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  1120130444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一）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经部书目为中心

    作为“导学者以从入之途”的基础学科，目录学对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乃至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堪称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本文以三者之经部书目为重点观察对象，辅以历代公私书目，力图从部类命名、体例形态乃至所录图书诸方面，管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

    一、经部部类设置与体例演进


作为图书分类概念，经部经历了从无到有、显隐交变的过程。西汉刘歆所撰《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除总论“辑略”外，实际包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个图书门类。至东汉，班固对该目进行了“删其要”、“备篇辑”[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1701页。]的工作，将“辑略”内容分归其余六略。《汉志》无“经部”一词，“六艺”却著录了六经及《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典籍，已经具备经部的雏形意义。


与刘氏父子相比，班固在类目上划分上似无实质突破，但其《汉志》却成为六分法书目的典型代表，同时开创了于官方史籍中著录图书的先例。数百年后，“经部”作为明确的图书分类名词，即诞生于隋代正史的《经籍志》[ 《经籍志》原为唐初官修《五代史志》中的一篇，后附入《隋书》，称《隋书·经籍志》。]中。


但“经部”并非偶然的发明。汉唐之间的几部书目，犹如承上启下的桥梁，变革了《汉志》的分类命名模式，对《隋志》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魏晋以来，文学、史学类著作增多，兵书数术类书籍减少，为了维持部类平衡，西晋荀勖、张华等人的《中经新簿》首次改六略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906页。]。后世流行的图书四分格局已初见眉目。在此基础上，东晋李充所修《晋元帝书目》又将二、三部调换。至刘宋谢灵运、南齐王亮、谢朏所撰书录，悉从四部之例。宋王俭《七志》及梁阮孝绪《七录》作为私家书目的嚆矢，以七分法规划群书，似依《七略》复古，却在名目上变“六艺”为“经典”，增广了这一类目的涵盖性。唐代魏征等人袭用荀勖的分类方法、李充的编目次序，又以概括群书内容性质的经、史、子、集代替甲、乙、丙、丁为部类命名。至此，四部图书分类法基本定型[ 《隋志》于经、史、子、集四部之末，又附有道经、佛经两类；至《旧唐书·经籍志》将佛道书籍归于子录，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四部”分类。]，为后世普遍采纳。直至现当代，《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经、史、子、集后，加丛部，收录善本丛书。]等大型书目在子目分类上依然遵循着经、史、子、集的编排体例。


当然，《隋志》奠定的分类体系也并非被所有书目编撰者奉为圭臬。如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群书分为12类，前四类为经、礼、乐、小学；明代晁瑮《宝文堂书目》以卷系目，上卷有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四类；清初钱谦益著《绛云楼书目》分73类，经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小学、尔雅、经解、纬书16类为首。


书录面貌的多样化与宋代以后的社会文化状况有关。随着经济发展，印刷技术进步，书籍流通更加广泛，民间藏书增多，编纂目录成为拥书众多之文人雅士的普遍选择。在私人书目中，他们便于根据自己的收藏情况和认知水平划分部类。但这种相对的自由性并没有完全打破“四部”规则。“经部”隐去命名置于众类之中，但经部图书依然是目录里最为重要的实体性存在。


在经部（包括作为其前身的六艺略、甲部、经典录等）之内，传统儒家典籍自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后代新增的经典及与经典密切相关的注解、纬书类著作亦往往不容忽视，体现出目录编纂的统一性。然而不同的书目在具体名目取舍、归划与排列上又各具特色，兹以本文副标题中的三部标志性书目为例说明。


《汉志》“六艺”依次著录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典籍，“孝经”类包含了作为解读儒家经典重要工具的《尔雅》《小尔雅》《古今字》以及“无类可隶”[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422页。]的《五经杂议》。《隋志》大体遵照《汉志》，但将南北朝以来多有帝王注疏的《孝经》提至《论语》之前，“尔雅”类和“五经总义”类附入“论语”类，又将能够“解经”的“谶纬”类列于六经之后，“以备异说”。《四库》增“四书”而删“论语”，早已形成规模的“五经总义”书籍单独设类，又将“礼”划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六类，“小学”划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尔雅”入“训诂”；亡佚的“乐”类从“六经”中剥离，降为第九类。


与类目变革相适应的，是编纂体例的不断演变。《汉志》作前序交代春秋至汉代的学术文化状况及《七略》的分类编制情况，所录图书大多仅注书名、篇卷，或有传人、著者的姓名、地域等；书后统计篇数，有小序简述经典的产生与传承。类末总序总结六经作用，指出是时经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隋志》形式上大体仿照《汉志》，但表现出进步之处：在统计现有书目部卷的同时，亦“通计亡书”，加以总和；前序对先代图书流播聚散情况、目录学发展历程作出较为全面的概述；各类书后小序中典籍源流的考镜或采自《汉志》，却更加详赡。


《四库》书目著录的内容及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经部”以《总叙》贯首，对自汉至清各派经学优势与劣势进行客观评价，简要勾勒历代经学发展轨迹，表明“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之撰书宗旨，体现出清人处于古代社会终端，富于总结意识的学术心态；既录书名、卷数，又注版本；设提要介绍作者姓名字号、生平事迹，概述著作始末，对其内容进行简要评价；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广参前代资料，“辨章学术”的意图更加明显；且将各类小序移于书目之前，书目之后或加案语，解释分类归目之理由所在。


作为圣制御撰、“亘古所无”的“钦定”总目，《四库》在整理图书、考源学术之外，还有强烈地谄谀皇权和自我标榜倾向，对于古往今来诸家著录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批驳姿态，常能指出《汉志》《隋志》的失误之处。但《四库》仍然在很多方面吸收内化了前代书目的合理因子。《隋志》虽然没有明确为礼书设类，在具体操作上却是按照周官礼、仪礼、礼记、礼论、礼答问、三礼的顺序辑录书名。考虑到元代延佑以来《四书章句集注》在教育应试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明史·艺文志》中已将“四书”别立一门。在体例上，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率先为经部和部分史部书籍记录版本，堪称版本书目的发轫之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大序、小序置于部、属之前，书后设提要考征典籍情况[ 《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藏解题书目，第一部解题式书目为刘向《别录》，唐代已佚。]。《四库》的系统分类和完备体例有独出心裁之处，同时也是集前代之大成的结果。


可见，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在不断演变中走向成熟，每一次的形态改变既有瞩目现实的自我规划，又离不开对先辈传统的借鉴承袭。




    二、经典来源与属性定位


承袭，折射出一种崇古征圣的深层思想，这在经典来源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从“六艺略”到“经部”，命名设类不拘一格、随时变迁，然所录文献大多以六艺语孟、孝经小学为主。《易》《书》《诗》《礼》《乐》《春秋》为经部之首，后世书籍多据此衍出。然而参照三部目录的话语体系对这些经典的产生与属性稍作了解，我们就会发现，经部图书并没有统一的内容性质或纯粹的文体意义。如《汉志》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1715页。]


再如《隋志》：


自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隋书·经籍志》，904页。]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隋书·经籍志》，918页。]


又如《四库总目》：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以风谣，《礼》寓以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页。]


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义至精，故尊其教于经。而后代锺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室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


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500页。]


《周易》包含象数与哲理，与子部[ 四部分类形成之前，数学占卜多入“术数”、“技术”类；四部成型之后多入子部。]之术数、子书类似；《尚书》《春秋》是史官之作，《礼》为先王所制，均可视为史料汇编；《诗》采自民歌，《乐》常与子部艺术、集部词曲混淆。这些典籍在产生时间上早于后代的诸子论文、史传政书、歌赋词曲，堪称史、子、集部书的始祖。北朝颜之推在《家训》中曾经指出：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早于颜氏的刘勰亦发现经典中含有史传、子书、诗文等可资效仿的质素，《文心雕龙·宗经》有云：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是否可以说，经部的分立标准是有异于其他三部的。六经作为史书、子书、诗赋的源头，之所以不能散入其他部类而统归于“经”，最初与西汉独尊儒术、设立《易》《书》《诗》《仪礼》《春秋》五经官学的统治政策有关。在儒家学派“信而好古”、“征圣宗经”的思想影响下，经书被赋予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的崇高身份[ 此外，对于《论语》《孝经》《尔雅》等书籍的经部定位而言，如王先谦《汉书补注》称：“别《论语》于儒家，遵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尔雅》《古今字》，所以通知经义、经字。”同样体现尊古宗经意识。转引自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98页。]，具有比其他书籍更为突出的典范教化意义。这一点，《隋志》前序中讲得极为明确：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此事，《春秋》教也。”[ 《隋书·经籍志》，903页。]


崇圣尊经思想在维系传统、弘扬文化乃至塑造人格等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又极容易使人陷入固执守旧的误区。《周易·大畜》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尚书·说命下》则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在日常生活、国家政治各方面将古人之训、先王之迹奉为金科玉律。学术上亦复如是。《汉志》《隋志》后序中的相关评述即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色彩：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汉书·艺文志》，1723页。]


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汨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此学者之蔽也。[ 《隋书·经籍志》，947-948页。]


相比之下，《四库总目》的学术态度相对开明，对固守经义、食古不化的学风有所反思：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页。]    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巳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至黄谏之流，欲使天下笔札皆改篆体，顾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语皆作古音，迂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陈禹谟至欲使九边将士人人皆读《左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3页。]


然而四库馆臣于批评他人极端泥古的同时，也不免打着“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的旗号。在编制书目过程中，对“离经畔道”者“掊击必严”。


结合《总目》中书籍的内容与定位来说明。南宋蔡沈《洪范皇极数》原为“书”类，《四库》谓其以象数结合理学，是“非解经之正轨”的“旁门小技”，退于子部术数类。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但有志怪成分，亦被退于子部小说家。《旧唐志》中归于“诗”类的《韩诗外传》被打入“附录”，因其融合诸子杂说、古事古语，“与经义不相比附”。“礼类存目一”更将“好立异义”之毛奇龄的《丧礼吾说篇》责为“颠舛乖谬”，“不特叛经，且背律矣”。对“乐”类书籍的取舍评价，亦“依永和声之本旨”，“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诡词新论，悉斥不录”，将《新唐志》中列于经部的《羯鼓录》《乐府杂录》置子部艺术类。


另一方面，经典至高地位的确立本身即是推行中央集权的需要；宗经崇古的思想传统立足于对先王圣制的顶礼膜拜，体现出浓重的正统意识形态意味，经学与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正导源于此。作为上古时期的象数哲理、史料政策、民歌乐曲，经部典籍与史、子、集图书并无内容文体上的差别，得以单独辑集且贯于群书之首，所依据的正是它们共有的政教色彩。相比于其他三部图书，经部书籍更明显地具有政治“传声筒”性质，其垂范价值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崇古尊经，最初是为了辅助集权统治，一旦封建制度走向崩溃，儒家思想式微，先王之制、圣人之言失去了号召力，经典便不再神圣如初，于近现代走向解体，回归子、史、集的原始身份，亦属自然之势。蔡元培曾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说到：


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虽就学科分类而言，移之于目录定位，亦可代表时人观点。





三、经部图书的增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说经部典籍在最初来源与辑集归类上体现了好古征圣的倾向，那么，于图书数量不断增衍的趋势中，则更多流露出趋新变革的意识。


仍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为中心，我们可以发现，书籍的增衍大体包含以下情况。


其一，主干经典队伍的扩大化。


上文已经指出，顶着“先王圣化”（《文心雕龙·征圣》）之炫烂光环的经部典籍与史、子、集部图书在内容和文体上并无明确界限，这就为普通书籍获得官方认可、跻身经典行列创造了可能。众所周知，儒家经典经历了一个由“五经”到“十三经/十四经[ 《四库总目·礼类三》称史绳祖言《大戴礼记》被列入十四经，其说不可考，见《总目》275页。]”的演变过程。“十三经”中的《孟子》，在《汉志》《隋志》中均被列入诸子略或子部的“儒”类。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所释音义者，除“九经”外，尚有魏晋以来士人追奉的《老》《庄》而独无《孟子》。中唐韩愈始尊孟轲；北宋王安石随流扬波，元祐时《孟子》成为科考内容；南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赞孟子为仅次孔子的“大贤”、“亚圣”。《遂初堂书目》开始将《孟子》附入经部“论语”类，《直斋书录解题》把《孟子》与《论语》合并为“论孟类”。朱熹逝后，《四书》成为官学，《孟子》的地位日盛，于南宋末年正式被列入经书丛林。宋元之间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甚至于经部专设“孟子”类。清代学者虽有尊汉抑宋倾向，但仍然将朱熹学说视为权威，《孟子》的经典身份也没有动摇，于《明志》及《四库》中居于经部“四书”类。


新经典的生成，本身即是变革。在《孟子》步入经书殿堂的道路上，韩愈、王安石、朱熹功不可没。韩愈以孟子的君臣大义反对割据，以其心性论排斥佛老；王安石接受“权”、“心”之说推行变法；朱熹以孟子“性善”、“养气”等思想完善理气学说。三人推崇先儒观点，皆非守旧从古，而是各从实际出发，或解决现实问题，或构建新的理论。


其二，经典注解、辑佚类书籍的涌现。


随着经典的确立，传注训释类著作层出不穷。后世学者不拘于孔子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保守为学之道，怀疑、考辨、补正、甚至推翻前代定论自立新说，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四库》所录“五经总义”类书籍常以“蠡测”、“稽疑”、“补义”、“正误”、“刊正”命名，其中多有精核赅洽者。就单部经典抒发己见的情况则更为普遍。以《毛诗序》公案为例，《汉志》仅记“《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不著其名”，序称“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 《汉书·艺文志》，1708页。]。《隋志》云“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 《隋书·经籍志》，918页。]《四库》经部“诗”类载欧阳修《毛诗本义》十六卷，为永叔质疑毛序及郑笺所作，令人“读之如洗肠”；苏辙《诗集传》二十卷，疑小序“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 《隋书·经籍志》，190页。]；又有朱熹《诗集传》八卷，主要阐述个人见解，对抗《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读。再如《隋志》书类有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十三卷，为东晋梅赜所献；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证孔传古文《尚书》之伪；同时期的毛奇龄又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驳斥阎说，皆被《四库》录入。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云：“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经典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使后人在依经立义的同时，能够或多或少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经学本为阐述儒家思想而设立，但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或有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引入其他思想文化因子。这在《周易》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原因盖如《四库》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页。]；“《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魏晋王弼以老庄解读《周易》，师心独见，堪称杰作。宋儒受其启发，胡瑗《周易口义》“以义理为宗”，苏轼《东坡易传》“又杂以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0-11页。 ]。在正统眼光之下，这些学说常会受到非难。如《隋志》经部总序将解读经典的玄言成分视为妖妄、放诞之谈；再如《四库总目》中，《东坡易传》提要载朱熹作《杂学辨》驳斥苏轼；《用易详解》提要称“王弼辈扫除汉学、流弊无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1页。]。但求新的尝试毕竟使经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经典的生命也得以延续。


对于失传的古籍，经学家也积极地从事辑佚、补编工作，使图书再现于人间，学术思想亦有所传承。《隋志》列郑玄注《周易》九卷，此书后亡于南北宋之间，然《四库》却著录了两种郑注《周易》。一卷本乃南宋末年王应麟从群书中摭拾而成，三卷本为清代惠栋所编，“凡应麟书所已载者，一一考求原本，注其出自某书，明其信而有征，极为详核，次序先后，亦悉从经文厘定”，“搜采群籍……考核精密，实胜原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5页。 ]。


其三，经典的世俗化泛滥。


和崇古一样，趋新也有两面性。在历代增衍的经典附属类著述中，都不乏刻意附会、穿凿立异者。汉儒秦恭释“尧典”衍出十余万字，朱普解《尚书》长达三十万言，已被班固及刘勰[ 参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类后序及《文心雕龙·论说》。]等视为不良学风。顾实《汉志讲疏》将汉儒以烦冗章句标新炫世归因于“利禄之路”，然而，此与“科举时代之八比经义”尚且“相去一间”[《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98页。]。明清取士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四书五经为命题范围。明永乐年间，朝廷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为考生必读书目，这一情形至清代依然延续。与此相适应的目录学现象，即是《明志》《四库》中“四书”类的出现以及相关图书的激增。明清流行的四书讲本，大多肤浅割裂，缺乏独立的思想意义，又带有明显的应试目的性，将经典研究推向世俗化道路。对此，《四库》在录制存目过程中多有指责：


《四书经学考》·十卷、《补遗》·一卷、《续考》·六卷：


皆时文评语，讲章琐说。


《丽奇轩四书讲义》无卷数：


其书不录正文，每章约诂数语，大旨为科举而作。


《圣学心传》无卷数：


其说殊夸。又谓於举业非相远，倘於此有得，以应试场，主司必当惊羡，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欤！


《四书大全纂要》无卷数：


是编以明永乐间所著《四书大全》泛滥广博，举业家鲜能穷其说，乃采其要领，俾简明易诵。然《大全》庞杂万状，沙中金屑，本自无多。裔介所摘，又未能尽除枝蔓，独得精华，则亦虚耗心力而已。


《续困勉录》六卷：


此《续录》则专解《四书》。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二卷。中多采录时文评语，似乎狭视《四书》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490-492页。]


……


案语：


《四书》定于朱子……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逐渐为弋取功名之路。


《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余年士习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481页。]


明确指出现实的学术弊端，申述上述存目的反面教材作用。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经书是仕进的敲门砖，如果说宋代策论考试尚有经世之用，行至明清，程式化的命题与答题形式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钳制思想、僵化思维之弊。一方面，儒生唯经是举，将其他学问弃置不顾，《儒林外史》写周进中举而误将苏轼作为今人，《香祖笔记》记老甲榜不知《史记》何书，司马迁何人，俱有其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在诵经制艺、盲目应试的过程中又逐影失形，忽略了对原始经义及先贤哲理的领会，博取世俗功名的科场之艺与“先王之志”、“孔子之教”已然大相径庭。科举考试作为塑造、选拔明经人才的政治举措，在封建末世最终使经学发生了畸形变异，二律悖反的荒谬现实反映出集权制度的固有矛盾。





综上所述，“经部”的门类设定和体例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其有无显隐的轨迹与古代书目整体形态的变化相伴相生；经学在汉代官学中兴起，又在明清科举中沉沦，亦可见其无论承袭尊古，还是变革趋新，都没有脱离政治的干预作用。目录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了解经部形态演变、书籍属性以及增衍状况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中国学术思想在“承袭”与“变革”两股力量掣肘中曲折发展的总体趋势——既保持着对原始宗旨的至高敬意，又立足于种种实际需要（包括学术自身、社会政治、时代文化等等）孕育着新变的可能。作为群籍之首的经典如此，史、子、集部图书亦复如是；这一学术发展规律也影响到传统学术及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与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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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二）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史部书目为中心

    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者的史部书目为中心，从部类诞生、名目演变、书籍厘定的目录学现象出发，梳理古代史学产生、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脉络。

一、史部由无到有——史学独立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史部书目呈现出由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与经部不同的是，初览早期的六分法目录，不仅看不到“史部”的名词概念，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充当其前身的独立略属。“史”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被释为“记事者”，但“史书”似乎强调的是一种文字书法能力，在《汉志》中见于《六艺略》“小学”类序言：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但随着深入观察，我们仍然发现了今人眼中史书的蛛丝马迹：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以上十一种图书著录于“六艺”其一的“春秋”类之末。在汉人眼中，它们和春秋同样为史官“记言”、“记事”的产物，目的是“论本事而作传……不以空言说经”。可见，“春秋”类书籍是偏于记叙的，但文体上的相对统一性并不能使其自成部略。一方面，《春秋》作为六经之一，已经被牢牢锁定在经典的宝座上；另一方面，这类由史官创作的记叙类书籍在当时数量有限。究其原因，《汉志》仅云“周室既微，载籍残缺”，《隋志》则交代得更为具体：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其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


著史之风久矣，但或残或毁，或浅薄鄙陋，至汉室可堪入目的寥寥无几。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到两条结论。其一，先秦以来朴素的历史观念及其指导下自觉的著史行动，已经具有史学的萌芽意义，为这一学科的成立打下基础。其二，“史”渊源于天子诸侯的言行记录，以事实配合说经，很大程度上为统治者修身立德、鉴政资治而做，这种与经书不分表里的原始属性，对于成型后的史学学术思想、价值取向等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如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所说，“中国后世确立的史学观念，多数是历史功能论和价值论，即史学有何意义，能否借鉴，它们都不是从史学本体论中直接衍生出来的，而是从先秦的政治学中发展过来的”；隋唐以来关于经、史主副源流问题的种种争论，也于此发端。


史书自立门户，是在西晋荀勖、张华的《晋中经簿》中。四部书目其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史记、旧事在类名上即有“史”的意味；《皇览》作为最早的类书，也是将群书中的典故旧事以类相从；“杂事”或即后代的“杂史”。这些带有史料性质的记叙性作品得以自成体系，并牵动整体书目的分类演变，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图书数量的激增。汉末魏晋以来，无论官方、民间，对于史料采集整理、史书修著活动，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隋志》所说：


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纪》。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


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


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缙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


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盈篇满牍。


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


政权动荡不安，官学随时兴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以经义断事”[ 语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汉时以经义断事》。]局限日显。现实的种种茫然无措使人们倾向于从往事中汲取营养，历史传记和档案资料受到重视。后赵元年（319），国主石勒设立史学祭酒，标志“史”开始成为一项专门学术。是时江南正值东晋元帝司马睿当政，李充撰《晋元帝书目》，在《晋中经簿》的基础上将丙部与包含子书、兵书、术数的乙部调换，似乎不是偶然之举。这一目录学的微妙变化昭示出学术格局的调整，史书的地位跃至诸子兵术之上。至刘宋，文帝设立儒、玄、文、史四学馆，史学作为官方学科与儒家经学并驾齐驱。


在史学发展、书目演进的过程中，回波溯流的情况并非不存在，宋齐之交王俭私撰《七志》效《七略》《汉志》之例，复将史记、杂传与六艺、小学合立《经典志》。但这一做法没有得到后人响应。梁朝阮孝绪《七录》同样作为七分法私人书目，“经典录”的命名上承王俭，却独将史传、史料摘出，设《纪传录》居于《经典》《子兵》二录之间。其理由是“众家记传倍于经典”，但图书数量的消长无疑以其代表学术的发展状况为潜在杠杆。阮《录》对王《志》的扬弃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便是复古的思维，也不能忽视史学独立为学、史书独立成类的现实需求。


与天干命名相比，“纪传”具有概括文体性质的意味，但又不足以涵盖全部书籍。唐高宗显庆元年（636），《五代史志》之《经籍志》的编者方将史传、史料类书籍以“史”冠名，作为“四部”其二，居于“经”次“子”前。史部最终成型，其命名、位置也得以固定。后此志附于《隋书》，史称《隋书·经籍志》。


史部的正式落成比史学独立晚了三百余年。图书目录有考镜学术源流的作用，史书在整体书目中的归属变迁印证着史学发展的足迹，但二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步演进，目录学带有总结性质，其现象往往滞后于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唐代史部的基本定型，也不意味着史学就此停滞。

二、名目由简到繁——学科发展


史部一经成型，即成为历代书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于空间来说是对于史书的条理化、系统化呈现，于时间上则反映了著录对象的动态变化，以此体现出史学的发展状况。我们暂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为基点，比较三部书目中史书的名目规划。


《汉志》史部尚未诞生。回顾《六艺略》中的十一种史书，按照后代标准，《太史公》应入史部正史类，《楚汉春秋》被《隋志》归入杂史类，《国语》《战国策》入《四库》杂史类；《世本》已亡，李宗业考证其以记述先秦帝王卿大夫的世系为主，似可入谱系类；《奏事》为金石类之祖；《汉著记》颜师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两种《年纪》或有编年内容。这些历史著作和史料文献挂靠在雏形期经部的一隅，除“春秋”类的统称，并无子目划分。


还有几类图书，亦可归入后世史部范畴：含地理书意味的《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称为“形法”类；《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和日晷算术等杂处“历谱”类。但形法、历谱均为《术数略》分支，“术数”在后代书目中又同诸子共置一部[ 后世子部书目中的历算/历数、形势/形法，大致与《汉志》之历谱、形法相当。]。因此，形法、历谱属于早期子部的组成零件，与“记言记事”的史书并不相及。


可以说，《汉志》录有不同类别的史书，但并无符合史部图书内容、文体性质的分类名目。


《隋志》史部分13类，依次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四库》进一步发展，将史部划为15类：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类（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史评类。类目数量增多，名称、顺序皆有变更，一些名目之下又划子目，与《隋志》的分类格局已大有不同。


从以上三部标志性书目来看，史部的类属名目明显表现出由简到繁的演变趋势。但这些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和部类产生一样，在历代公私书目中经历了漫长的量变积累过程。


《晋中经簿》首次为史书独立设部，具体的图书归类不得而知，但史记、旧事、皇览、杂事四类名目带有明显的简单随意性，几乎连《汉志》“春秋”类的十一种史书都无法涵盖。


《隋志》的编撰“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可见其主要从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王《志》里与后世史部相关的有两志，即第一志《经典》，录史记、杂传；第七志《图谱》，录地域、图书。附史于经只是汉代书目旧例，设立《图谱志》却堪称创举。王俭切断了地理、谱系类书籍和子书的联系，为其史书身份的确立做下准备。


阮孝绪的《七录》与《晋中经簿》《七志》同为亡佚书目，但其序文尚存，据此可知《纪传录》分为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十二类。其中的土地部、谱状部是对王俭《图谱志》的细化，地理、谱系类书籍正式与国史、旧事等归为同类。职官、仪典、法制、簿录等带有记录性质的档案资料也被纳入“史”的范畴。《隋志》史部后序中对史官能力与职责的强化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此，如其所云：“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


《隋志》的名目分类也和阮孝绪《纪传录》有明显的相似性，“旧事”、“职官”、“簿录”三者沿袭阮录；“杂传”取阮录“杂传”与“鬼神”之合；“正史”、“古史”、“霸史”、“仪注”、“刑法”、“地理”、“谱系”是对“国史”、“注历”、“伪史”、“仪典”、“法制”、“土地”、“谱状”进行名称变更的结果；“杂史”、“起居注”两类为新增名目。


新旧《唐志》仅将《隋志》史部某些名目的称谓和次序作了变动，如“古史”改为“编年”，“旧事”改为“故事”，“略录”改为“目录”，多被后世沿袭。


《崇文总目》改变了《隋志》奠定的子目分类格局，删“故事”，改“起居注”为“实录”，尚且属于史部内部调整。“岁时”一目的加入更值得关注，此类图书（如《玉烛宝典》《四时录》《荆楚岁时录》等）在《隋志》及两《唐志》中或入杂家，或入农家，皆处子部。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类目编排对《崇文总目》有所借鉴，但删“岁时”而加“史评”[ “史评”中亦录司马贞《史记索隐》，原归《新唐志》“正史”类。]，刘知几《史通》一类的史论著作遂由集部“总集”类进入史部。“岁时”一类后又被陈振孙、马端临乃至清代四库馆臣重拾，更名为“时令”，仍入史部。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正史”下设立“别史”一目，为“歧出旁分”之国史找到归属，《宋志》《四库》从之。《宋志》又增“史钞类”，《明志》《四库》沿袭。


当然，有些名目的增加，仅如昙花一现。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将史部分为18类，最大程度地吸收了前人所撰名目，同时保留“正史”和“国史”，又在“故事”、“杂传”、“杂史”三类之下衍出“本朝故事”、“本朝杂传”、“本朝杂史”，因过于琐屑且缺少实际意义，并无后人响应。


带着“总括群书”的优势，四库馆臣将前代史部书录的名目称谓和分类标准加以比较分析、统筹规划，保留“正史”、“编年”、“别史”、“杂史”、“史钞”、“史评”、“目录”、“时令”八目；对“职官”、“政书”、“传记”、“地理”加以内部分类；考虑到割据政权之史多为后人追记，采《后汉书》《晋书》《史通》“载记”之名代替“霸/伪史”；又开创性地从集部提取“奏议”，与“诏令”合为一类，并新置“纪事本末类”。


史部名目的由简到繁，伴随着古人扩大学科领域的积极尝试，体现出传统史学学术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最终定型的史部书目不仅是历史著作的渊薮，也是政治文献、地理资料的汇编。如辛德勇先生所说：“‘记事’看起来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学有些相似，实际上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譬如职官、政书等类中多含有目录著录当时正在行用的制度，就算不得历史。从本质上来说，传统目录学中的史部书籍，虽然是以与现代历史学大致相当的历史书籍为主，但应当说是更为侧重反映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和活动，即与其时间属性相比，其社会属性更为重要。……许多并不属于历史的内容，如地理、时令，即因属于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时空环境或是规律而列入史部。”[ 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正史、编年、传记、杂史、职官、仪注、刑法、目录、地理等，几乎是各家书录的必设门类，这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体系在开放中的相对稳定。同时，由简至繁不等于一味增殖，史书分类名目的嬗变与史学自身发展、学科体系规划以及时代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史评类的出现与沿袭是历史学理论建构取得相当成果的表现；史抄类则适应了宋代以来史书抄节的情况；地形、方志类书籍由术数到史书的身份转变体现出古代地理由神化、迷信走向人文、科学的发展要求；汉末到唐代世族制度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年谱、世谱数量的增减，谱系类在《汉志》中零星散见、《隋志》中连类成集、《四库》中销声匿迹的现象不难理解。

三、图书由杂到纯——宗旨完善

    史部书目在走向完备的过程中，除吸纳子、集部的谱系、地理、史评、奏议等扩大学科领域之外，还要排除一些书籍，使图书队伍实现由杂到纯的转化。这些被扫地出门的作品，往往最初形似史料、史传，却在发展中表现出与史学宗旨相悖的质素，例如类书和小说。


中国最早的类书《皇览》本与史记、旧事等同列于《晋中经簿》丙部。考其原因，是时史部尚处草创阶段，编者对该类书籍的属性缺乏明确认识；加之史书数量有限，录入《皇览》也是维持部类平衡的需要。况且《皇览》将前人经传中的旧事故典剪辑排列，供皇帝阅览以资借鉴，本身即带有史料汇编性质。与“记事”之史书归于一类，也未尝无理。


随着史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史部阵容日益庞大，学科范畴逐渐清晰；而类书自身的内容体例也在演变。《隋志》之前修成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即由《皇览》的“直书其事”变为“事与文兼”，将故事、诗文并重，史料意味大减。“类书”被《隋志》编者摘出，归于子部杂家。后世书目或置之子部，或独立设类，再未使其进入史部阵营。


小说由“史”入“子”，道理大致相通。但较于类书，小说似同史书有着更深的渊源。


虽云“经史一物”、“六经皆史”，但“记事”之史书在庄重肃穆上毕竟比“明道”之经书略逊一筹。唐代刘知几站在文体、语言发展的角度称“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北宋张载打着尊经轻史的旗号斥史书“可爱无益”，晚明宋懋澄以“妻经妾史”作为风流道学的调侃，皆可引以为证。从经部脱离之后，史书发生了分化，一类著作秉承着“转受经旨”的使命；另一类则走上“穿凿谤说”的道路（《文心雕龙·史传》）。后者迎合了世俗读者征奇猎艳的接受心理，对小说的发展兴盛意义重大。参照《隋志》的话语体系：


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以上二目录入了很多被今人视为小说，或带有小说成分的作品。如“杂史”类：





《魏晋世语》十卷晋襄阳令郭颁撰


……


《宋拾遗》十卷梁少府卿谢绰撰


……


《拾遗录》二卷伪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


《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撰





再如“杂传”中：





《正始名士传》三卷袁敬仲撰


……


《东方朔传》八卷


……


《妒记》二卷虞通之撰


……


《神仙传》十卷葛洪撰


……

    《汉武内传》三卷


……

    《宣验记》十三卷刘义庆撰


《应验记》一卷宋光禄大夫傅亮撰


《冥祥记》十卷王琰撰


《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


《感应传》八卷王延秀撰


《古异传》三卷宋永嘉太守袁王寿撰


《甄异传》三卷晋西戎主簿戴祚撰


《述异记》十卷祖冲之撰


《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


《续异苑》十卷


《搜神记》三十卷干宝撰


《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


《灵鬼志》三卷荀氏撰


《志怪》二卷祖台之撰


《志怪》四卷孔氏撰


《神录》五卷刘之遴撰


《齐谐记》七卷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


《续齐谐记》一卷吴均撰


《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


《补续冥祥记》一卷王曼颖撰


《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


《嘉瑞记》三卷陵琼撰


《祥瑞记》三卷


《符瑞记》十卷许善心撰


《灵异录》十卷


《灵异记》十卷研神记十卷萧绎撰


《旌异记》十五卷侯君素撰


《近异录》二卷刘质撰。


《鬼神列传》一卷谢氏撰


《志怪记》三卷殖氏撰


《舍利感应记》三卷王劭撰


《真应记》十卷


《周氏冥通记》一卷


《集灵记》二十卷颜之推撰


《冤魂志》三卷颜之推撰





此两目之外，《隋志》史部小说尚有“起居注”类的《穆天子传》，“旧事”类的《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及“地理”类的《山海经》《十洲记》《神异经》等。《魏晋世语》《宋拾遗》《名士传》《妒记》《西京杂记》志人，其余以志怪为主[ 参见宁稼雨师：《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


而四库馆臣则将这些志人、志怪的作品悉数引渡到子部，并于《四库总目》“杂史”类小序中称：


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未，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祗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对于一些有小说性质的人物传记，尽管碍于体例录入史部，却仅留存目，字里行间亦露贬词：


精忠类编八卷


明徐缙芳撰。……编次颇无条理，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


苏米谭史一卷  苏米谭史广六卷


明郭化撰。……是编杂采苏轼、米芾轶事可资谈柄者，各为一卷。又广苏轼事为四卷，米芾事为二卷，皆摭拾小说，无他异闻，又皆不著所出，弥难依据。

    广卓异记二十卷


宋乐史撰。……纂集汉魏以下迄五代并唐事……大抵牵引驳杂，讹谬亦多。


又石勒每更间鼓鼙声，武士彟闻空中言唐公为天子，与梦高祖乘白马上天之类，神怪无稽，颇为芜杂。


这与由唐入清的千百年间，史学、小说双向发展有关。刘知几撰《史通》从内容形式各方面，总结出“史”的著述规范，客观上提供了一套史书的认定标准：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翦截浮词，撮其机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史通·内篇·浮词》）


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史通·内篇·叙事》）


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同上）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同上）


抱着为史书肃清队伍的心态，刘氏指出小说与史书“谅非一族”，志人、志怪的“杂书”乃至一切调笑轻俗之事、芜杂荒诞之言皆不堪入史：


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持为逸史，用补前传……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刘知几意识到史书应以庄严教化征信于人，与小说俚俗夸诞的娱乐性质迥然有别。


欧阳修等在编纂《新唐志》过程中，已令《隋志》史部所录大量志怪小说退居子部，或入小说，或入道家，尽管与《四库》相比，所做工作不甚彻底，《穆天子传》《山海经》《神异经》《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魏晋代说》《宋拾遗录》《拾遗记》几类小说仍处史部，却可见宋人在实际行动上区分史书与小说的自觉努力。这诚然受到《史通》的影响，而宋代史学本身亦有理学化和考据化的特征，既强调伦理教化，又以格物致知的精神考辨遴选史料，注意剔除诡谲虚诞的小说类书籍宜属自然。


作为刘知几《史通》的异代交响，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再次强调了“事增文减”、“微而彰”、“简而核”的书史原则；对于正史中带有文学性、小说性的内容亦有所指摘：


观太史之叙仓公乎，连篇累牍，靡弗厌焉，相如窃女，曼倩滑稽，虽其文瑰伟可喜，而大体不无戾也。（《史书占毕》）


在重实黜虚的朴学风气浸润下，清人对史学的严肃性、真实性有了更高要求。如朱彝尊称“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毛奇龄云“捏造非史……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饰，曰生色，真不解也”——主要针对修史者义正辞严、直书善恶的客观态度而言，但“千秋信史，所贵核实”，对于真实事件私意文饰尚不可取，更何况“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的小说内容。


就小说发展而言，魏晋六朝小说作者“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中国小说史略》），将神鬼虚事视同人间实史，其实录态度契合了史官之“记事”职责；粗陈梗概的写作手法类同史传之简要叙事；宣验导俗的社会功能亦有似史书之扬善惩恶。唐代以降，文人“有意为小说”[ 鲁迅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针对传奇而言，但唐代志人、志怪小说亦带有传奇意味。参见宁稼雨师：《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文新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虚构内容、华艳文辞、浪漫情怀诸方面，偏离了“史”的轨道。目录编撰者在察觉到唐代以后小说与史书大异其趣的同时，也将作为其前辈的六朝志怪小说排挤出史书家族，逐渐改变了“偏记小说”与正史参行的混杂局势。


中国传统史学着重反映人类的社会活动，作为其载体的史书在内容上征实求信，体例上简核赅备，社会功能上可资考证、助教化。史部书目队伍纯洁化的历程折射出古代史学思想由含混到清晰、由幼稚到成熟的升华。古人于扩大学科领域和图书含量的同时，没有忽视对学术基本宗旨的维护与完善。类书、小说由史到子的命运历程便是这一学术发展规律的鲜明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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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三）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


本文主要着眼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子部书目，剖析部类成立、类目规划及内部演变的目录学现象，对子部变迁所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某些特点进行概括总结。


一、子部成立与类目规划


和经、史一样，“子部”在早期图书目录中并不存在。“诸子”作为分类概念出自刘歆《七略》，后被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汉志》“诸子略”可以看作子部的前身，收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书目，书后小序对先秦以来各家学术源流、内容思想加以概述，谓其分别出自司徒之官、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之守、行人之官、议官、农稷之官、稗官。“诸子十家”被总括以“王官之学”的出身，但“可观者”当属“小说”以外的九家。


另有“兵书略”，安置“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图书，小序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1762页。]可见这一派书籍亦有子书意味，之所以与诸子十家分而列之，首先要回顾《汉志》蓝本——《七略》的成书过程。参照班固《艺文志》的开篇总序：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汉志》，1701页。]


兵书与其他子书的整理者不同，遂于书目写定时置于不同部门。同时兵书略虽不及诸子略规模宏大，亦有自成体系的地位和数量优势。自古以来，“足食足兵”是保证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况汉代统一以前，多战少和的历史背景客观上有利于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积累，相关书籍不断涌现：


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朴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 《汉志》，1762-1763页。]


至魏晋，学术状况有所改变。
经学式微，但六艺经典在名义上仍占据着至高地位，春秋类史书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显，诗赋文学也走向自觉；相比之下，诸子之学却无突出进展，兵书数量亦渐萎缩，《七略》《汉志》的图书分类格局无法维系。西晋荀勖、张华遂于《中经新簿》中改六分为四分，“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同归“乙部”，位置仅次于“甲部”之六艺、小学。但是，术数源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 《汉志》，1775页。]，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实与成一家之言的子书关联不大；“乙部”的设置已经表现出驳杂的倾向，与《汉志》诸子略的整合纯一不同。


东晋李充撰《晋元帝书目》，将《中经新簿》中乙、丙两部对换，子书地位下降。宋齐王俭《七志》则体现出对《七略》《汉志》的回归：“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906-907页。]。由于亡佚，具体录书情况不得而知，但这一分类方法没有推广延续。其后的另一部七分法目录——梁代阮孝绪《七录》复将诸子十家与兵家合成“子兵录”，列于“经典”和“传纪”之后的第三位；“术数”与“方技”中的医经、经方类书籍合成“技术录”，列于第五位。


初唐《隋书·经籍志》（原为《五代史志》之一）的出现，标志着经、史、子、集图书四分法正式成型。子部依次著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图书，大致取《汉志》中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之和，删汰了“诸子”中的阴阳家和“术数”中的蓍龟、杂占、形法类。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在沿袭《隋志》子部类目的同时，将四部之外的道释诸说移入道家；又将作为撷采摛文参考工具而逐渐受到重视、形成规模的类书从“杂家”摘出，独立为“事类”；同时设“杂艺术”，为原属“兵”类的投壶、棋弈图书找到更为适宜的归属。《新唐书·艺文志》与此略同，仅将“事类”改“类书”，又将“医方”析为“明堂经脉类”和“医术类”。“杂艺”、“类书”二类被后代书目普遍采纳。


《崇文总目》在两《唐志》基础上将“历算”分为历数类和算术类；又加卜筮类，大体相当于《汉志》术数略之“蓍龟”；但更大的突破是在子部之内为道、释类书籍各设一类，多为后人效仿。《遂初堂书目》删法、名、墨、纵横四家，增设“谱录类”。


至此，子部类目趋于饱和，后世或有减无增，或分合离附，或调整称谓，大体不出以上名目范畴，遂不逐一列举。在“总括群书”的基础上，《四库总目》将子部作出如下分划——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数术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用、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类书类、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释家类、道家类——成为子部书目的终期总结。


二、内部演变

  （一）“九流”学说的没落

    “九流”针对《汉志》小说家以外“可观”的诸子九家而言。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既成历史，九家子学不约而同的没落与变质在图书目录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汉志》《隋志》均给予儒家学派极高评价，同时亦指出其末流之弊：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汉志》，1728页。]。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陵夷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着述，发明其指。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 《隋志》，999-1000页。]。

    所谓的惑者、辟者、俗儒，大抵针对穿凿章句的秦延君，变节逢迎的叔孙通，博取功名的公孙弘等人，尚属于个别现象。《四库》则更为痛心疾首地指出了近世儒者的群体堕落：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己，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模拟尼山，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自二派，笔直舌交攻，自时阙后，天下惟朱陆交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延至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1193页。]


至宋而门户大判，雠隙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中间递兴递灭，不知凡几。

    儒者之患，莫大于门户……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各尊一别子为祖，而置大宗于不问，是恶识学问之本原哉！[ 《四库总目》，1237-1238页。]

    不但《汉志》《隋志》编者眼中的末流之患被全然忽略，汉唐诸儒更有了理想化的楷模意义，只因其坚守孔孟初衷，未杂以理气心性之说；且以修己治人为本，非致力于党同伐异。事实上，汉唐及宋元明清儒生的不良学风均可视作儒学的世俗化变质——将学问作为立身扬名乃至邀功请禄的工具，必然会导致对其原始思想宗旨的背离。而这种变质的出现，或与儒家学说的政治优势地位及入世功利色彩有关。


《汉志》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汉志》，1732页。]，将道家（尤以老子为主）学说理解为政策权术，与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国有关。经历过道家勃兴的魏晋六朝，《隋志》称“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 《隋志》，1003页。]，赋予道家思想以人生哲学的含义。但是，除魏晋时期与儒家学说结合形成玄学以外，老庄哲学并没有作为一项专门学术延续下来。如陈鼓应《老子评传》所说，“六朝之后直至清季”的道家思想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存在，其一为道家章句之学，其二即为宗教。这在《四库》小序及书目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戎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练入之，张鲁立教，符录入之，北魏寇谦之又以斋醮章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所事于区分……[ 《四库总目》，1932页。]


道家类位于《四库》子部之末，脱离了诸子阵营而与释家并置；除了对先秦道家著作的章句注解外，多为道教神仙符箓之说，可见宗教意义实已大于学术意义。


阴阳家以阴阳五行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变迁，代表人物为战国晚期的邹衍。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曾将阴阳家置于先秦学术流派之首，谓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该学派的思想一部分由董仲舒继承，与儒家政治社会伦理结合，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神化君权和封建秩序；另一部分则被方士利用，服务于原始道教的理论体系建构，其学术自身却丧失了独立性。《汉志》诸子略中，阴阳家的排名仅次于儒、道，在很大意义上体现的是先秦的学术地位；其后二十一种图书全部失传，《隋志》遂剔除了这一门类。


秦代统一与灭亡的历史经验明确了法家思想的“双刃剑”性质，如《隋志》所说：“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刻者为之，则杜哀矜，绝仁爱，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 《隋志》，1004页。]法家学术没有得到延续，出于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以及对历史的惯性维护，这一门类在后代多数书目中得以保留，但著录图书寥寥无几。《汉志》的“法十家”中，《申子》本为名家[ 参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135页。]，《慎子》被《四库》归于杂家，其余或残或亡，只有《韩子》尚存。随着目录分类体系的完善，后世的制度政令图书多被史部刑法及诏令奏议类“掠夺”，《隋志》仅录六部，多为先代著作。四库馆臣怀着“钦恤”的心态汇入断案折狱类书籍，凑成法书八部，存目十九部，实而是对其学术本旨的背离——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00页。]。


在战国时期，墨家曾与儒家并为“显学”，纵横家、名家亦活跃一时。然而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三者的思想主张或学术宗旨使他们无法避免边缘化乃至消亡的命运。墨者贵俭兼爱，为讲究礼法与等级的儒士所不耻，其类于游侠的职业道德更被统治者视为不安定因素，因此其作品“史罕著录”，“无人肯居其名”[ 《四库总目》，1564页。]，作为学术流派已然湮灭。而以墨家思想为底蕴的侠匪文化心理在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一种隐性存在。正统眼光打量下，纵横家之学术无非便辞游说，况朝秦暮楚、毫无准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汉志》，1740页。]，难免“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隋志》，1006页。]；名家诡辩“浅迂僻陋”，“言愈辨而名实愈不可正”[ 《四库总目》，1567页。]。《隋志》仅存名家书籍四部，墨家三部，纵横家两部，后世有减无增。《遂初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均将三者并入杂家，《四库》从之。


“杂家”则被后人大大曲解。其本义盖如《汉志》所云，“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汉志》，1742页。]，即能够将各家学说融汇贯通到一种思想体系内，为统治服务。《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其代表。《隋志》的杂家小序化自《汉志》而意义更加明确：“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隋志》，1010页。]。然而在具体录书过程中，“杂家”一类却沦为未成规模或属性不明之书籍的收容所，类书如《皇览》，小说如《博物志》《俗说》，道书如《抱朴子》，时令书如《玉烛宝典》《岁时录》等，皆散置于此。《四库》更把《隋志》的失误推衍到极致：“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四库总目》，1563页。]。“杂家”学术思想多元化的含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图书种类的驳杂化。

    农家被推向了偏执的发展道路。《周易·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文心雕龙·诸子》），农家亦不应例外，其论著即便有对农植技术知识的介绍，但仍侧重于抒发其代表阶级的社会政治主张（王者与民共耕，勤劳农事，反对不劳而食等等）。然而行至后世，形而上的社会思想渐渐失传，形而下的生产活动反而成为农家一类图书的主要内容。《汉志》九家农书已亡佚；《隋志》收录的多为讲授农林养殖技术、食品加工工艺的著述，如《齐民要术》；《四库》袭之，增入《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乃至西洋人所撰《泰西水法》等大型实用技术类读物，并将其视为农家“本业”[ 《四库总目》，1323页。]。

    （二）“小说”的名实合一

    先秦时代的“小说”指的是大道之外的琐屑言论，或作为贬斥异己学说的泛称。这一词语首次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荀子·正名》中的“小家珍说”，可视为同义词。比较而言，《汉志》诸子略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有了一定的文体意义：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汉志》，1744-1745页。]


如鲁迅所说，以上著作“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极有可能的是，十五家作者主观上以严肃的态度著书立说，然其“学术”著作却被人嗤之以“小说”。此时“小说”在很大意义上指代的仍是某种不入流的学说或思想，其文体则游荡于说理的子书与记事的史书之间，与今人眼中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差甚远[ 《汉志》十五家小说或可算作早期杂俎小说，参见宁稼雨师：《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虞初周说》一书情况有些例外。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被三国时期薛综注为“医巫厌祝之术”。此书或为神怪故事的集合，类于后世志怪小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视其为《神异经》《十洲记》之祖。

    《隋志》小说类中，已经可以看到许多被后人目为传记、志人、谐谑小说的作品：


《燕丹子》一卷……《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 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


《琐语》一卷 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 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 阳玠松撰。


《世说》八卷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 刘孝标注。 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 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 《隋志》，1011页。]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笑林》《解颐》等在命名上则有着更明显的休闲性质，与《汉志》十五家小说的学术心态不同。


除加入《博物志》外，《旧唐志》小说类在书目著录上较《隋志》无甚突破；《新唐志》编撰时，大量小说意味更强的志怪作品开始从史部迁入子部小说类，“小说”一步步向着今天的含义靠拢。同时，五代及两宋人所编书目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儒、道、法、名等均缀“家”字的情况下，“小说类”仅以“小说”二字称之，两《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皆如此类。是否可以说，小说作为先秦诸子一家学说的意义已经淡化。


《四库总目》中，前代主要志怪小说全部进入子部小说阵营，与志人、谐谑、杂俎类作品汇集一处。出于正统意识的局限，四库馆臣除在小说类“异闻之属”录有部分传奇集外，多数单篇传奇小说、白话小说仍被排斥拒收。但不可否认，古人所谓“小说”之名与今人眼中的“古代小说”之实已经极大程度地趋向了一致；而二者吻合的过程，正是“小说”将原初的学说、学术色彩消褪，向文体意义靠拢的过程。

    （三）实用类书籍地位的提升

    《汉志》中兵书、术数、方技略属不同，位于诸子之下；《隋志》同归子部，位置不变。其后历代公私书目亦多令诸子居先，兵书、天文历算、五行卜筮、医书类殿后；诸子内部排名大多遵照《汉志》顺序。《四库总目》中，这一情形有了变化。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类为首，“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数术、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总体看来，与实践技术、实际应用有关的书籍地位得到提升。

    究其原因，首先要考虑到清初以来的经世思潮及汉学重实之风。《四库》凡例云：“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兵法农技、天文医术尽管偏重于形而下的物质器用范畴，却比某些体现“古之道术”（《庄子·天下》）而丧失生命力的先代哲学更能带来实效。《四库》主编纪昀亦主张“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对于科学知识与实用技能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披着志怪外衣实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故事多达百余篇，涉及到生物、医学、气象等诸多方面。


另外，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东渐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四库》子部收录了不少西方人的学术著作，并给予极高评价：


乾坤体义二卷


明利玛窦撰。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际，郑世子、载、刑云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殆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辂之椎轮矣。


简平仪说一卷


明西洋人熊三拔撰。据卷首徐光启序，盖尝参证于利玛窦者也。大旨以视法取浑圆为平圆，而以平圆测量浑圆之数也。……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矣。[ 《四库总目》，1390-1391页。]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  通编八卷


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所译之书也。前编上、下二卷，言笔算定位、加减乘除之式，及约分、通分之法。通编八卷，以西术论《九章》。……中土算书，自元以来，散失尤甚，未有能起而蒐辑之者。利氏独不惮其烦，积日累月，取诸法而合订是编，亦可以为算家考古之资矣。


几何原本六卷


西洋人欧几里得撰。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其于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又案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德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 毫无疵，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四库总目》，1408-1409页。]


受此影响，清廷君臣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天文算法类”小序称康熙皇帝曾“御制数理精蕴诸书……于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在他的带动下，“如梅文鼎等，测量撰述，亦具有成书”；乾隆二年、九年，又分别作《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四库馆臣则于书目中“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 《四库总目》，1385页。]。当然，在肯定西方先进科学理念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对其中异端思想的压制与排挤。如熊三拔《天问略》之提要：


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二十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所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可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


将境外宗教抨击为妄谬邪说，无非出于对本土主导思想的维护。《四库总目》作为封建末代的目录学成果，其子部书目尤能反映出正统士人追求新知识与坚守旧传统的思想拉锯。

        （四）编者对子书及子学的总体评价


冯友兰称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但二者都并非实指。子学代表思想自由状态下对于社会人生的多元化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兼容开放的学术心态；经学则象征着学术上的固守一尊，甚至流露出权威意识钳制下思想的趋同与僵化。三部目录都不免以“经学”的眼光观照“子学”，但被“经学”浸渍的时间长度有别，对子书、子学的评价亦不尽相同。《汉志》诸子略后序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汉志》，1746页。]

    认为诸子学说见解不同，但于仁、义、敬、和上可达成一致；子书乃《六经》之苗裔，虽地位次于经典，毕竟血脉相通，与经互补，可通“万方”；同时站在文人立场上，将诸子盛赞为治国辅政的“股肱之材”，肯定了子学的重要价值。

    《隋志》后序：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 《隋志》，1051页。]


指出子部图书皆为圣人政教所需，有存在的合理性；亦主张将诸子之学总取折中；在词句上有点化《汉志》的痕迹，然子与经的血源关系、诸子同归仁义的统一性却不提及。

    《四库总目》子部总叙：


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馀皆杂学也……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四库总目》，1191页。]


明确将子作为经、史以外的杂学，或有所取用，或可作反面教材；且谓子学多狂言，需慎取之。


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源于无政府状态中的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一旦国家走向统一，子学的多元化、兼容化性质必然成为封建王朝推行文化专制的障碍。总体而言，对于子书和子学，《汉志》高度肯定，《隋志》平和取正，《四库》偏于负面——这种由扬到抑、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是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及思想控制的不断加强相适应的。

    三、总结

    首先，最终定型的子部书目极能体现“学”与“术”的综合。梁启超曾将“学术”二字分而析之：“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与术》）子部书目打破了其他三部文、史、哲一统天下的局面，理、工、农、医、军事、艺术、体育等诸多学科百花齐放，与诸子哲学、小说文学分庭抗礼；“学”所代表的基础学科、理论知识与“术”所代表的应用学科、实践技能最大限度地走向了融合。


其次，诸子学派的兴衰折射出学术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学术属于可操作层面，可以著述的方式形于文本、现于目录，相对直观具体；而思想却是微妙玄虚的，与学术若即若离。汉唐儒学在四库馆臣眼中是学术与思想合一的典范，因其“诵法圣人”、谨遵师说，坚守“儒家之初轨”[ 《四库总目》，1203页。]。历代法家、农家、杂家徒有书籍存目，其先秦学派的原始思想却被曲解或偏离，可作为有学术无思想的案例。道家在魏晋以降没有形诸专门学术，而老庄思想却源远流长，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恰如《庄子·养生主》所说的“薪”与“火”——“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再次，学术思想的社会属性使其不能脱离时代风尚、文化传统、政治秩序而独立存在。唐朝士人对于诗歌的喜好促进了类书数量的增长，使其于五代独立成类；在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四库馆臣大量收录西方实用类图书，将科技与宗教一分为二的态度又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由汉至清的三部标志性书目对子书、子学的总体评价呈现出由高转低的变化轨迹，亦足见社会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潜在规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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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四）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集部书目为中心


本文立足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部标志性书目，从集部的目录学现象出发，蠡测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部类生成与名目演变

    集部脱胎于西汉刘歆《七略》之一的诗赋略，该书目已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保留其大致面貌。切合着略属称谓，《汉志》将诗赋一类文章按体裁分为赋、杂赋、歌诗；“赋”中又各自以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为首划出三小类，《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引顾实《汉志讲疏》谓其依次为主抒情者、主说辞者、主效物者，可见在文体基础上又有内容划分。


西晋荀勖、张华所撰《晋中经簿》改六分为四分，诗赋同图赞、汲冢书共置丁部，反映出四部书目草创阶段分类思想的含混随意，然而后世将文学作品著录于四部之末的举措似应溯源于此。


宋齐王俭《七志》、梁代阮孝绪《七录》皆祖述《七略》而作。《隋书·经籍志》谓《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纪诗赋”；然《七录》序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似乎文翰志收录了诗赋以外的文体。阮序又云“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七录》之“文集录”包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楚辞、杂文定位于文章体裁，而别集、总集则反映汇编形式；这种内部分类标准的不统一性于后世集部书目中一直存在。


《隋志》采用四分法著录图书，集部正式成立；其称谓命名与门类划分皆受阮《录》影响，但剔除了杂文，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被《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等承袭。


唐人吴竞撰《西斋书目》设文史类，收录《文心雕龙》《史通》等文学、史学理论著作，然一时影响较小，北宋《新唐书·艺文志》仍遵《隋志》分类标准，唯将“文史”附于“总集”之下；至《崇文总目》则删“楚辞”，设总集、别集、文史三类。“文史”作为集部独立类目方被后世公私书目普遍采纳。


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增设章奏、乐曲二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增诏令类、诗集类，同时将“乐曲”改“歌词”，并进一步分为乐府、曲、词三类。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将集部“文史”改为“诗文评”，文史理论著作杂处一区的局面首次得到调整。《四库全书总目》则总前代之大成，将诏令奏议归于史部，集部设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词曲类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六子目。

二、目录学现象背后的文学与文学思想流变

（一）汉代：文学起步期与政教实用化的文学思想


汉代可视为纯文学的起步期，具体表现有二。一方面是专业作家及作家群体的出现。《四库》集部总叙称“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1971页。]司马相如本为梁王文学群体中的一员，后以《子虚》《上林》二赋见幸于武帝。《汉志》又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由刘安门下作家群体创作。另一方面，赋作为斯时“一代之文学”，“不歌而诵”，且“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1755-1756页。]，已经从先秦诗乐舞一体、文史哲交融的混沌状态中走出，创作目的指向了审美娱乐。


当然，所谓“汉代文学”，不免是今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早期“文学”的含义与近现代大相径庭。“‘文’被先秦知识者用来表示自然界中森罗万象的形态及人工彩绘装饰、道德仪则、典章制度、诗乐舞蹈及文辞著作等”[ 罗宗强，陈洪主编，张峰屹，赵季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65页。]；而“文学”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引东晋范宁注释为“善先王之典文”。在两汉儒术独尊的文化背景下，“文学”具有偏指儒家经典的倾向，如《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文学者”为“学经书之人”。但同在《汉书》中，班固已将讲究修辞的“文章”写作与学术意义上的“儒学”研究分立开来：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辞赋连同实用性的政论、历史散文同归“文章”一类，歌诗由乐府机关掌管，带有音乐成分。诗、赋皆非汉代人眼中的“文学”，但二者的独立成略足以说明汉人意识到了它们的独特性，在把握（包括创作、阅读、编辑、评论等）两种独特文体的过程中总会流露出某些观念或主张，班固所撰诗赋略后序即是如此。姑且仍从今人视角出发，以“文学思想”称之，概括如下。


其一，先秦时代通过断章诵《诗》来表达外交意愿、彰显才德、了解世情，骚赋文学作为“变风变雅”的产物，在受到推崇的同时也被附着上类似的政治内涵——“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并重视“风谕之义”。这一点为后世文学注重言志载道的社会实用功能提供了合理依据。其二，将楚辞视为“周道浸坏”之际的衰世之作，谓其承载了贤人君子忧谗失志之思，流露出政教范畴内对作家个体心灵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上承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怨美传统，后世一系列命题——如钟嵘之“离群托诗以怨”（《诗品》），韩愈之“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之“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乃至王国维之“百凶成就一词人”（《人间词话》）等等——皆由此衍生。其三，引杨子云语褒扬“诗人之赋丽以则”，贬抑“辞人之赋丽以淫”，纠正时人创作弊端，作为服膺于儒家“中和”之美的表现，对后世“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反对浮靡淫艳的文学主张有重要塑造作用。其四，汉乐府歌诗“观风俗，知薄厚”的实用属性也深深影响了后代文学。杜甫、白居易等人书写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的诗篇即打着“新题乐府”、“新乐府”的旗号，后者明确提出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可以视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续篇。


从《汉志》序言来看，汉代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经学与政治，具有政教实用化色彩；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允可的情况下，个人情感的抒发也具有合理性。以上两种倾向均对后世起到沾溉作用。

（二）唐代：文学繁荣期与独立近情化的文学思想


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走向了自觉。诗、文、赋等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结合图书目录来看，在数量上，不同文体的作品大量以“集”的形式出现，拾摭散篇的情形几乎不复存在，《隋志》录作品卷帙之繁，作家人数之多、身份之广，皆非《汉志》所能企及；在质量上，所存别集多“高唱绝俗者”[ 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1081页。]，总集更成为后世文人取法的渊薮。


汉末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文学”一词的含义有所扩展，在经学之外，也作为佛学、玄学、文章的泛称，《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的诸多轶事即是明证。刘宋文帝设儒、玄、文、史四学馆，文章之学独立；南朝时期关于文、笔问题的讨论亦使“文”的含义一步步向今天意义上的“文学”靠拢。梁代萧绎抱着对刘勰“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定义的不满，提出“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漫，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强调了文学的情感特质和艺术属性。隋唐文学正是沿着文学独立化，抒情、审美自觉化的道路走向全面繁荣的。《隋志》集部成为我们窥探魏晋以至初唐文学思想的窗口。


首先，文体意识进一步强化。《隋志》在类目上承袭阮孝绪《七录》，将“屈原赋”独立为楚辞类，改变了《汉志》骚赋不分的含混模式。由于文章体裁的增衍和分类的细化，“登高能赋”不再是“为大夫”的唯一条件，“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 《隋书·经籍志》，1090页。]列举出祝、盟、诔、铭多种文体，此前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中对其美学风格有过不同程度的说明。而这几种文体的实用功能也使我们认识到《隋志》集部书目的杂文学性质。


其次，关注情感与个性。擅文者可作大夫，不为“材美图事”，而因“情灵无拥”。可见即便在实用性文体中，政教功利色彩也明显淡化，让位于真挚丰富的情感。而真情的突显缘于对主体个性的尊重与肯定。以个人为单位之“别集”的诞生，即体现了这一思想。《隋志》小序称：


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当然，近情随性不等于情欲泛滥，编者在强调独抒性灵的同时，也将宫体诗斥为亡国灭道之本：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彫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


说明《隋志》并没有越出“正统”边界。


再次，对“清风”与“盛藻”的双向重视。


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


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彫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


“清”作为美学概念兴起于魏晋，由人物品鉴名词演变为文学批评术语。大体说来，“清”具有超脱尘俗的道玄文化品质，滤除了世俗功利成分；以明晰省净为基本内涵，又能够沟通、融会一些与之相反的因素[ 参见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1期。]，如审美自觉化过程中流行于文坛的繁缛、绮靡、赡藻等等。


清代李联琇《好云楼初集》云：“未清而遽求赡，则杂揉而已矣。甫清而即造淡，则枯寂而已矣。”[ 转引自《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隋志》未做如是的精辟阐释，但却表现出清韵与赡辞并举的思想指向，对于六朝以来被极端表现的形式美来说，无疑是一种商榷和补救，同时比汉人“丽以则”的主张更为具体。

（三）清代：文学总结期与理性正统化的文学思想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说：“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可以说，有清一代，文学进入了集大成的总结阶段。

中唐及至宋代的古文运动改变了诗赋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韩柳欧苏等人将“文”的情感与辞采移植于“笔”，增强了实用性文体的文学性，也使六朝以来趋于分离的“文”、“笔”概念再度走向融合。至《四库总目》，集部遍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各类作品。

    我们依然以文学为分析对象。站在古代历史的终端，清人首先获得了异常开阔的视域优势，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总览历代文苑英华；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实学，乾嘉时期流行的考据朴学，奉为官方意识的程朱理学又在不同方面培养了文人学者的理性精神，使他们能够脚踏实地、平和慎重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审视、思考与总结。

《四库》集部交叉存在着文章体裁与编集形式两种分类视角，但与前期书目相比，辨体意识更加自觉。如从体裁嬗变的角度剖析楚辞类独立的原因：


《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对于诗歌内部体式流变亦有所认识：


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


《汉志》《隋志》集部后序已经不同程度地勾勒出文学史的脉络，以现象描述为主，性质评价为辅；《四库》相对来讲，则轻直观描述而重思辩评价。以诗文评提要为例，对于文学批评以外的事记、史志性内容，往往有所指摘：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


是编大旨，欲配胡仔之书……仔书多论文，此书多记事；仔书多考证，此书但抄撮旧文。


豫章诗话六卷


是编论其乡人之诗与诗之作于其乡者……然多据郡县志书，所采未免芜杂……又如房璘妻高氏碑刻之类，无与于诗话。

    介绍前代诗话文评的文字大多采用转折句式，既肯定长处，又指出不足，正目、存目皆然：


彦周诗话一卷


乃宋代许顗撰。


顗议论多有根柢，品题亦具有别裁。……惟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殊失牧意。又以适怨清和解李商隐《锦瑟》诗，亦穿凿太甚。至汉武帝《李夫人歌》……尤好奇而至于不可通。其他杂以神怪梦幻，更不免体近小说。然论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诗话之中，犹善本也[ 《四库总目》，2742页。]。


诗话补遗三卷


明杨慎撰。


慎在戍所，无文籍可稽，著书惟凭腹笥……引据疏舛。然其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采者固不少也。


存馀堂诗话一卷


其说皆确……亦皆有理。惟所称明人诸诗，多涉芜杂……至于不知寒山子为何人，则失之眉睫之前矣。

    诗文评从无到有，本身即是文学思想史上值得讨论的话题。魏晋六朝之际文学批评论著的产生，伴随着文学自觉化，文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进程；唐宋时期文史类的设立，是文学批评著作受到重视、形成规模的结果；明代“诗文评”的出现，反映出诗话文论的蔚为大观，以及时人文学意识的明朗化；清人以官修书目确立诗文评类的称谓命名和著录标准，并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于提要中进行了文学批评的再批评，可以看作文学思想积淀过程中的理性升华。

在考据学风浸润下，四库馆臣主张“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 《四库总目》，2660页。]，极为看重作品的文献价值及作者的考证功底。试举数例如下：


苑洛集二十二卷


虽不免小有偏驳，而序次明晰，可资考据。


三家宫词三卷


足以考当日之轶事，不但取其词之工也。


宋元诗会一百卷


能搜辑散佚，存什一于千百。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亦未尝不多资考据也。


中山诗话一卷


宋刘攽撰。……此编较欧阳、司马二家虽似不及，然攽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


后山诗话一卷


旧本题宋陈师道撰。……驳苏轼戏马台诗之玉钩、白鹤，亦间有考证。流传既久，固不妨存备一家尔。


临汉隐居诗话一卷


宋魏泰撰。……党熙宁而抑元佑……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考王维诗中颠倒之字，亦颇有可采。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未尝不足备考证也。


诗话总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宋阮阅撰……摭拾旧文，多资考证。[ 《四库总目》，2740-2742页。]

某些作品仅留存目，理由即是“无所考证”、“殊未深考”，如明人《归田诗话》《诗脍》《雅论》等。

对于各类书籍的定性评价，也广参前著予以甄别考订，有理有据，方下结论；或提出设想，以待来人：


珊瑚钩诗话三卷


宋张表臣撰。……论杜牧“拟把一麾江海去”句，以为误用颜延年语，以麾斥之麾为麾旄。然考崔豹《古今注》曰：“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执白旄以麾是也。乘舆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据其所说，则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将乞郡，故有“拟把一麾”之语，未可云误。表臣所论亦非也。


观林诗话一卷


其中如辨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误用安陵君一条，李善《文选注》已先有此论。聿抒为新得，盖偶未及检。又引《摭言》赵牧学李长吉歌诗一条，《摭言》无此文，盖记杜牧语又误增学李长吉歌诗一句，亦为疏舛。卷末录谢朓事三条，不加论断，殊无所取。核其词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欧阳修倡和诗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毕。或传写有所佚脱，又误分一则为三则欤？

    对作家作品的考证核实亦严谨慎重：


断肠词一卷


宋朱淑真撰。……是集前有《纪略》一篇，称为文公侄女。然朱子自为新安人，流寓闽中。考年谱世系，亦别无兄弟著籍海宁。疑依附盛名之词，未必确也。


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后有晋跋，称词仅见二阕，于《草堂集》又见一阕，于十大曲中落落如晨星。后乃得此一卷，为洪武间抄本，乃与《漱玉词》并刊。然其词止二十七阕，则亦必非原本矣。


杨慎《升庵词品》载其《生查子》一阕，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语，晋跋遂称为白璧微瑕。然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淑真集》内，诬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词品》，既为不考。而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一词》即在其内。乃于《六一词》漏注互见《断肠词》，已自乱其例。于此集更不一置辨，且证实为白璧微瑕，益卤莽之甚。今刊此一篇，庶免于厚诬古人，贻九泉之憾焉。

然而，作为封建末世，清王朝的政治集权及文化控制较汉唐时期明显加强；《四库》作为钦定御撰的大型书目，更需要向官方意识看齐，将文学思想规范在儒家正统雅文化领域内，以此对抗、压制明代中后期以来流行的唯情尚趣、嗜奇贵俗等倾向。我们依然结合提要中对不同书籍、文类的臧否态度来看：


一山文集九卷


好奇之弊，其失不免犷而野。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国朝黄宗羲编。


宗羲之意，在于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


岁寒堂诗话二卷


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于正者。其论唐诸臣咏杨太真事，皆为无礼。独杜甫立言为得体，尤足维世教而正人心。又专论杜甫诗三十馀条，亦多宋人诗话所未及。


诗家直说二卷


是但为流连山水、摹写风月、闲适小诗言耳，不知发乎情，止乎礼义，感天地而动鬼神，固以言志为本也。


词曲类小序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品厥颇卑……其于文苑，同属附庸。


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崇雅归正的思想倾向被推演到极致，鼓吹正统、称颂皇权的内容即在所难免：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


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雒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

《四库》将此类“御定”、“御选”、“钦定”之作奉于当朝诗集之首，并于提要中极尽阿谀。为了突显本朝的文化优势，在评价明人著述过程中，时常表现出傲慢的否定态度：


唐文鉴二十一卷


明代书帕之本，其纰缪往往如此。


然脂集例一卷


明以来选本至夥，猥杂殊甚。


逃禅词一卷


明人刊书，好以意窜乱，往往如此。


十五家词三十七卷


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

虽所言并非杜撰，但在揭露明代创作、学术弊端的同时，也暴露出妄自尊大的心态，有失公允。带着这种偏见，尽管“诗文评”的设立直承焦竑《国史·经籍志》，小序里竟一字不提。对于“贰臣”钱谦益其人其作，更给予措辞激烈的抨击：


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少哉。

实已超出文学批评的畛域，融入了过多的政治立场。


有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国人对于文学的评价“主要是从政治伦理和历史价值的角度来进行的”[ 郭英德，过常宝：《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经、史之学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领域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对文学有潜在的规定作用；关于文人、文学作品及文学发展历程的研究活动长期以来未能成为独立学科。自成立之日起，集部书目都不是文学作品的单纯集合；也未能囊括现代意义上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理念、学术思想、学科划分之外，似也关涉到文体演化、目录体例等诸多复杂问题，本文不便逐一探讨。需要承认的是，于众多目录学现象中，集部演变能够最为集中鲜明地反映出文学及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从政教功利到审美自觉，从抒发情灵到理性升华，有关文学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在总体走势上是趋于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无论哪一朝代的文学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一部分，都不能从根本上脱离正统观念及意识形态的束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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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举隅

                                  ——以义理、考证、文章之学为中心


一、目录学视野下的学科分类与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形成也有潜在规定作用。历代书目按照内容性质归划图书部类，书籍是学术及学术思想的物质载体与传承媒介，学术研究为学科的成立和发展奠定基础，而合理的治学方法又是学术活动得以开展的保障。经历了长期的体例演变，定型的图书目录分经、史、子、集四部，对应着经学、史学、子学、文章四门学问，大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文学。


将历代目录进行对比观察后，我们发现书目部类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抛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经书本为哲理、史料、诗乐的集成；史、子、集三部在演变过程中，各类图书出入不定的情况更不胜枚举。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学科的融合性实大于独立性，由此形成了文、史、哲研究方法交叉互补的治学路径。


姚鼐称：“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复秦小岘书》）“义理”重在阐释儒家道德、程朱理学，与经书、子书关系密切；“考证”的材料多为前人文献与历史档案，具有史料研究意味；而“文章”于集部反映最为突出。作为古文理论的同时，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词章）也具有治学方法论意义，几千年来交织贯穿于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汉人长于考证，亦通义理，清代陈澧所撰《汉儒通义》即将两汉经师义理分类编纂，称“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学似专尚义理，然一些知名儒者如欧阳修、朱熹、邢昺等以考据治经史也取得了极高成就，近人张舜徽甚至认为清代朴学由两宋儒生导其先路。在治学过程中，观点归纳需深入到文章字句中去，理论阐发亦通过语言文字，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章”实为任何学派、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专业技能。三者被清中期文人明确提出，以比肩并立的形式纳入学术体系，实与是时的文化状况不分表里——经历了数代的流变发展，目录修撰和学术活动均已进入集大成的总结阶段。


相较于风行一代的“考据”、“义理”，“文章”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最为接近，却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戴震称“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与方希原书》）；直至近代梁启超，尚云“词章不能谓之学”（《万木草堂小学学记》）。集部图书内容的驳杂多样，说明古人从未有过为文学作品划分专属区域的意愿；诗文理论批评命题来源于直观经验，主要为创作实践服务，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多数情况下不能以自觉、独立的形式存在。文学向经学、史学借取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二者学术思维的浸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诗无达诂”作为《诗经》阐释理论，产生于先秦两汉文学尚未独立的时期，前者要求考究生平、还原历史，后二者所逆之志、所诂之理也不出儒家政教范畴。后世的实践性文学研究活动，如诗文笺注评点等，大抵以训释章句音义、考证本事系年为主；或有探讨比兴寄托之法、香草美人之喻，但多借此阐发政治伦理内涵——遵循着“考据”、“义理”、“文章”结合的研究范式。

二、义理、考证、文章之学的近现代应用

                              （一）


清末民初以来，无数学者对方法论的探索与更新，使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一步步走上了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而传统的考证、词章、义理之学并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三者经过与时俱进的推波演化，其操作途径、内涵属性等，均有了明显的变化。                         


考据学没有因封建社会的终结丧失活力，但证据来源已不限于故纸堆中的载记文献。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物）补正“纸上之材料”。（《古史新证》）这是以考古技术发展为动力的，服务于古史构建，但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传统的义理阐释以经典为依托，目的在于“明道义、维风俗”（姚鼐《复论进士辉祖书》），最忌惑于“异端”。在古今兼容、中西汇通的时代环境下，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义理”之学，不囿于儒家道德和政治伦理，而有了更加普泛化、多元化的文本内涵阐释意义。历朝历代、官方民间的各种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域外的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乃至进化论、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原理，皆可归入“义理”的范畴。


传统文章之学指涉文字音韵与文体词章[ 参见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学术月刊》，2007年7月第39卷。]，后者与文学研究关系更为密切，以现代视角观之，大体包含文艺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几个部分。古人对其深入探索并加以系统归纳的情况并不多见。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时期，刘勰于《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出“披文以入情”的主张，认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关注体裁、修辞、风格、典故、音韵等文学要素，但后世较少回响。历代诗话词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属于感性体悟，逻辑严密性不足。在此情况下，不少学者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广泛引进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试结合文学研究的相关实例来看。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被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的“双璧”。《戏曲考》的成书建立在详尽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将元杂剧宫调、剧目与宋杂剧、金院本对照比较，加以数据统计，探讨元剧的产生、演变过程；引进西方戏剧理论，诠释元杂剧的悲剧意蕴；在深入文本的前提下，揭示出不同作家作品的美学风格及“叙事”、“代言”两种语体形式。该书的写作又贯彻了静安的“新学语”主张，采用符合近代学术特征的概念话语。《史略》采用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全面钩辑小说史料，正本清源、考证真伪；结合整体文化背景揭示文本内容义旨，并以此确定小说类别；在史体文章结构方面，奠定了“以朝代更替为经、以小说流派为纬、以代表作品来衔接”[ 宁稼雨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2页。]的书写范式。


余嘉锡作《世说新语笺疏》，体现出以史治小说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融合哲学、文学、语言文字等多方面修养。在对校版本文字、稽核史实事迹、引介文物制度的过程中，兼及方言疏解、文字训释与内蕴阐发，通过揭示魏晋士人心理，寄寓爱国忧民之情、砥砺士节之志，对于《世说新语》行文章法、措辞艺术也有所关注，将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汇于一体。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基本限于古代文学范畴之内，包括唐诗、汉乐府、神话、《诗经》《楚辞》等。他延续了清儒的治学路径，注重章句训诂、文献核订，又对旧有的考据方法加以改良，以社会学补充经学、历史、文学之不足；将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精神心理分析、马恩主义等运用到上古神话、先秦典籍的解读中去，做出“具有新义理的新考证”[ 邓乔彬，赵晓岚：《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江汉论坛》，2006年11期。]。其唐诗研究，如朱自清所说，“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原载《文艺复兴》，1946年。]，即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论述语言优美生动。同时，闻氏善于从诗歌中挖掘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多重内涵；吸收进化论观点阐释其发展历程，勾勒诗风演变轨迹。


朱自清本人主张“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所谓忽略考证，恰切地说，只是不拘泥于考证——其《诗言志辩》《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对诗学名词及诗人生平的考辨，已然表现出扎实的考证功底——而突出一种主观能动性，在史料证据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以现实立场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学现象。针对“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论诗学门径》把“注明典实、申述文义、评论作法”推为说诗三要素[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5页。]，并运用于旧诗解析实践中，亦将考证、义理、词章相辅相承。

    作为词学名家，龙榆生强调考订作家史迹、辨析版本善恶，将词史、目录、校勘之学纳入词曲研究范围；建立起瞩目于词体艺术的批评之学，注重对词作声情特征的剖析；在挖掘、阐释苏辛词情理义蕴的过程中，融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现实思考。


钱钟书作《谈艺录》，既善于掌握、运用各类材料，“将古今中外的源流正变旁搜远绍”[ 孔庆茂：《钱钟书古代文学研究述略》，《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02期。]；又能够从微观的修辞字句入手，把握作家创作风格和作品艺术特色；同时结合中西文化，体悟并传达诗文情感内涵与深层意蕴。《宋诗选注》的写作路径亦是如此，对字词、出处乃至文化制度详加考证的同时，揭橥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

                                  （二）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界展开了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探索热潮，大量的西方理论和批评术语涌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与国际接轨、拓宽治学视野、激活理论思维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古今中西的文化之间本即存在着冲突和龃龉；过度使用新方法所导致的重阐释轻考据倾向又使一部分研究流于空疏浮夸。1986年，在首届宋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力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科学方法和考据词章相结合；进入9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有了返朴归真式的转变，传统学风再度受到重视。近十余年间，学者们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尽管命名方式、侧重角度不一，但大多体现出义理、考证、词章之学的放射性影响。


南开大学文学院罗宗强教授指出，当代学者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需具备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审美及语言表达能力。国学基础包括搜罗材料、甄别考辨、文字训解等等；理论素养致力于抽象思辩及深邃义蕴的挖掘；审美能力体现为解读、赏析文本的艺术敏感性；在著述语言上，则力求准确严密、畅达雅饬——以上四点也是罗先生身体力行的学术宗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考据、义理、词章之学的历史性延续。面对当代的思想环境和学术状况，罗宗强先生对乾嘉以来的考据求真思想有所修正，认为研究者的主观因素总会妨碍客观历史的还原；由此造成的义理曲解也不应一味贬斥，因其“有可能深化与丰富原典所蕴涵的思想”。这是一个“还原、展开、充填”[ 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见卢盛江等《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的过程，能够拓展出更为宏阔的思维空间。


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为五个层面，依次为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人本学、哲学。前两者包含了考证、文章的成分，又有所扩展；对于义理阐释则细分出三个层次，在进行跨领域研究的同时注重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把握和深层意蕴的挖掘。


王兆鹏教授的《词学研究十讲》教导青年学子“熟悉作品、熟悉史料、熟悉理论”，并把“考据”和“诠释”归纳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必要能力，“诠释”包含着义理、文章的双向要求。近年来王兆鹏先生的诗词排行榜系列论著致力于作品的计量分析——把抽象、模糊的诗词“影响”落实到选本、评点、论著、唱和乃至互联网链接、点击率等具体数据的考察之上，根据自然科学的统计学原理，将概率数据乘以不同权重，以最终综合指数的大小排序评判出影响高低；同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鉴赏艺术风格、阐释思想内容，解读影响力成因。


陈文新先生坚持辨体研究，以古典目录学四部图书的文体属性为着眼点，分析各类小说的文体起源、价值功能、写作惯例、叙事视角、审美追求等；依托本民族的传统学术理念，厘定唐前小说与子、史作品，并对各体小说做出还原阐释和恰切评价。另外，在小说、诗文乃至文学史研究、著述过程中，注重史实与理论之间的阐释循环，由其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立足史实，广泛辑录、清理文学原材料的同时辅以理论探讨；《明代诗学》《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意在概括普适性结论，亦以文学发展的事实为依据。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秉承其师程千帆遗训，“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在古代文学方法论的讲授中主张“重视材料”，引入历史学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同时认为“古代文学的最高层次研究应该是对文学作品、对文本进行分析、进行阐释”[ 莫砺锋：《文献与史实——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谈》，《东方丛刊》，2008年第二辑。]。程毅中指出“文献研究”是古代小说领域的基础工作，此外，还需要“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 程毅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9-10期。]。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义理”研究的文学特征得到凸显，加强了人文关怀的比重，区别于哲学、史学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的唐诗解读以作者人格为切入点，王瑶治文学史扣紧特定背景下的士人心理，但这一治学路径在当时仍少人踵武。建国初期，唯物史观取得思想主导地位，外在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被突出强调；1957年以后，学术活动更为极端地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沼。新时期到来，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罗宗强先生将文人心态引入文学思想史研究范畴，探讨“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以及“人性的张扬与泯灭”，代表作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另有宁稼雨先生的《世说新语》士人精神史研究，以及王兆鹏先生对于宋代南渡词人群体的心灵探寻，等等。如尚永亮教授所说，“文学说到底是人学……体现的是真实可感的人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律动。……这就注定了文学‘以人为本’的主题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文学实际上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心理流程、自由人格、理想追求、人生意义、终极关怀和归宿等，因此，研究者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的素养和品质，必须有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当代意识，必须对超越了文学形式的人生具有深入的理解与同情。”[ 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光明日报》，2003年7月30日。]

三、义理、考证、文章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体现

    作为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尝试，中国叙事文化学坚持“中体西用”原则，于借鉴德国主题学理论、AT分类法的同时，将中国的叙事作品和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意在以中学体系调整自王国维、鲁迅以来在叙事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西学研究范式，从中亦可看出对义理、考证、文章之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与改良。


编制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础任务，需要对主题故事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网罗汇集，考察其存在状况，加以分类梳理；针对单元故事的个案研究，也要求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发掘故事流变的文献证据，这都属于考证层面的工作。在具体操作上，除了广泛研读、查阅经史子集各部纸本文献以外，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通了便捷之门。综合利用各种光盘、网络数据库，通过关键词检索、数理统计、摘要生成、卡片输出等数字化应用技术引证取材，在降低人工劳动强度及失误概率的同时，工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这是今人胜于古人之处，当然，研究过程中，参照纸质文本考校核对也是必要环节。


主题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手中发生变异，包括内容情节的增删演化、同一人物的形象变迁、不同人物的出没消长等等。把握变异现象，阐释文化蕴涵，是义理之学的要求。而所谓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1页。]。我们在阐释方面进行跨学科的尝试，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戏曲、叙事诗文研究延伸至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绘画、音乐等多个领域。同时，对某一故事的重新书写往往伴随着作者内心积愫的抒发，或体现出受众的期待视野，观其流变、阐其内涵，为认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心灵诉求，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因此要突出人文意蕴的观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以中式文献考据结合西方实证主义，推导故事演变历程，并给予历史文化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良好借鉴。但他的故事考论始终只是古史辨伪的手段，并没有独立的文学意义，对于隐藏在故事中的人情与人性缺乏敏锐捕捉。而叙事文化学作为文学本位研究，深入感悟故事流变背后的世情人心是我们的独特之处，也是超越之处。


西方文论认为，“每一种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因而只有文体学方法才能界定作品的文学特质[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95-209页。]。提议变革以文体和作家作品为核心的西学范式，并不等于完全摒弃文体与作品研究，文章层面的素养实不可少。其一，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多由书面文献承载传播，主题内容包藏于章句行文之间，文化意蕴通过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的动态变化得以显现。其二，叙事文化学在空间上打破文体壁垒——史传与子书，说唱曲艺与叙事诗文，甚至古代小说的内部分野——不同体裁在对同一故事的演绎转述中，有不同的内容取舍和道德判断，因为文体本身即存在着表现技法和美学追求的差异，其庄谐尊卑、文质雅俗的分野与学术渊源紧密相关，统摄于中国传统文化考察的范畴之内，不同于某些文体研究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其三，学术论文纵然有异于文学作品，不能以文采高下作为首要评判标准，但依然要求语言规范、修辞得体、逻辑清通，行文章法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义理、文章、考证之学植根于中国古代学科体系之中，是传统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现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而言，依然具有示范意义。如何结合时代文化，进一步改善、发扬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以中为体”学术体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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