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作业（修改版·马熙） - 传统文化与文学

集部作业（修改版·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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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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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修改版·马熙）

集部所见古代学术思想之变迁

一、集部的从无到有之所见

1.汉唐目录中集部的从无到有

《隋志》设集部，《汉志》有诗赋略而无“集部”之名。《隋志》集部的出现是汉唐间目录学内部变化层累的结果。

晋荀勖《中经新簿》首开四部分类之先例，将各家文类之作收录在“丁部”；晋李充《晋元帝书目》因而未改，仍称“丁部”。至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又借鉴了“七略”的分类系统，其中《七志》列“文翰志”，《七录》设“文集录”。阮孝绪《七录序》中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

上述材料中，阮孝绪明确解释了他为何首先使用“集”这一名称而将王俭的“文翰志”改为“文集录”。《隋志》中使用集部这一名称，应该说，是继承了阮孝绪的做法。所以，《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说： “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也就是说，《隋志》分类上渊源于《汉志》诗赋略，但名称上，无疑是承袭了阮孝绪“文集录”采用“集”这一名称的做法。

2.集部的从无到有与汉唐间“文”的变化

《隋志》对于王俭《七志》“文翰志”、阮孝绪《七录》“文集录”中的“文”字，作了弃用，这背后应该说有两方面的时风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一是集部所收作品性质与其他部类的交涉，二是当时对于“文”的理解。换言之，是集部所收书，不能仅仅理解为其只限于“文学”类。

首先，有关集字，《说文解字》云：羣鸟在木上也。《隋志》同时代的颜师古所注《汉书》中，则如此阐述的：辑与集同，辑，和也。又谓，“集，谓合聚也”。

其次，六朝隋唐时期集部的收书范围，据任昉《王（俭）文宪集序》中所言，为一家之言，则不列于集：

昉以笔札见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缀缉遗文，永为世范。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

这也就是说，在任昉时代的通行观念来看，若王俭《古今集记》《七志》这样属专书性质流行于世的，不能入于集，专书以外，乃列入“集”。这也和颜师古《汉书》注重所谓“合聚”、“辑和”的解释相通。这一点《隋志》“别集”序中也有阐发，其言曰：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

这里称“别聚”而名之为集，说明的正是此种于专书之外，聚合文章，以成书部的情形。所以这一收书的标准，就造成当时别集、总集之中，虽然也有近似于今日所谓文学的作品（即《文心雕龙》中所谓文、笔两类作品），但也不乏旨在施用而为经义、传记、论辨、政务之文。如《隋志》中所载诏集区分四十一卷、魏朝杂诏二卷、晋咸康诏、杂露布十二卷、山公启事、政道集、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九卷等表状书启、奏令、诏议、书记之类，是用于政务的文字。正如《文心雕龙》中评价书记类所说， “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可以说，这一类的文章作品，应该属于史部的性质。除了作为政事先务的这一类文字外，《隋志》集部中还收有不少短篇论辨、杂说之类，如：陶神论五卷、杂论十卷、正流论一卷，论其性质，多近乎子部而非文学。

这种集与经史杂涉，还见于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的记载： “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 ‘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 ‘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 ‘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此外，在《隋志》之前，目录学中四部之学的架构已经确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理解“文”之内涵的分化、丰富，以及“文”与六经、子、史的交联如何理解，在《隋志》稍早前的时代里，争论颇多。如《文心雕龙》里，针对颜延年所说“言”“笔”与经典、传记的关系，而立 “文”“笔”之说：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为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

《金楼子》序中所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古人之风也。修天爵以取人爵，获人爵而弃天爵，末俗之风也。古人之风，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风，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很显然，上面颜延年、刘勰、梁元帝对于“文”“笔”的阐发中，都在回应“文”与子、史、六经的关联。这也决定了，文无法单用于丁部而作文集部。因此，《隋志》中尽管在集部总序中十分强调文、文体，但《隋志》仍然要从六经之余的脉络来阐发文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文”不能单为集部所据：

文者，所以明言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

可以说，《隋志》集部这一名称的使用，反映了当时学术对 “文”与六经关系的认知，以及集部本身收书与子史之间的交联。

二、集部类目变动之所见

1.历代目录中集部类目变动的概貌

《隋志》云：“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也就是说，相较于《汉志》，《隋志》在名号上的变动，是集部之名的出现；在内容实质上的变动，是从《汉志》诗赋略之五家，引申而合为三种，这三种，即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

《隋志》对集部从名义到体制上的确定，至此为历代目录所沿袭。如《旧唐书经籍志》中为：楚词类一，别集类二，总集类三。《新唐书艺文志》亦因之，但《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在集部最后附了“文史类”：

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二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

这四部是，李充翰林论三卷，刘勰文心雕龙十卷，颜竣诗例录二卷，钟嵘诗评三卷。这一文史类的分类，在崇文总目中，得到了高度重视。《崇文总目》废黜“楚辞”类，而增入“文史类”，而成总集、别集、文史三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遂初堂书目》都沿袭了“文史类”这一做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楚辞、文史二类并立，“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史类”。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集类，分为：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

至《四库总目》在沿袭、综合《隋志》体制以及历代目录的基础上，则在集部中正式增入诗文评、词曲类，合而为集部下的五大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2. 《总目·集部总叙》对集部的认识

《总目·集部总叙》讨论了集部分为五类的原因，并将文章之学的源流溯及屈原，而非《隋志》中所谓“唐歌虞咏，商颂、周雅”，这都是与《隋志》不同的点。《总目》与《隋志》在集部分类取舍、以及对集部源流的认识上的差异，涉及到二者如何认识集部之学，尤其是集部与治术的交联。

《隋志》中有多处从扶助王化的角度来强调集部之学的特殊性，如 “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又如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又如“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这些都反映出《隋志》十分注重于从政务经术、国家盛衰的层面来强调集部之学的特质与其功用。这正是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脉络下来界定集部之地位的。

相较《隋志》而言，《总目》往往将集部之学限定在文翰词章之作，而认为其与朝廷政务之盛衰关系疏远。这里且举两例，一是《总目·集部总叙》中这样说：

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集部中别集案语中更谓：

诸史著录，但有《别集》、《总集》之分。《文献通考》始于《别集》之内析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考奏议皆关国政，宜与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列之于《集》。《诗集》亦属《别集》，必欲区分，则有文无诗者将又立《文集》一门，弥滋繁碎。今移奏议入《史部》，而《别集》、《诗集》则不复区分。惟歌词体卑而艺贱，则从马氏之例，别立《词曲》一门焉。

造成《隋志》与《总目》的这种差异，与二者分处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时代有相当的渊源。《隋志》身处士人文化蓬勃兴起的时代，文学与士人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文学被不断赋予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目》身处市民文化蓬勃的时代，这一时期文学与市民生活的联系空前紧密，《总目》以词曲列入集部，正反映了这一背景。

3. “文”“史”的分离与目录学中诗文评类的增列

《四库总目》叙“诗文评”类的渊源与演变，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着，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无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从上引小序，可以看到 “诗文评”类是如何发展的。首先，《总目》指出《隋志》将诗文评类附于总集，《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这里的《唐书》指的即是《新唐书艺文志》。前面已经提到，《新唐书》将李充翰林论三卷，刘勰文心雕龙十卷，颜竣诗例录二卷，钟嵘诗评三卷，列于“文史”类。因此，“诗文评”类的前身，就是《新唐书》中所设的“文史类”。

“文史类”的设置，《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等都单独列于集部下。而从《新唐书》设文史类到《总目》立诗文评的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首先，是《通志》中对“文史类”所作的改变。郑樵《通志》就分列 “文史”与“诗评 ”二类，将《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 “文史”，而 “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像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这可以视作文学评论史中诗、文评论的分立。

《通志》之外，《郡斋读书志》中所见有关“文”“史”评论的分离，也很值得关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说：

前世史部有史抄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抄云。

《玉海》卷四十九、《文献通考》对此都有引用。可以说，这是史评从附属于集部之“文史”类而独立的标志。“类中诗评独立、史评又从中分立而入于史部，造成原来的“文史”类下收录的就变为了文评与诗评，其结果自然就是集部的“文史”类一变而为“诗文评”。最早使用“诗文评”类的，则是焦竑《国史经籍志》。《总目》中设列“诗文评”类的目录学渊源，即在于此。

以上是“诗文评”类出现的目录学层面渊源。而诗文评类发展过程中，其与史部的关联，似也很值得关注。《新唐书艺文志》中，将史通，释史，史例，沂公史例，裴杰史汉异义等都列在“文史”类。而到了《总目》中，这些著作被列入独立的史部史评类下。

这反映了两点，一是，相较于论文来说，论史要滞后得多。二是反映了宋明学术的新动向。《总目》在小序中说：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无之论。

4.总集的变化

《总目》有关别集与总集的论述，相较于《隋志》中有关总集、别集的渊源，颇有一些可以注意的点。

首先，是《隋志》中述总集之流变，是自建安以下开始：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总目》中，尽管仍然坚持《隋志》中别集早于总集出现的判断，但在渊源上，将总集含蓄地上追于《诗经》：

《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

其次，是《总目》相对于隋志在总集的理解与定义上做了发展《总目》说：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

这就突破了隋志文集总钞，总集的功能扩大到：一方面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求精；另一方面，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即求全。求精则为文章之衡鉴，求全则为著作之渊薮。

第三，是总集对文章流别的推动作用，往往容易形成流派。如西昆派以西昆酬唱集得名，理学派以文章正宗、濂洛风雅划定范围。这都在总目中有所体现。《总目》中说：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西昆酬唱集》提要：

初不縁文体发也。其后欧梅继作。坡谷迭起。而杨刘之派。遂不绝如线。要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镕铸变化。自名一家。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80.

3.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商务印书馆.2011.

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77.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7.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2009.

8.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9.宁稼雨《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差异及其评价标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