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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李帅（11201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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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李帅（1120130443)

集部心得
（李帅 1120130443）
一、集部概念与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演变线索勾勒
所谓“集”，从文字学角度分析，按之许慎《说文解字》曰：“集，群鸟在木上也。”“群鸟在木上”的意象体现“集合、汇集”之意。所谓“文集”之“集”取此项含义，从出版学角度讲，是某一人物或者某些人物文学或学术作品的汇编。而所谓集部，是一个目录学概念。简单的讲，它是对个人或群体文学或学术作品汇编的汇编。是“文集”的集群。它往往与经、史、子并置。目录中，凡著述成书而不能纳入“经”“史”“子”的作品，往往要归入集部。
集部的产生经历自有而无、自隐而显的发展历程。《汉书艺文略》中的诗赋略继承《七略》，可视为集部萌芽，收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赋与歌诗，包括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五类。此时的诗赋略收录作品性质较单一，文学色彩浓厚，这也预示着集部在其后几千年历史中与文学密切联系。《汉志》之后，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承袭《七略》的分类系统，《七志》有“文翰志”，已亡佚，今人已无法窥其貌；在唐代释道宣的《广弘明集》中所保存的《七录序》中可以看到《七录》的大体情况，《七录》有“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晋荀勖《中经新簿》采用四部分类之法，将各家文类之作收录在丁部。到《隋志》正式确立“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大类。“集部”自《隋志》基本定型之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旧唐志》中分为三类：“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新唐志》中承袭此三类，《宋志》中增加“文史类”，《明志》中删去“楚辞类”，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四库提要》总结前代文学目录的成果，“集部”实现集大成，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类和词曲类五部分。
二、以点带面：集部演变个案与学术思想勾连
古希腊有 “模仿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柏拉图提出“影子的影子”，认为艺术应与现实世界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两种说法亦一定程度上适应于于解释目录学演变与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学术思想的每一次发展演变往往以某种形式引起目录学的震动与变更。因此可以说目录学为诠释学术思想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定角度。兹试取几个典型目录学集部现象入手分析。
现象一、《隋志》集部作品数量猛增、文体拓宽
就数量而言，《隋志》基部较之于《汉志》诗赋略已有巨大飞跃。《汉志》中共著录屈宋等楚辞作家和秦代、西汉赋家作品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著录西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而《隋志》中则著录“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就文体而言，《汉志》收录文体为诗和赋，而《隋志》别集和总集，一种集子往往是议论文、考据文、应酬文和文学作品兼而有之，又有散文、骈文之别。毫无疑问，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实现自觉的一种侧面反映。
鲁迅《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一文曾评价曹丕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认为《典论论文》强调“诗赋欲丽”而不是强调“寓教训”，是在“为艺术而艺术”，标志着文学摆脱了功利主义色彩，自觉追求艺术本身的美。实际上，魏晋时代的确是对两汉经学时期将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一种有力反拨，人们进行对文学本质的大胆探索、大量创作、并实践多种文体，无论当时流行的对“文笔之分”的考量还是《文心雕龙》《文章流别论》的条分缕析，或者《典论论文》对“文”的分析，都毫无疑问推动了文学内涵与外延的清晰与丰富，使其向今日之文学概念趋近。
现象二、诗文评走向独立
“诗文评”作为一个目录类别，出现很晚，但是其中著录的书籍则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它的 “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隋书》列有“《文心雕龙》十卷”和“《诗评》三卷”，与它们同列为“总集”之内的有挚虞《文章流别集》、昭明太子《文选》以及大量的“诗集”、“赋集”、“文苑”等文学作品集。《旧唐书•经籍志》“集部”末尾部分，列有《文心雕龙》，也将其混于“集部”之中而并没有给予独立地位。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进了一步，在“集部”中别立“文史”一类，将《文心雕龙》、《诗品》等放入其中；至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在“文类”下分立“文史”与“诗评”两小类，分别列入《文心雕龙》和《诗品》。到宋代总算是单独为评诗评文的作品留出一片小小的天地。列出“文史”和“诗评”两小类，这其实反映了“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变化，从“学科”意义上看，即它作为评论诗文的一种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得到学界确认，因而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环境和条件。历史事实也证明，古代文论在宋代获得了重大发展——两宋是我国古代文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是魏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然而，上述“志”书，都没有把评文的《文心雕龙》和评诗的《诗品》等论著合起来列为一类给一个名副其实的专有名字。直到明代，著名学者焦竑在万历年间撰写的《国史经籍志》中，才给《文心雕龙》、《诗品》这类书取了一个独立的名字：“诗文评”。但仍作为附录放在“集”部里。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出现“诗文评”三个字连在一起而组合成的名称。在诗文评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集部正式设立诗文。而且著录内容也排除了史评类,成为最早的诗文评类雏形。至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把“诗文评”放在“集”部之下单独列为一类，成为“集”部的正式成员。又在史部设立史评类，收录史学批评作品,在此之后的目录著作,如《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抱金楼藏书志》《清史稿.艺文志》等都无一例外地在集部设立了诗文评类,基本承袭《总目》的分类方法,诗文评类目以及著录的内容也最终得以定型。类目的“诗文评”类著作才算真正从“附庸”走向“独立”，“诗文评”的称谓也被广泛使用而通行开来。这种定型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的发展,诗文评类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其在目录著作中的名称、内涵、归类屡有不同,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图书性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考察中国“诗文评”性质，则发现诗文评之“评”偏重于“品评”、“品鉴”、“品赏”、“品玩”等，虽包含“评诗”、“评文”、“评曲”、“评小说”的内容，但大都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里面包含着“评诗”、“说诗”的意思，但它们本身就是诗，你可以作为诗歌来欣赏。而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确是“品诗”文字，但本身也是诗歌作品。总之，这类文学评论性质的作品兼具文学性。共同点是里面都充满着审美情趣；即使思维缜密如《文心雕龙》和能言善辩如叶燮《原诗》，也文采斐然，浸透诗情画意。与西方“文学批评”偏重于“评论”、“评价”、“评判”、“评析” ，多作理论思想的逻辑推演和抽象述说大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也许可以追索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上去：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长于审美的民族。充满诗情的民族。同时，又或许和中国人惯有的思维方式有关。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01.
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毕业论文
雷斌慧，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文学观念的演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6期
伏俊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以集部大小序为中心，阅江学刊，2010.06，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