝遗事》《开天穿信记》《次柳氏旧闻》《刘宾客嘉话录》等。从文学史、小说史的价值来看，这些小说既不能和《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轶事小说的原创价值相媲美，也比不上同时代唐宋传奇那么抢眼和风光，但它们却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以文学和小说的手法，来再现和证明唐宋文化作为中国士人文化高潮时段的骄傲和辉煌。

从元代开始，中国文化的舞台主角由唐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转变为市民阶层。随着这个文化舞台重心的转移，作为文人是大夫阶层特有排遣心迹和情感诉求重要渠道的轶事小说开始走向颓势。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走向和特征。

首先，作为轶事小说正宗和主流的“世说体”小说继续得到延续和变异，形成比较可观的规模效应。其中最有价值和特色的是直接记录反映明清两代社会生活（主要是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世说体小说，如李绍文《明世说新语》、吴肃公《明语林》、梁维枢《玉剑尊闻》、李延昰《南吴旧话录》、王晫《今世说》、易宗夔《新世说》等；其次是辑录汇编前代野史轶闻的世说体小说，如何良俊《何氏语林》、林茂桂《南北朝新语》、郝懿行《宋琐语》等。这些小说一方面保留了自《世说新语》以来世说体小说的体例模式，另一方面，又采用这种传统体制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和回顾历史人生。这是世说体小说的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表现。

其次，作为轶事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杂记体”小说，明清两代也得到延续发展，并出现新的变化。比较传统的模仿《西京杂记》一类杂记体小说主要有彭时《可斋杂记》，王鳌《震泽纪闻》，文林《琅琊漫钞》，王士禛《香祖笔记》，俞樾《耳邮》，李伯元《南亭笔记》等。早期这类小说基本上还属于传统文人士大夫遣兴休闲之作，但从李伯元《南亭笔记》可以明显看出，晚清社会发生动荡巨变给文人学士造成巨大触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生动地记录反映了这段社会变化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与此相对，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很多杂记体小说明显受到市民文化潮流的冲击影响，出现很多或者直接反映市民生活，或者以市民视角观察审视，乃至评价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这类小说主要有：祝允明《野记》，王同轨《耳谈》，纽琇《觚賸》，黄均宰《金壶七墨》，程麟《此中人语》等。这类小说大抵是为登上社会文化新舞台的市民阶层代言，反映他们的生活，传达他们的诉求和观念等。为传统的杂记体小说摸索寻求新的出路和写作模式。

第三，除了以上两种类型传统轶事小说外，其他类型小说中的轶事成分也需要受到关注。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文言小说汇编。从宋代开始，在《太平广记》影响下，陆续出现很多文言小说汇编。这一情况到了明清两代愈发增强，文言小说总集类的编纂蔚然成风。其中有些含有大量轶事类故事。如冯梦龙《古今谭概》《情史》，褚人获《坚瓠集》等。这些小说是对以往诸多小说遴选汇集而成，因而能够荟萃精华，质量较高，文学价值比较大；第二是部分杂俎类或以传奇小说为主的文言小说集中也往往含有相当一部分排除神鬼灵异故事，以记载真实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如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宋永岳《亦复如是》，俞蛟《梦厂杂著》，潘纶恩《道听途说》，吴炽昌《客窗闲话/续客窗闲话》等。这些小说以往通常作为传奇小说出现于各类相关论著中，人们关注的重点一般是其中传奇佳作，而对于其中写实性轶事小说关注不够。从这个角度看，从轶事小说角度对它们予以关注，也应该是轶事小说范围需要关注的新目标；第三是部分作者文集开始出现文言小说的内容。如宋懋澄《九籥集》卷五“传”类中就收有作者所撰著名拟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最早蓝本《负情侬传》，卷十又专设“稗”类，专收文言小说。其《九籥别集》总共四卷，除卷一为“尺牍”类外，其余三卷均为“稗”类。其中不仅重新收录了《九籥集》中的《负情侬传》，而且还增加了很多明代重要并产生影响的文言小说作品，如卷二“稗”类《刘东山》和《珠衫》等。另外又如江盈科《雪涛阁集》卷十四专设“小说”一卷，全收文言小说。这个现象说明，小说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堂而皇之地步入大雅之堂，与传统主流文学形式诗文等已经可以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了。其中很多作品成为轶事小说的精彩看点。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