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130444      汪泽
传统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举隅
——以义理、考证、文章之学为中心

一、目录学视野下的学科分类与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形成也有潜在规定作用。历代书目按照内容性质归划图书部类，书籍是学术及学术思想的物质载体与传承媒介，学术研究为学科的成立和发展奠定基础，而合理的治学方法又是学术活动得以开展的保障。经历了长期的体例演变，定型的图书目录分经、史、子、集四部，对应着经学、史学、子学、文章四门学问，大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文学。
将历代目录进行对比观察后，我们发现书目部类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抛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经书本为哲理、史料、诗乐的集成；史、子、集三部在演变过程中，各类图书出入不定的情况更不胜枚举。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学科的融合性实大于独立性，由此形成了文、史、哲研究方法交叉互补的治学路径。
姚鼐称：“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复秦小岘书》）“义理”重在阐释儒家道德、程朱理学，与经书、子书关系密切；“考证”的材料多为前人文献与历史档案，具有史料研究意味；而“文章”于集部反映最为突出。作为古文理论的同时，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词章）也具有治学方法论意义，几千年来交织贯穿于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汉人长于考证，亦通义理，清代陈澧所撰《汉儒通义》即将两汉经师义理分类编纂，称“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学似专尚义理，然一些知名儒者如欧阳修、朱熹、邢昺等以考据治经史也取得了极高成就，近人张舜徽甚至认为清代朴学由两宋儒生导其先路。在治学过程中，观点归纳需深入到文章字句中去，理论阐发亦通过语言文字，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章”实为任何学派、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专业技能。三者被清中期文人明确提出，以比肩并立的形式纳入学术体系，实与是时的文化状况不分表里——经历了数代的流变发展，目录修撰和学术活动均已进入集大成的总结阶段。
相较于风行一代的“考据”、“义理”，“文章”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最为接近，却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戴震称“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与方希原书》）；直至近代梁启超，尚云“词章不能谓之学”（《万木草堂小学学记》）。集部图书内容的驳杂多样，说明古人从未有过为文学作品划分专属区域的意愿；诗文理论批评命题来源于直观经验，主要为创作实践服务，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多数情况下不能以自觉、独立的形式存在。文学向经学、史学借取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二者学术思维的浸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诗无达诂”作为《诗经》阐释理论，产生于先秦两汉文学尚未独立的时期，前者要求考究生平、还原历史，后二者所逆之志、所诂之理也不出儒家政教范畴。后世的实践性文学研究活动，如诗文笺注评点等，大抵以训释章句音义、考证本事系年为主；或有探讨比兴寄托之法、香草美人之喻，但多借此阐发政治伦理内涵——遵循着“考据”、“义理”、“文章”结合的研究范式。
二、义理、考证、文章之学的近现代应用
                                    （一）
清末民初以来，无数学者对方法论的探索与更新，使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一步步走上了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而传统的考证、词章、义理之学并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三者经过与时俱进的推波演化，其操作途径、内涵属性等，均有了明显的变化。                         
考据学没有因封建社会的终结丧失活力，但证据来源已不限于故纸堆中的载记文献。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物）补正“纸上之材料”。（《古史新证》）这是以考古技术发展为动力的，服务于古史构建，但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传统的义理阐释以经典为依托，目的在于“明道义、维风俗”（姚鼐《复论进士辉祖书》），最忌惑于“异端”。在古今兼容、中西汇通的时代环境下，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义理”之学，不囿于儒家道德和政治伦理，而有了更加普泛化、多元化的文本内涵阐释意义。历朝历代、官方民间的各种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域外的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乃至进化论、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原理，皆可归入“义理”的范畴。
传统文章之学指涉文字音韵与文体词章[ 参见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学术月刊》，2007年7月第39卷。]，后者与文学研究关系更为密切，以现代视角观之，大体包含文艺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几个部分。古人对其深入探索并加以系统归纳的情况并不多见。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时期，刘勰于《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出“披文以入情”的主张，认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关注体裁、修辞、风格、典故、音韵等文学要素，但后世较少回响。历代诗话词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属于感性体悟，逻辑严密性不足。在此情况下，不少学者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广泛引进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试结合文学研究的相关实例来看。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被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的“双璧”。《戏曲考》的成书建立在详尽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将元杂剧宫调、剧目与宋杂剧、金院本对照比较，加以数据统计，探讨元剧的产生、演变过程；引进西方戏剧理论，诠释元杂剧的悲剧意蕴；在深入文本的前提下，揭示出不同作家作品的美学风格及“叙事”、“代言”两种语体形式。该书的写作又贯彻了静安的“新学语”主张，采用符合近代学术特征的概念话语。《史略》采用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全面钩辑小说史料，正本清源、考证真伪；结合整体文化背景揭示文本内容义旨，并以此确定小说类别；在史体文章结构方面，奠定了“以朝代更替为经、以小说流派为纬、以代表作品来衔接”[ 宁稼雨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2页。]的书写范式。
余嘉锡作《世说新语笺疏》，体现出以史治小说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融合哲学、文学、语言文字等多方面修养。在对校版本文字、稽核史实事迹、引介文物制度的过程中，兼及方言疏解、文字训释与内蕴阐发，通过揭示魏晋士人心理，寄寓爱国忧民之情、砥砺士节之志，对于《世说新语》行文章法、措辞艺术也有所关注，将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汇于一体。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基本限于古代文学范畴之内，包括唐诗、汉乐府、神话、《诗经》《楚辞》等。他延续了清儒的治学路径，注重章句训诂、文献核订，又对旧有的考据方法加以改良，以社会学补充经学、历史、文学之不足；将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精神心理分析、马恩主义等运用到上古神话、先秦典籍的解读中去，做出“具有新义理的新考证”[ 邓乔彬，赵晓岚：《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江汉论坛》，2006年11期。]。其唐诗研究，如朱自清所说，“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原载《文艺复兴》，1946年。]，即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论述语言优美生动。同时，闻氏善于从诗歌中挖掘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多重内涵；吸收进化论观点阐释其发展历程，勾勒诗风演变轨迹。
朱自清本人主张“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所谓忽略考证，恰切地说，只是不拘泥于考证——其《诗言志辩》《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对诗学名词及诗人生平的考辨，已然表现出扎实的考证功底——而突出一种主观能动性，在史料证据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以现实立场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学现象。针对“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论诗学门径》把“注明典实、申述文义、评论作法”推为说诗三要素[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5页。]，并运用于旧诗解析实践中，亦将考证、义理、词章相辅相承。
    作为词学名家，龙榆生强调考订作家史迹、辨析版本善恶，将词史、目录、校勘之学纳入词曲研究范围；建立起瞩目于词体艺术的批评之学，注重对词作声情特征的剖析；在挖掘、阐释苏辛词情理义蕴的过程中，融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现实思考。
钱钟书作《谈艺录》，既善于掌握、运用各类材料，“将古今中外的源流正变旁搜远绍”[ 孔庆茂：《钱钟书古代文学研究述略》，《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02期。]；又能够从微观的修辞字句入手，把握作家创作风格和作品艺术特色；同时结合中西文化，体悟并传达诗文情感内涵与深层意蕴。《宋诗选注》的写作路径亦是如此，对字词、出处乃至文化制度详加考证的同时，揭橥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
                                  （二）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界展开了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探索热潮，大量的西方理论和批评术语涌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与国际接轨、拓宽治学视野、激活理论思维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古今中西的文化之间本即存在着冲突和龃龉；过度使用新方法所导致的重阐释轻考据倾向又使一部分研究流于空疏浮夸。1986年，在首届宋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力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科学方法和考据词章相结合；进入9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有了返朴归真式的转变，传统学风再度受到重视。近十余年间，学者们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尽管命名方式、侧重角度不一，但大多体现出义理、考证、词章之学的放射性影响。
南开大学文学院罗宗强教授指出，当代学者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需具备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审美及语言表达能力。国学基础包括搜罗材料、甄别考辨、文字训解等等；理论素养致力于抽象思辩及深邃义蕴的挖掘；审美能力体现为解读、赏析文本的艺术敏感性；在著述语言上，则力求准确严密、畅达雅饬——以上四点也是罗先生身体力行的学术宗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考据、义理、词章之学的历史性延续。面对当代的思想环境和学术状况，罗宗强先生对乾嘉以来的考据求真思想有所修正，认为研究者的主观因素总会妨碍客观历史的还原；由此造成的义理曲解也不应一味贬斥，因其“有可能深化与丰富原典所蕴涵的思想”。这是一个“还原、展开、充填”[ 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见卢盛江等《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的过程，能够拓展出更为宏阔的思维空间。
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为五个层面，依次为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人本学、哲学。前两者包含了考证、文章的成分，又有所扩展；对于义理阐释则细分出三个层次，在进行跨领域研究的同时注重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把握和深层意蕴的挖掘。
王兆鹏教授的《词学研究十讲》教导青年学子“熟悉作品、熟悉史料、熟悉理论”，并把“考据”和“诠释”归纳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必要能力，“诠释”包含着义理、文章的双向要求。近年来王兆鹏先生的诗词排行榜系列论著致力于作品的计量分析——把抽象、模糊的诗词“影响”落实到选本、评点、论著、唱和乃至互联网链接、点击率等具体数据的考察之上，根据自然科学的统计学原理，将概率数据乘以不同权重，以最终综合指数的大小排序评判出影响高低；同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鉴赏艺术风格、阐释思想内容，解读影响力成因。
陈文新先生坚持辨体研究，以古典目录学四部图书的文体属性为着眼点，分析各类小说的文体起源、价值功能、写作惯例、叙事视角、审美追求等；依托本民族的传统学术理念，厘定唐前小说与子、史作品，并对各体小说做出还原阐释和恰切评价。另外，在小说、诗文乃至文学史研究、著述过程中，注重史实与理论之间的阐释循环，由其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立足史实，广泛辑录、清理文学原材料的同时辅以理论探讨；《明代诗学》《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意在概括普适性结论，亦以文学发展的事实为依据。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秉承其师程千帆遗训，“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在古代文学方法论的讲授中主张“重视材料”，引入历史学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同时认为“古代文学的最高层次研究应该是对文学作品、对文本进行分析、进行阐释”[ 莫砺锋：《文献与史实——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谈》，《东方丛刊》，2008年第二辑。]。程毅中指出“文献研究”是古代小说领域的基础工作，此外，还需要“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 程毅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9-10期。]。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义理”研究的文学特征得到凸显，加强了人文关怀的比重，区别于哲学、史学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的唐诗解读以作者人格为切入点，王瑶治文学史扣紧特定背景下的士人心理，但这一治学路径在当时仍少人踵武。建国初期，唯物史观取得思想主导地位，外在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被突出强调；1957年以后，学术活动更为极端地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沼。新时期到来，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罗宗强先生将文人心态引入文学思想史研究范畴，探讨“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以及“人性的张扬与泯灭”，代表作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另有宁稼雨先生的《世说新语》士人精神史研究，以及王兆鹏先生对于宋代南渡词人群体的心灵探寻，等等。如尚永亮教授所说，“文学说到底是人学……体现的是真实可感的人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律动。……这就注定了文学‘以人为本’的主题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文学实际上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心理流程、自由人格、理想追求、人生意义、终极关怀和归宿等，因此，研究者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的素养和品质，必须有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当代意识，必须对超越了文学形式的人生具有深入的理解与同情。”[ 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光明日报》，2003年7月30日。]
三、义理、考证、文章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体现
    作为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尝试，中国叙事文化学坚持“中体西用”原则，于借鉴德国主题学理论、AT分类法的同时，将中国的叙事作品和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意在以中学体系调整自王国维、鲁迅以来在叙事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西学研究范式，从中亦可看出对义理、考证、文章之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与改良。
编制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础任务，需要对主题故事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网罗汇集，考察其存在状况，加以分类梳理；针对单元故事的个案研究，也要求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发掘故事流变的文献证据，这都属于考证层面的工作。在具体操作上，除了广泛研读、查阅经史子集各部纸本文献以外，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通了便捷之门。综合利用各种光盘、网络数据库，通过关键词检索、数理统计、摘要生成、卡片输出等数字化应用技术引证取材，在降低人工劳动强度及失误概率的同时，工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这是今人胜于古人之处，当然，研究过程中，参照纸质文本考校核对也是必要环节。
主题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手中发生变异，包括内容情节的增删演化、同一人物的形象变迁、不同人物的出没消长等等。把握变异现象，阐释文化蕴涵，是义理之学的要求。而所谓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1页。]。我们在阐释方面进行跨学科的尝试，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戏曲、叙事诗文研究延伸至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绘画、音乐等多个领域。同时，对某一故事的重新书写往往伴随着作者内心积愫的抒发，或体现出受众的期待视野，观其流变、阐其内涵，为认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心灵诉求，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因此要突出人文意蕴的观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以中式文献考据结合西方实证主义，推导故事演变历程，并给予历史文化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良好借鉴。但他的故事考论始终只是古史辨伪的手段，并没有独立的文学意义，对于隐藏在故事中的人情与人性缺乏敏锐捕捉。而叙事文化学作为文学本位研究，深入感悟故事流变背后的世情人心是我们的独特之处，也是超越之处。
西方文论认为，“每一种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因而只有文体学方法才能界定作品的文学特质[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95-209页。]。提议变革以文体和作家作品为核心的西学范式，并不等于完全摒弃文体与作品研究，文章层面的素养实不可少。其一，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多由书面文献承载传播，主题内容包藏于章句行文之间，文化意蕴通过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的动态变化得以显现。其二，叙事文化学在空间上打破文体壁垒——史传与子书，说唱曲艺与叙事诗文，甚至古代小说的内部分野——不同体裁在对同一故事的演绎转述中，有不同的内容取舍和道德判断，因为文体本身即存在着表现技法和美学追求的差异，其庄谐尊卑、文质雅俗的分野与学术渊源紧密相关，统摄于中国传统文化考察的范畴之内，不同于某些文体研究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其三，学术论文纵然有异于文学作品，不能以文采高下作为首要评判标准，但依然要求语言规范、修辞得体、逻辑清通，行文章法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义理、文章、考证之学植根于中国古代学科体系之中，是传统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现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而言，依然具有示范意义。如何结合时代文化，进一步改善、发扬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以中为体”学术体系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宁稼雨.六朝小说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王兆鹏.词学研究方法十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吴光正.“文学”的独立与文学的“真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J].学术月刊.2007，39
宁稼雨.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11（1）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什么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J].天中学刊，2012，27（4）
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J].天中学刊.2013，4
陈文新，王炜.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3）
程毅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9-10）
葛景春.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J].中州学刊，2000（l）
邓乔彬，赵晓岚.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启示[J].江汉论坛，2006（11）
孔庆茂.钱钟书古代文学研究述略[J].古典文学知识，2001（2）
李冬梅，郭贺，傅鑫.论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J].沈阳大学学报，2007，19（4）
莫砺锋.文献与史实——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谈[J].东方丛刊.2008，2
曾大兴.龙榆生的词学主张与实践［A］．见：2010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王兆鹏，郁玉英.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计量分析［A］．见：2008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A].见：卢盛江等.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Ｎ].光明日报，2003，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