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最初十年回顾与总结[1]

【摘要】本文根据三十年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起步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萌生和缘起、通过研究生课程建设构建叙事文化学研究框架、通过学位论文指导摸索研究方法、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摸索寻求叙事文化学研究理论体系等四个方面的梳理分析，总结叙事文化学最初十年的起步规划情况，并对其尚需提升的空间也提出了分析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叙事文化学   最初   十年

宁稼雨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我本人就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提出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针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自身存在诸多故事类型的现实情况，参考吸收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以故事类型为研究中心，集合诸多相关文献材料，经过梳理后，对其不同时间和空间传播范围中产生的形态异同情况进行文化学和文学分析，进而从中寻找故事类型演变的内在社会历史文化动因。

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研究方法的模式和相应的理论体系，也产生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并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为科学总结中国叙事文学研究领域这一新方法，使之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效应，在南开大学有关部门关心支持下，兹拟以系列学术年度报告方式，将该方法从萌生、形成到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总结，以飨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

本册为本系列学术年度报告第一册，时间节点为1994-2004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起步和雏形时期。

一、萌生与缘起

促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创立来自于几个方面的机缘巧合。

首先是文化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变革需求。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49年以后，文学研究学界基本的理论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派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性坐标。于是，阶级性、人民性、政治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绝对标准。这个标准对于解读把握部分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社会属性和价值是有一定价值和作用的。但它一旦被推向唯一化、绝对化的境地之后，不但本身已经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精神，陷入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泥坑，而且同时也掩盖了许多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自身文学自身规律和特征问题，妨碍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鉴于此，从八十年代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人们从僵化和机械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始寻找和探讨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特征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其次是八十年代引进西方各种文学艺术研究方法之后开展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热潮影响。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学术研究变革需求促生大量海外学术研究新方法的引进和研讨。一时间，“开口不谈方法论，遍读诗书也枉然”。作为这场学术潮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将四十年代以来发源于自然科学边缘学科研究领域提出的“三段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影响八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显学”。与此同时，介绍和总结海外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受此风气影响，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纷纷探索所在领域的新方法突破口。

第三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学界对于八十年代方法论热潮的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学界关于方法论的讨论骤然冷却。但这个冷却不是消亡，而是冬眠之后的再生。在这冬眠期当中，学者们没有完全沉睡，是进入冷静反思分析八十年代方法论热潮的得失利弊，寻找符合中国国情和学理的研究方法。

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本人对八十年代方法论浪潮所存在弊端的总体印象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其中既有各种新方法的走马灯登场，也有各种新名词的狂轰滥炸。这些表面现象所折射的深层实质还是中西体用关系定位问题，也就是说，仍然没有跳出鸦片战争以来“全盘西化”“西体中用”文化价值取向的窠臼。所不同的是，经过文化革命“极左”路线强烈干预影响，国人在饱受国门封闭之苦后，一旦大门打开，大有饥不择食，消化不良之弊。

我个人的反思结果是，笼统地说钥匙不好或者锁不好都失之偏离。一把钥匙只是对它能打开的那把锁来说才是好钥匙。对于外来研究方法而言，我以为应该用三个尺度来衡量是否可用：其一，是否弄清其原理和适用对象：其二，是否适用中国本土的研究对象；其三，在用于中国本土研究对象时是否具有调整可塑性。如果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我想外来方法在中国的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是在反思中发现来自西方主题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启示作用。

在以上反思的基础上，我开始注意到西方主题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作用。两者之间能够产生契合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研究对象形态流变的多样性高度吻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一个重要形态存在形式为同一故事主题类型在不同时间空间，乃至各种不同文体形式中存在多种不同演绎形态，这一情况与主题学研究的民间故事完全相似。发源于十九世纪欧洲的主题学研究正是注意到口头传承的途径和时空变化给民间故事带来的多种形态，所以把研究重心放在多样性的故事形态及其背后的文化制约动因。这一视角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所缺少的研究视域。

第五为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建设和其他教学需要。

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方法论讨论对于高等学校研究生课程建设产生了巨大推动力。我本人从1993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在为研究生计划设定的课程中，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如何通过课程建设加强方法论意识的引导和研究能力培养。于是，以上四个方面问题便水到渠成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合理借鉴吸收西方主题学方法，用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方法论系统课程内容。同时将此课程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主要理论指导，将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作为这一研究方法的主要实践园地，逐渐摸索实践一种适合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程序。

在以上各种机缘汇拢的基础上，我产生了寻找一种针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新方法的念头。但因为此事关系到一个学科方向的研究方法更新，需要严密的思考设计和一定时段的实践演练。为此，我从1993年开始，计划通过研究生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以及部分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摸索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和操作程序。

二、通过教学渠道摸索勾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框架

从1994-2004这11年间，通过教学渠道摸索勾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体工作是硕士研究生课程，旁及硕士和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实践结果证明，这个构想基本取得了成功。

硕士研究生课程从1994年开始开设，考虑到此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刚刚开始设想，并不成熟，其基本框架模式从借用西方主题学研究开始，所以课程名称暂时使用“中国文学主题学”。至2004年共开设十轮。听课学生包括两部分：一是我本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二是本专业其他导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对于我门下研究生而言，该课程是进行学位论文写作的详细指南；对于门外其他研究生来说，该课程是扩大知识视野，为专业学习研究提供参考的渠道。

该课程第一版本教案最初设计分为三编：

第一编：《叙事文化学的范畴、对象和方法》。下分三章：

第一章：《什么是叙事文化？》，下分三节：分别陈述介绍什么是“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

第二章：《叙事文化学的对象》，下分三节：分别介绍中国叙事文学文献、中国文化要义、叙事文化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第三章：《叙事文化学的方法》，下分三章：下分三节：分别陈述介绍主题学、原型批评、文化批评；

.第二编：《主题例示》，下面每个故事例示为一章，共八章：孟姜女、王昭君、杨贵妃、牛郎织女、白蛇传、观世音、孙悟空、西厢记。

第三编：《体裁例示》，下分四章：

第一章：《章回体及其文化蕴含》

第二章：《话本体及其文化蕴含》

第三章：《世说体及其文化蕴含》

第四章：《传奇体及其文化蕴含》

这个设计大致体现了最初设想的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基本内核，其中包括：1，以故事类型为基本研究单位；2，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作为基本研究程序；3，用传统文献考据方法作为基本文献搜集手段；4，用文化批评作为基本研究视角。

由于是最初设计，也有些考虑不周和欠妥之处。比如第一编缺少一个绪言或导论，陈述叙事文化学研究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等。第二编的设想是按照这种方法研究的成品形态，有一定前瞻性，但在发轫起步时期还只是规划。第三编考虑到了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文学角度观照，但文学观照除了体裁，还应该包括其他方面，所以还有完善补充的必要。

第一版本教案经过两年教学实践和学位论文指导后，从1998年开始使用第二版本教案。与第一版本相比，第二版本作了如下调整：

1，把第二编、第三编置于附录，作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备选可探讨、可发展空间；

2.增加了引言。引言中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从强调方法论问题重要性入手，引出建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必要性；二是分析描述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提供学理支持；三是提出西方主题学研究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参考价值。

3.把原第一编三章内容作为课程内容主体，分别加以细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章《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对象》第一节《文本在叙事文化学方面的应用》下面，增添了一个小节《关于主题类型的确定》，该节在对比主题学“AT分类法”分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分类原则，即把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分为四种：人物类、题材类、事件类、器物类。这个分类尽管还不尽全面和完美，但它的意义在于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题类型类别大致划清了范围界限，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整体规划有重要价值。此外，在第二章关于叙事文献的搜集方法、叙事文化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第三章关于主题学对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参照作用、关于故事类型文化批评的几个视角分析等，均在较大程度上细化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厚度。

经过第二版本教案的整理和教学使用，叙事文化学的体系框架有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尤其是几个关键性部分得到了补充和细化。

在第二版本教案基础上，经过几年教学实践和思考调整，叙事文化学研究在整体构想方面又有了较大提升。从2004年开始使用第三版本教案。第三版本教案在体系框架上与第二版本基本相同，但在一些细节上更加深化细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版本第二章《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对象》第一节《文本在叙事文化学方面的应用》增添的《关于主题类型的确定》一节中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分类所列“人物”“题材”“事件”“器物”四个类别，在第三版本教案中更新为”“自然”““”怪异”“”“人物” “器物”“动物”“综合”六类。这个改动使得叙事文化学关于故事类型的分类趋于合理和定型，是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框架走向系统化的关键性一步。这项工作得到推进的原因在于，从1999年开始，叙事文化学研究从课堂教学和学生论文指导走向学术研究。其标志是我于199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

通过11年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位论文指导，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在不断调整探索中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相应的操作方法，并且开始向学术研究方面发展，使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为中国叙事文化学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通过学位论文实践探索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

从1994年到2004年，我本人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有七篇采用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指导本科生学位论文有6篇采用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这些学位论文一方面将叙事文化学研究从课堂教学变为学术研究实践，在实践中验证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为叙事文化学研究摸索出一些课堂教学尚未顾及或细化的地方，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全面探索尝试探路。

通过梳理这个期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发现这些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叙事文化学研究摸索出一些经验和规律：

1.在摸索中明确故事类型选题范围对象

2004年第三版本教案使用之前，我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指导学位论文在选题方面没有宏观的统一规划和分类体系，基本上是围绕个案故事主题类型做自由筛选。在这个自由筛选过程中，叙事文化学研究逐渐摸索确定把个案故事类型作为该方法研究的主体对象。

在此前课堂教学中已经大致勾画和交代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对象为叙事文学主题类型，但这个主体类型应该掌握到什么分寸，我心里并无绝对把握，加上听课学生对此理解各有不同，所以在理解和操作上对于研究对象分寸的把握出现过一些分歧。其具体表现就是，故事主题类型是掌握到某一故事的具体个案故事类型，还是包含若干个案故事在内的意象故事类型。这个分歧导致这个时段学位论文选题（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按照意象故事类型层面操作，如：《中国古代时差故事源流考析》《妒妇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这种方法的研究对象范围大于具体个案故事类型，但能够在对比中衬托出个案故事类型的分寸范围。

另一种就是严格按照叙事文化学研究具体个案故事类型的规格来掌握，采用这种方法写作的硕士和本科学士学位论文共有15篇，选题范围大致涉及三个方面：1.神话传说故事（《精卫填海故事的演变》《西王母故事的演变》《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韩湘子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月老红线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蕴含》《刘晨、阮肇遇仙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九天玄女形象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湘妃故事嬗变研究》），2.历史人物故事（《卓文君私奔相如故事流变》《木兰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观照》《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杨妃故事嬗变研究》《钗头凤故事的演变》），3.文学人物故事（《聂隐娘形象嬗变及其文化心理透视》《李慧娘的主题原型及发展探究》）。

从以上选题可以看出，尽管没有统一的分类体系规划，但从选题类型分布情况看，按照意象故事类型掌握的选题数量不多，能够对比出意象故事类型与个案故事类型之间的区别界限，对于把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确定为叙事文化学研究选题对象具有衬托作用。

在采用个案故事主题类型写作的选题范围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选题一方面基本涵盖了后来叙事文化学研究个案故事研究选题范围的几个基本类型，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故事类型系统研究做了必要铺垫。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选题对象范围问题，在这个时段基本开始定型。

2.关于学位论文文献搜集工作的一贯坚持

文献工作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亮点。叙事文化学研究区别于意象主题研究和以往戏曲小说同源关系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文献材料掌握方面的无限充分。这一点在最初的叙事文化学研究构想中就非常明确和坚定，而且一直持续和坚持下来。

在叙事文化学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中，文献搜集工作始终占有重要比重。课堂教学40课时中，大约三分之一时间用来进行围绕故事类型文献搜集来进行的相关知识传授，并且布置大量课外练习作业进行文献考据能力训练。对于文献搜集工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既是高水平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也是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能够站立的牢固根基所在。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时段中古籍数字化工作尚未普及和广泛使用。能够使用的网络资源基本只是知网所收1978年以后研究论文的检索。大量与个案故事类型相关的原始古籍文献文本基本只能通过人工翻阅检索方式进行。这样的工作量巨大，难度很高，不但有大量的铅排本工具书，更有很多未曾排印的线装古籍。即便如此，能够找到这些古籍他们都会获得满满的成就感。而最令他们痛苦的是有时翻阅半天、一天甚至几天都完全一无所获。这对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普通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当时有的女生因为查找文献材料的艰难，有时甚至相拥而泣。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不但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而且用自己的艰苦实践得到的文献搜集成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奠定扎实的材料基础，同时也证明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关于文献工作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尽管从1994至2004这十一年间时间跨度很大，参与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写作学位论文写作的学生完成论文数量也有十多篇，所有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或长处，就是文献材料工作的扎实和充分。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能够坚持并取得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3.关于论文写作框架和结构设计

这个时段的三次教案版本中，均无具体论文框架设计样例。所以这个时段的学位论文需要在教师指导下自行设计论文框架结构。经过这11年15篇学位论文的实践摸索，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学位论文大致形成以下基本框架结构模式：

首先是绪论（引言）部分。作为学位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一般应该包括选题价值、研究现状分析，本文研究思路等几个主要部分。但就叙事文化学研究自身而言，尚处于起步草创时期，如何把学位论文的一般格式规则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论文上来，实践中还有一段摸索合榫过程。本科学年和毕业论文受规模和篇幅限制，这绪论（引言）展开空间有限，情有可原，但早期部分学位论文在这方面也有可完善加强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距离规范的学位论文绪论格式要求也越来越近。《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木兰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观照》《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在绪论格式规范与叙事文化学方法融合上掌握得较为圆满，为后来的学位论文起到一定示范作用。

其次是文献综述部分的方法掌握。这部分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学位论文的重头戏。此前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掌握的全部文献材料需要在阅读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表述，成为清晰描述勾勒该故事类型形态演变发展的线索图，为后面的文化分析做好准备。这部分在处理过程中也存在学位论文一般格式规则与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相接榫的问题。对于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研究来说，这部分的文献学意义在于，既需要把全部相关文献材料交代清楚，又需要把该故事类型演变发展线索中的异同变化情况描述清楚，为后面文化分析提供素材。这对于论文作者宏观驾驭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当发现部分作者最初在处理文献综述时出现过类似资料汇编的简单材料粘贴现象后，我们把杜绝这种现象作为文献综述写作的警示灯，受到大家关注警惕。从7篇硕士学位论文看，文献综述的处理方法逐渐明确清晰，为叙事文化学学位论文写作积累有益经验。

第三是文化分析部分的结构处理。这部分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学位论文写作的主体。其主要任务需要把该故事类型在不同时间和文体载体中所发生的形态变异情况梳理清楚，并分析论述各种形态变异情况的文化动因。为实现这个目标，叙事文化学研究学位论文在结构框架处理上逐渐形成两种模式：一是先纵后横，二是先横后纵。“先纵后横”是指文献综述后的主体文化分析部分先按时代先后顺序按章排列，每章下分析该故事在该时代的文本形态变异中所呈现出几个不同的文化侧面（如宗教、政治、地域、婚恋）；“先横后纵”则是指文献综述后各章为横向的文化侧面（如宗教、政治、地域、婚恋），每章下则分析该文化侧面中不同时代的演变轨迹及其原因。从这个时段硕士和本科学位论文情况看，最早的学位论文在此问题上认识尚模糊，后来采用“先纵后横”者占少数，多数作者采用了“先横后纵”模式，并成为后来学位论文写作框架结构设计的主流。

4.关于文化分析

在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中，文献挖掘和梳理固然很重要，但它好比是烹调的食材和服装制作的布料，是材料基础，不是制作主体。文化分析才是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重心。

叙事文化学故事个案研究把文化分析视为研究重心，是基于这样的学理认知：一个时代的文学外在表现样貌，是受到所在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挖掘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既是一般文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也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重中之重。但相比之下，故事文本的文化分析，其难度要远远超过文献挖掘和梳理。文献挖掘梳理主要需要坐冷板凳的功夫毅力，而文化分析则更需要学识学养和思辨悟性。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在课堂教学几个版本教案中，文化分析都是重要的介绍部分。但文化问题本身涉及知识背景广阔，情况复杂，文本形态又千差万别，在有限课堂教学很难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地解决故事类型的文化分析问题。只能大致梳理出文化分析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为可能的切入角度，给论文写作者提供思路参考。写作者根据课堂教学提示，结合故事类型文本实际情况，对该故事的形态演变做不同角度的文化分析。

本时段硕士和本科生学位论文在文化分析方面明显有从模糊到清晰摸索演进的痕迹过程。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杨妃故事嬗变研究》（2000年）在文献综述之后，只列出《杨妃故事的主题思想演变》和《杨妃故事的情节演进》两章。而紧接其后的《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2001年）则把西施故事的文化分析分为《西施故事与吴越文化》《西施故事与历史意识》《西施故事与美女祸水》《西施故事与生命情绪》四个部分，文化分析的格局模式明显确立。后来的几篇学位论文大致按此模式运行，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分析方式。

四、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摸索寻求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

创立一门前所未有的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不仅需要有扎实有效的实践探索，更需要有科学的体系构想和学理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要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学科，其最高难点在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设置。其难点主要在于，它的理论内核来自西方主题学研究，但如何根据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将主题学研究的合理内核融汇化用其中，是叙事文化学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核心问题。

为达此目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从90年代初开始思考规划，从1994年开始正式进入研究生本科生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但在2007年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理论建设探讨的文章。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用较长一段时间在实践中进行摸索探讨，寻找主题学方法与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融汇点，在此基础上再进入到理论升华的层面上。

尽管这个时段没有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正式的理论研究文章发表，但我们通过叙事文化学研究工作已经开始的两个具体渠道中去摸索和规划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内涵：

第一个渠道是课堂教学摸索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和个案研究程序。在最初的第一版教案中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中，大体构想和规划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中也大致包含了几项叙事文化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要素：

1.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老化强调文学研究方法论重要，引发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探索的必要；

2.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提出叙事文化学的学理依据；

3.通过分析文本在阅读研究中的不同位置，为叙事文化学研究寻找理论支撑；

4.提出全方位掌握故事主题类型文献资源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理念范式的核心基础价值；

5.提出文化批评在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

6.通过与比较文学的对比，认清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术性质归属。

第二个渠道是开发叙事文化学的宏观体系框架建构，开始系统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工作。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1994年课堂教学起步，逐渐应用于硕士生和本科生学位论文写作。这些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经过几年的教学和学位论文写作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们应该从属于其背后由诸多个案故事类型组成的中国叙事文学类型体系。为了把叙事文化学研究推向深入，使之成为科学体系，还需要参考借鉴西方主题学“AT分类法”的方法体系，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1999年，我本人申报一项以作为叙事文化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获得立项批准（项目名称：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项目编号：99BZW014，结项时间：2005年，出版时间：2012年，出版书名：《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2]。

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来说，这个项目的工作意味着叙事文化学研究在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于全部个案故事类型进行分类的索引编制工作。索引编制工作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并行，形成叙事文化学研究相互联系和支撑的两大组成部分，为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走向系统和科学化，提升了一大台阶。并且也为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探索提供充分的实践例证。

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而且首先也面临相关深层理论问题。没有对这些深层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决断，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编制就必定陷入盲目性当中。这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

1.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中萌发“体用关系”认识

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索引编制工作的方法来源于对西方主题学研究“AT分类法”的借鉴。但在借鉴使用过程中却面临一个怎样借鉴，是全盘照搬，还是根据中国叙事文学实际情况加以改造的问题。由于“AT分类法”的研究对象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故事，而且参考使用的文献资源以西方民间文学文献材料为主，而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书面文学为主的叙事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照搬“AT分类法”，就未免削足适履。这就需要根据中国叙事文学故事文献实际情况来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当时这样的操作思路和方法虽然还比较朦胧，没有明确上升到“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这一“体用关系”层面上来认识，但其工作内容已经涵盖并实践了这样的认知。

2.索引编制分类设置中分类体系的逻辑关系认识

在索引编制过程中自生萌发的“中体西用”认识，主要来自于索引编制中分类体系设置的比较和思考。“AT分类法”根据西方背景下的民间故事主题学研究需要，将浩如烟海的世界民间故事主题类型分为五个，即动物故事、普通民间故事、笑话故事、程式故事、未分类的（难以分类的）故事。除了上文提到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在书面文学和中国本体两个基本特征不同于主题学关注以西方为中心的口头传承民间文学这两点之外，我个人对“AT分类法”所采用的分类逻辑有保留看法，在我看来，在“AT分类法”“的分类中，各个类别之间不是同类可比的平行并列关系，比如“动物故事”属于物种属性，与之同类应该是“人物故事”或“器物故事”，但“笑话故事”“程式故事”的类别属性则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根据中国叙事文学生存形态的实际情况，按照同类可比的原则，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分为“天地”“神异”“人物”“器物”“动物”“事件”六类。这个分类一方面表现出对于西方主题学故事分类体系的合理吸收，又表现出根据中国叙事文学实际情况对其作出的改造，无形中体现出“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

3.索引编制的阶段性系统安排。

考虑到中国叙事文学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的实际情况，为使索引编制摸索经验，稳妥进行，我们采用分段编制，最后合成的方式。计划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按照朝代顺序分为先唐、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五编，待五编分别完成后合成为一体。这次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体规划的第一编。该编基本上实践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础理念，为后面几编的索引编制奠定了基础。

这个情况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此前实验性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培养，开始进入教学和科研并举，并相互促进，推动叙事文化学研究向深入发展的成型阶段。

结语：成绩和待提升空间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筹划思考，从1994年开始正式进入课堂教学实践，经过硕士和本科生学位论文写作实践和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到2004年走过11年历程。此间中国叙事文化学初步形成研究模式和规模，也为其进一步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刚刚起步，筚路蓝缕，有成绩，也有待提升空间：

从成绩方面看，这11年间，中国叙事文化学从无到有，初步完成了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系统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格局的构想和实践。尤其是在11年间不断的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写作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打磨更新，不但使叙事文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方法渐趋成熟并趋于稳定，而且也为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搭建了基本蓝图和框架，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成为一种有学理依据，有完整框架体系和知识结构，有具体操作程序，经过数年教学和学位论文实践，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比较成形和完整的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新方法。从发展前景看，这种方法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更新，为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新的研究范式。

从有待提升的空间来看。“万事开头难”，尽管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也取得可观成绩，但从一种成熟和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创立的角度来看，还是有许多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1.         提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理依据和创新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2.         叙事文化学体系框架和知识结构，还有待充实完善；

3.         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只完成到先唐部分，唐代以后还有待补充衔接；

4.         叙事文化学研究尚无学术研究论文问世，还有很大的提升发展空间。

以上所有这些说明，叙事文化学已有的成绩证明它跻身学界的合理性，而它存在问题和有待提升的空间则为其走向深入发展指引了道路和前进方向。朝这个方向继续深入挖掘下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必将会再上新台阶，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宁稼雨: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2]陈翔鹏: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A］.主题学研究论文集［C］.台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20年第五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