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作业成稿（李帅 11201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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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成稿（李帅 1120130443）

集部作业修改

一、集部的目录学属性与发展流变
所谓集部，是一个目录学概念。简单的讲，它是对个人或群体文学或学术作品汇编的汇编。它往往与经、史、子并置。目录中，凡著述成书而不能纳入经、史、子的作品，往往要归入集部。
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经历了一个自无而有、自隐而显的变化发展历程。《汉书艺文略》中的诗赋略继承《七略》，可视为集部萌芽，收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赋与歌诗，包括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类。此时的诗赋略收录作品性质较单一，文学色彩浓厚，这也预示着集部在其后几千年历史中与文学密切联系。《汉志》之后，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承袭《七略》的分类系统，《七志》有“文翰志”，已亡佚，今人已无法窥其貌；在唐代释道宣的《广弘明集》中所保存的《七录序》中可以看到《七录》的大体情况，《七录》有“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晋荀勖《中经新簿》采用四部分类之法，将各家文类之作收录在丁部。到《隋志》正式确立“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大类。“集部”自《隋志》基本定型之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旧唐志》中分为三类：“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新唐志》中承袭此三类，《宋志》中增加“文史类”，《明志》中删去“楚辞类”，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四库提要》总结前代文学目录的成果，“集部”实现集大成，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五部分。
二、目录学范畴的集部与学术研究领域文学思想关系辨析
集部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是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的集合体。正如目录学意义上的经部与经学、史部与史学、子部与子学具有对应联系一样，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文学具有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密切关系。文学思想的演变贯穿于目录学集部的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目录学的集部为我们欣赏文学作品、研究文学思想提供了物质基础。众所周知，汗漫的文献在漫长历史中由于统治者禁毁、自然淘汰、兵荒战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严重的散佚与流失。而目录学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比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的作品，非常遗憾大多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已亡佚，但是正是目录学的忠实记载让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的文学创作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而《隋书经籍志》记载：“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其中许多书目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消失，但正是有赖于《隋书经籍志》的记录让我们对初唐之前的作品概况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无疑对我们尽可能”还原历史”或曰“逼近历史”，了解当初的创作风貌与学术思想提供了更多可能。换言之，我们可以依据目录学的集部占据更多与文学现象相关的信息，为我们研究文学思想与学术风貌提供基础。
同时，我们亦需看到文学思想演变给集部在类目变更与体例编排方面带来的变化。换言之，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为我们了解文学思想嬗变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角度。兹试以《汉志》《隋志》《四库提要》为中心将目录学中的集部现象与学术研究领域的文学思想进行勾连。
（一）、《汉志》集部：文学的政教实用化与“杂”文学观端倪
文学一词在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动态演变。先秦时期被称为前文学批评时代，文献典籍方面的学问谓文学，比如《论语》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中的文学即是此意。至汉代，《汉志》一定程度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演进，将诗赋与其他门类相区别，并将赋细分为屈原赋、荀卿赋、陆贾赋、杂赋等五类。体现出明确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分类意识。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汉志》序言看，汉代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
《汉志》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专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作者在追述诗赋起源与发展脉络时，批评了那些“没其风谕之义”的辞赋创作，并强调了乐府采歌谣“观风俗，知薄厚”的实用价值。作者对这一类作品反映现实给予充分肯定，体现出重视文学社会功用的学术思想特点，具有政教实用化色彩。而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汉代尊儒、依经立义的意识形态产物。
此外，还需要注意一点，此时的诗赋略是后来集部的前身，它著录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文学性质的，此一点对以后的集部分类属性混杂有深远影响。例如《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蔡邕集》12卷，包括诗赋、碑、诔、铭等多种体式，《诸葛亮集》不仅包括了文学作品、亦杂有兵书、奏折等。此类情形在《四库提要》中亦不胜枚举。体现出“杂文学”观念。（待补充）我们今日所言文学往往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而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文学以“杂”的面貌出现。昭明太子编《文选》，理论上所定的文的标准为“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汉藻”，但实际上其中三十几类作品和《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三十几种文体仍然涉及诏、册、表、启等应用性文体。
（二）《隋书经籍志》：文学繁荣与文学进一步独立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到达自觉时代，对文学自身属性的关注超越以往。无论文笔之分的争论还是对文学价值给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评价，抑或“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漫，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这一文学审美特征的追求均体现了这一点。隋唐文学正是沿着文学独立化，审美自觉化的路线走向全面繁荣。而《隋志》集部灵敏的捕捉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繁荣现象。
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
1、别集大量涌现
所谓别集是指个人作品的集合。《隋志》小序称“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这一定义体现出对创作主体与创作个性的自觉认识。
《隋志》载，集部共著录“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百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东汉至魏晋，别集何以如此丰富？一个重要原因，和东汉后历代统治者较为重视文化事业有关。《汉志》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此外，曹魏政权亦雅好文学，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大量创作，建安文坛一片繁荣，环绕在曹操之外又有建安七子，取得丰硕的文学成果。此后，南朝君主亦爱好文学，它们进行了大量创作且形成文集。根据《隋志》记载，有《宋武帝集》二十卷、录一卷，《宋明帝集》十卷、《宋孝武帝集》三十一卷，《宋废帝景和集》十卷，录一卷，《宋明帝集》三十三卷等。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可以说，统治阶级的兴趣爱好毫无疑问促进了文学创作与别集大量涌现。
2、总集空前繁荣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序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明确交代总集繁荣的前提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繁荣，即“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同时亦指出，其编纂的最初动机是“苦览者之劳倦”，是为了为读者浏览阅读提供便利而兴起。
3、重视文学自身审美属性
东汉至初唐文学作品愈发重视作品的情感与创作个性，体现出对文学自身审美属性的认识与关注。《隋书经籍志》言：“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情灵无拥”与“叙事缘情”事实上，是对东汉至初唐这一段时期文学走向独立的现象的一种反映。
（三）《四库提要》集部
至清代《四库提要》实现了集部的集大成。分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五部分。
其中诗文评标志文艺理论形成体系的现象尤为可喜。
《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文艺理论专著开始在目录中出现时，被录入《隋志》总集类，当时这类作品凤毛麟角，难以独立成类，正如史部一开始附录在《春秋》之后的状态一样，是一种尴尬的依附状态。后来，这类著作往往与史学中的史评混为一谈。如《文献通考》《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均在集部设立文史类，兼收史评与诗文评。至《四库》正是将两者分开，体现文学与史学分离的特征，进一步打破文史哲不分家的状态，彰显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术门类的独立性。正如朱自清所言：“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依附在总集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余论：集部与经、子两部之关系
经史子集关系错综复杂，密切联系。吕思勉《论读经之法》说“四部”之别曰：“吾国旧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而四者之中，集为后起。盖人类之学问，必有其研究之对象。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固无所谓集也。然古代学术，皆专门名家，各不相通。后世则渐不能然。一书也，视为记载现象之史一类固可，视为研求现象，发明公理之经、子一类，亦无不可。论其学术流别，亦往往兼搜并采，不名一家。此等书，在经、史、子三部中，无类可归；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称之曰“集”。此犹编新书目录者，政治可云政治，法律可云法律，至不专一学之杂志，则无类可归；编旧书目录者，经可曰经，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丛书，则不得不别立丛部云尔。”依照吕思勉的观点，集部是其他三部为了实现文体自我净化而特立的产物。
纵观四部，我们意识到各部经常有串门现象。这些现象往往和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发展水平有关，但是通常都有共性，即受到政治干扰。
集部与经部：
考察《诗经》性质，以今人之观念，完全是一部诗歌总集，应该归入集部，但是何以归入经部？这是由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儒家非常重视《诗经》政治实用功能，往往将其作为外交工具为政治服务。如《左传》记载，诸国大夫出使他国，往往要以诗经中的诗经作为应答。诗经语言成为一种外交辞令。而儒家大一统的优势地位势必带动《诗经》地位提高，将其列为经部。

集部与子部：

章学诚《文史通义》认为文集兴盛与子学衰微有关：“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盛……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
吕思勉亦曰：“集为后起……此等书在经、史、子三部中，无类可归，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称之曰‘集’。”又曰：“吾国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集为后起之物，古代只有经、史、子三者。……逮于后世，则子亡而集代兴。集与子之区别，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两种说法堪称确评。

参考文献：
1、汉书
2、隋书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5、中国学术思想史稿
6、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
7、吕思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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