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周有光:应用“华夏文化”代替“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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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ning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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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周有光:应用“华夏文化”代替“国学”
2010-03-05    吴虹飞    成都日报



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洋灯变成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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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

105

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

5

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张开,很认真。

105

岁的周有光,知道“谷歌”的纠纷,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

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

4

间。“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

4

个月,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用。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

50

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

50

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也没加入。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







  说到妻子张允和,他说:“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

93

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

93

”这个数字,画个圈。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

100

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国家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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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被称作“汉语拼音之父”。原名周耀平,

1906



1



13



生于江苏常州,

1927

年上海光华大学毕业。

1927

年至

1948

年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也任职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纽约和伦敦。

1949

年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1955

年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等职。先后发表《汉字改革概论》《新语文的建设》《世界文字发展史》等专著

2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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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

[align=center]婚姻观:既爱又要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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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

以下简称记

)

: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

(

以下简称周

)

: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

3

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国外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

(

张兆和

)

的恋爱是另一种。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才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记: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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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记: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在这个社会里不能没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

70

年,美满

70

年。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乐观,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align=center]汉字拼音化,再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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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

(

形意

)

文字时期,古典

(

意音

)

时期和字母

(

表音

)

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

3

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

3

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

600

年没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认出来了。我在

1956

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上世纪

80

年代我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汉字有没有

1000

个?他以为

1000

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

7000

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

100

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

500

年吧!







[align=center]用“华夏文化”代替“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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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记: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我是学经济出身,

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我从

50

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

80

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文化不分国家。







[align=center]有些社会科学还是玄学



[/align]



  记: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经济方面有

3

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但也在低级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

105

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记:您如何看待我国的发展现状?







  周: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是不行?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

90%

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

12

个根服务器,

9

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

3

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一些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







  整个来讲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超以象外,得其寰中。

2010/3/6 11: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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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者还什么都问,不过周先生的回答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