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无形——学术研究方法之我见


2013级博士 王珺 学号1120130436


　　中国学术思想生发于古典文化，重诗意的描述，常常贯通着感性的体悟。西方学术理论注重逻辑推理，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在经历千年之后，这两种学术思想在百余年间实现了碰撞交流，并寻求着一种完美的融合，本文试图在简单梳理中西学术思想方法大致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出适合笔者的用于指导实践的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孕育于史学，发轫于诸子，统领于经学，杂糅于佛道，泛滥于理学，归宗于朴学。

　　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小序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即确立了史官制度。因其记言记事的职能，掌握了话语的权利，成为了最初的学术阶层，也播下了溯本源流、求真求实的学术研究方法的种子。以致后世所提出“六经皆史”、“诸子皆史”等言论都是史学研究思想的所结出的硕果。

　　至春秋战国“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又因“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由此可见，因政治格局的混乱，士人阶层兴起，并形成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承载者。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拯救时弊，安身立命的主张，并且不同程度地得以伸张。而私学的出现，开启了学派意识，使得学术思想从此分宗别派，从而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学术格局。

　　秦统一天下后，因政教相吊，统治者选择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用法家思想来统一民众，却导致民怨沸腾。秦亡后，汉吸取前人教训，选择并改造了治世思想比较温和的儒家，出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易》、《书》、《诗》、《礼》、《乐》、《春秋》等纳入儒家典籍，并且设立了经学博士，宣扬儒家学说，注重寻章摘句。自此呈现出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奠定了政教合一，以政治统治学术这一贯穿千年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总基调。

　　东汉之际谶纬之学兴盛，道教形成，佛教传入中国，使得人们对于“形而上”的思考逐步深入。汉末至魏晋，由于时局动荡，人们更是将学术所关注的重点由治世转移到安身上来，宗法自然，提倡遁世的道家思想便为其提供了有力注脚。当时的士人阶层便以清谈论辩的形式，将道家、儒家等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等主张，形成了玄学。玄学的盛行也将逃避世事的生活态度带入了学术思想，当时的学术研究注重义理探求，摒弃了上传下受或思维验证的经学之法。

　　政治统治的松动给与了学术思想滋长的间隙，以《文选》为标志的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纯文学”的典籍的出现，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的问世，以及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集部的行程，都昭示了文学意识从此觉醒。起初附着于玄学的佛教思想，在经历了与中国文化的磨合之后，吸收并借鉴了中国的本土思想，建构了以禅宗为典型的中国化佛学，期间虽几经打压，却风头日盛。这种被中国化了的异域思想在隋唐时期又被普遍地文学化，将佛学义理融入了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

　　宋代由于“尊王攘夷”的政治需要，儒学的经典地位亟需巩固加强。文士无论是基于“内心体会”还是“探求外物”，都需要建立起综合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的理学体系。由北宋四子肇发，南宋朱熹集成，以“理在事先”的本体论为基础，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以经释经”为主要学术方法。其本质是对传统经学和道教、佛教理论的归纳与演绎。到明代的心学，认为“心外无物”，符合学术思想内向转的大趋势。

　　清代的朴学就是厌倦了宋明空疏学风，产生疑古之思，从而由传统经史之学中得到启发，重新提倡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主要表现为宗尚汉学，从训诂入手，对典章经籍勘校注疏，主张“无征不信”。鼎盛于乾嘉时期，史称“乾嘉学派”。

　　通过对古代学术思想的线性梳理可知，虽然古代文论浩如烟海，但学术方法大致可分为实证和义理两种类型。

中国近现代学术方法及趋势

　　清代后期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学术之门。从此，中国学术界开启了西学东渐的漫长之路。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自严复翻译《天演论》起为一变，涌现出了一批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批评家，如提倡“我手写吾口”的黄遵义，掀起“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而尤以王国维运用最佳。他将中国传统古典文艺美学和西方流行的叔本华等的思想相结合，运用西方擅长的“综括”和“分类”方法，加强了抽象和思辨的分析，“成为了把传统文艺美学和西方文艺美学有机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是中国古代学术方法向近现代过渡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西方文论宗派林立，但被中国学术界所广泛吸收接受的主要研究范式无非是以作者、文本、读者、历史背景为对象。以作者为研究对象的有代表性流派主要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等，精神分析学注重作家的主观因素和心理世界，认为人的“潜意识”对人起着决定性作用，作家的创作是被压抑的本能的一种释放。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以兰瑟姆等人为代表的新批评派，认为文本是不依赖于外界的独立的客体，提倡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文本。以读者为分析对象的主要有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只能通过阅读与读者相互作用才能产生，读者“参与创作”，文本是在不同视野中被接受的效应。以历史背景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等，都是通过赋予文本一个外界的视野，使其得以被全新的解读。当然也有将两种或多种范式相结合的批评方法，如结合了作者创作心理和文本细读以及文化语境的原型批评，其主要致力于从文本中发现原型意义的发生和演变。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将西方文论本土化、实践化的过程，结合的方式渐趋明朗。中西学术思想客观的差异使得简单地将西方学术思想的研究方法“拿来”，套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批评上，或者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简单地与西方理论划等号是断不可取的。应将借鉴西方文论与继承中国古代文论并举，打破文体、文史等传统的分割，以古典文化为基础，寻找其内在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比较、沟通、总结的基础上，勇于运用西方文论来丰富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2012.

[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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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宁，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种范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J]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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