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珺集部作业(学号1120130436) | |
![]() |
发起人:十二君 回复数:0 浏览数:9432 最后更新:2013/11/26 18:37:24 by rainning |
| 发表新帖 | 帖子排序: |
|
十二君 发表于 2013/11/25 17:23:01
|
|
王珺集部作业(学号1120130436) 文之滥觞——集部演变初考
2013级博士 王珺 学号1120130436 古今中外,做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无一不是研究对象的界定,然对“文学”之定义却众说纷纭,难从其一。经、史、子三部均与文学关系密切,甚至有些部类相通,但不若集部主体大致为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集结。文之本质、功用、发展的轨迹无不贯穿于集部的演变之中。故对中国古代“文学”之考量,是梳理集部不可回避的核心功课。 文之本质 中国古代“文”的概念与当今“文学”之义并不相同,在《隋志》集部序中,便开宗明义地讨论了“文”之本质,曰:“文者,所以明言也。”后又指出“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具体而言便是“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这里的“文”便是记录人言,这与《文心雕龙·原道》中认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一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将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诔、铭等体裁统统纳入“文”,有“泛文学”之倾向。 但其又不乏与现代文学批评中所指“文学”的共通之处。如《隋志》集部序言:“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巳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便是将文学置于历史中来关照,无不写各时期文章之精妙之处,同时又强调了其美学色彩的重要性。这便与西方伊格尔顿在《文学是什么》这篇文章中提出“文学是评价很高的作品而又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应“把文学看作一种‘客观的’、描述性的样式”,即文学具有历史性、客观性和复杂性,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论断相暗合。 文之演变 “文”之本质,在不同时期认识是不同的,这可从集部的发展流变得以窥见。 表一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宋书·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 四库全书总目 赋 屈原赋之属 楚辞 楚辞 楚辞 别集 楚辞 陆贾赋之属 别集 别集 别集 总集 别集 荀卿赋之属 总集 总集(附录文史类) 总集 文史类 总集 杂赋 文史类 诗文评类 歌诗 词曲类 来源:作者自制 集部之形成在《隋志》集部序中便已言明:“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集部是在《汉志·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凡106家、1318篇的基础上整合而来的。而“楚辞”一类便是由“赋”生发而来,班固借《史记》之言:“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下了定义。也道出当时“文学”之功用:“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诗》因其儒家经典的地位被列于经部,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并未被忽略,“诗言志”的理念虽在经部序中提出,但却在此处彰显。 然世易时移,“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至后代,“文学”的政治使命褪却,其抒发情感的功能显露,“诗言情”的理念便藉此而来。 “文学”发展至六朝有了新的飞跃,因“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总目》集部序),文学批评的兴起使得“文”之本质越加明晰。“文”虽与政教相关联,但其重视“审美”的特点已经凸显出来,即所谓“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文学批评家们不仅关注辞藻的华美,还注重音律的和谐。“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这些文学批评的出现和兴起对于“文学”由“泛”至“纯”起到了引领作用。 《新唐志》集部总集后附录文史类,列入《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类作品,《宋志》单列文史类可知官方开始注意到文学批评的存在,并逐渐重视这一门类。明清以降,对文体的划分更为细密,由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便将集部分为别集类、制诰、表奏、骚赋、总集、文史、制举、词曲等八类。《总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明后期分类过于细化杂乱的弊病,在文史类的基础上创立了诗文评类,将文学理论分门别类自成体系,昭示着文学走向自觉独立。在《总目》中对“非文学”的因素已有所摒弃,其对文之“创造性”、“想象性”等特征的肯定已与今之文学观念相类,特别是直面文学的“虚构”这一特性,如“《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使得其文学的观念基本上具备了今人所称“文学”之要义。 通过对集部的梳理可知,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总不尽相同,但也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文学是复杂的因素的构成,但具有“美”的特质,并且应放在其相应的历史维度来考量。然西方文论重逻辑推理,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中国古典文论则重诗意的描述,常常贯通着感性的体悟。这些客观的差异使得简单地将西方文学批评的论断“拿来”,套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批评上,或者将中国古代文论简单地与西方理论划等号是断不可取的。但在研究诸如“文学的本质”此类难以蠡测的问题时,同时参照中西文论中的品鉴论证,来对话、梳理,便可对研究对象有更全面的关照。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01. 伏俊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以集部大小序为中心,阅江学刊,2010.06,第3期. 袁济喜、宋亚莉,《文心雕龙》与集部形态建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4期,20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