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作业 李帅(1120130443)
发起人:berry  回复数:0  浏览数:3652  最后更新:2013/11/5 10:24:24 by rainning

发表新帖  帖子排序:
2013/11/5 2:46:02
berry





角  色:普通会员
发 帖 数:14
注册时间:2013/9/19
子部作业 李帅(1120130443)

[align=left]




子部心得



[/align]

[align=left]一、《汉志》《隋志》《四库提要》子部总况概述



[/align]

[align=left]《汉志》继承刘歆、刘向父子的《七略》而来,

反映了汉代图书的总体面貌。《汉志· 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凡十个子目录,

全面展示了先秦至汉代的诸子百家学说著作。



[/align]

[align=left]《隋志·子部》包括:《隋志》将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家,附录道经、佛经二部。



[/align]

[align=left]《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中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凡十四个子目,

也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全国子部诸家的著作。



[/align]

[align=left]从数目上来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中的类目比《汉志·诸子略》多四种,

但这并不是在《汉志· 诸子略》的基础上简单地增加四种,

通过比较发现,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有而《汉志·诸子略》无的类目为兵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八种;

《汉志·诸子略》有而《四库全书总目· 子部》无的类目有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四种;

两者共有的类目为儒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六种。



[/align]


二、浅析子部小说类在三部目录中的演变





古代小说观念嬗变历来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所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其研究核心是对小说概念、范畴、文体特征发展脉络的探寻、把握。古代目录学,尤其是官修目录学,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旨归,最能反映学术状况。本文拟以《汉志》《隋志》《四库提要》三部目录学里程碑之作为核心,研究小说类的立类标准与收录范畴,进而辨析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演变。






[align=left]“小说”一词最早著录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时“小说”诚如鲁迅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所言:“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1]









此处“小说”意为浅识小语,是肤浅、琐细的言论。不具有后代文学加诸于“小说”一词的文体学内涵。



[/align]


而后东汉桓谭《新论》对小说一词的含义有所拓展 :“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此处,“残丛小语”与“短书”体现出当时小说一词的文体特征,而“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则体现小说的功利用途。这种观念在《汉书·艺文志》得到呼应。《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往往制作与传播的是流言,本身具有“内容杂乱”“形式短小、随意”的外在形态特征,与《新论》中“小说“一词”“残丛小语”的体式特质有相通之处。





[align=left]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九家共同列于《诸子略》的大类之下。其他诸家皆为学术思想,因此可推断,《汉志》“小说家”亦可能是指学术思想。这也可以从其著录内容得到旁证。其小说家类著录的《伊尹》、《鬻子》,当是道家言说,《青史子》,乃“古史官记事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皆言礼”[2]









;《师旷》,另见于兵阴阳类;《宋子》,“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应劭注曰:“道家也,好养生事”;《周考》,“考周事也”;《虞初周说》,据薛综注,该书专门记载“医巫厌祝之术”;《百家》反映儒家思想。可见“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相当庞杂,儒、道、兵、巫、



[/align]

[align=left]史诸家皆有。由此推知,这些小说的内容是为阐述各家学说服务的琐碎言论。而非现代意义的小说文体。



[/align]

[align=left]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汉志》“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









的评价则告诉我们至少两方面内容。



[/align]第一, 将小说定义为“小道”且“君子弗为”,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体现出一种轻蔑态度,体现出小说自发展之初定位低下。这为此后小说发展带来长远的抑制性影响。后世小说虽从开端走向繁荣,但创作观念往往受束,小说书写往往运用史学书写原则与评判标准。“小说”往往要借助“历史”去寻找和解读自己。因此与历史有难解难分的关系。甚至有“史余”之称。往往因能“补史之阙”才获得一席之地。





[align=left]这种低下地位在排序方面亦有体现。我们知道:类目的排列往往能反映出学术喜好。编纂者习惯于将最重要的学术状况著录于前。就《汉书艺文志》而言,放在开端位置的是六艺略,对于其中的儒家经典典籍给予高度评价:“《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而对诸子略评价则是:“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两相参照,则六艺略局核心地位,诸子略居从属地位的格局便清晰可见。在诸子略中,小说又居于诸子略第十家的末端位置,其地位之低是不言而喻的。



[/align]

[align=left]

[/align]第二、小说地位虽低, “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则并未完全否认小说价值,其着眼点在于看到小说“一言可采”的功用。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有“采诗观政”的习俗。臣子带着政治使命于民间收集歌谣并反馈给朝廷,以此来帮助远离民间的君王了解民生,稳固统治。《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





,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





,以观民风,命市纳贾





,以观民之所好恶。”班固《汉志》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









《隋志》“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皆可为例证。可以说,这种“采诗观政”的方式是带有明确政治动机的。而《汉志》对小说“一言可采”的肯定性价值判断,实际是落脚于服务于政治、有补教化的功利性目的。













《汉书》成书五百多年以后,《隋书》诞生,小说类居于子部之下。小说观念与《汉志》相比既有保守性,又发生巨大变化。





[align=left]其保守性体现为透过著录情况所反映出的“小说”这一术语在目录学中依然概念不纯、内涵模糊、内容芜杂。这一方面体现于小说家著录内容虽然包括《燕丹子》《世说》等符合今人小说概念的作品,但同时,也掺入了《古今艺术》《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非小说的艺术、技艺类书籍。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小说作品在归类时常常窜进史部,尤其是杂史。《列异传》、《古异传》,《述异记》、《近异录》、《搜神记》、《神录》、《研神记》、《志怪》(祖台之)、《孔氏志怪》、《荀氏灵鬼志》、《谢氏鬼神列传》、《幽明录》、《齐谐记》、《续齐谐记》、《感应传》,《系应验记》、《冥祥记》、《补续冥祥记》、《因果记》、《冤魂志》、《集灵记》《旌异记》等被后世学者命名为“志怪小说”的作品皆录于杂史。这种现象何以发生?我们不妨读一读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该篇将杂史分为十类,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举例解释时,在杂史举例中,他所提及的书目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皆符合今人的小说观念却又著录于史部。在原因分析过程中,作者强调指出此类作品“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乎已。”[5]









由此可见,作者认为此类作品可以补史之阙。在创作过程中,即使所写之事怪怪奇奇,但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实录方式,是“前史所遗”,他们相信笔端之事是真实存在、是对历史的一种真实反映。这种看法其实亦同《隋志》将小说置入史部的理由是相通的。《隋志》亦往往将这些具有“虚诞怪妄”品格的作品看做历史,《隋志史部》云:“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这种分类体现出史学意识对小说独立成长的干扰。



[/align]需要指出的是,《隋志》收录了《燕丹子》《世说新语》等叙事性较强的小说,这些作品本身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生动故事情节,已经不再是《汉志》小说家类作品对各家学术思想的琐屑表达,而是更靠近现代意义的小说内涵,这是《隋志》较《汉志》所表现出的一个长足进步。









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家类的著录保守性与先进性并存。





在借鉴历代小说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将小说分为三类。小说家类小序里提到:“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在此之前,影响较大的是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已经开始将小说分为六类,

志怪



传奇

、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

这种分类问题在于后三类实际不属于小说范畴。而《四库提要》则将后三类从小说类剔除。





此外,《四库提要》较好解决了历来纷争的小说和史部、特别是与杂史相混淆的问题,《四库提要》史部杂史类序言:“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6]









而子部小说家类二中的案语云:“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於小说,其明例矣。)”两相参照,以是否“事系庙堂,语关军国”“述朝政军国”的标准衡量两者写作目的,将《拾遗记》、《汲冢琐语》等从杂史归入小说家类,客观上有利于保持史部的纯粹,同时也促成了小说内涵的进一步独立完整。





此外,还有其他作品亦从史部进入子部,如《穆天子传》原居于《隋志·史部·起居》类,《山海经》原居于史部地理类,《十州记》原居于《隋志·史部·地理》类,《王子年拾遗记》原居于《隋志·史部·杂史》,这些作品后来都统统归入《总目提要·子部·小说》类。





但需要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把原隶史部的小说篇目划归子部,

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持史部体例的严谨,

这一点在《总目》中体现得最为明了。现从《总目》中择录几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提要,

从中可以窥见四库馆臣分别史部与说部的基本标准。





[align=left]《穆天子传》“ 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

徒以编年纪月,

叙述西游之事,

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忧憾无征,

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

以为信史而录之,

则史体杂,

史例破矣。今退笠于小说家,

义求其当,

无庸以变古为嫌也。”



[/align]

[align=left]《神异经》“ 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

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类,

今核所言,



多域外忧憾之事,

既有异于典图,

亦无关于修炼,

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



[/align]

[align=left]文放通考》列小说类中,

庶得其实焉。”



[/align]

[align=left]《海内十洲记》“ 诸家著录,

或入地理,

循名责实,

未见其然。今与《山


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



[/align]

[align=left]《汉武洞冥记》“ 若其中伏生受尚书于李克一条,

悠谬支离,

全乖事实,



朱弃羊乃采以入《经义考》,

则嗜博贪奇,

有失别择,

非著书之体例矣。”



[/align]

[align=left]《拾遗记》“ 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

其言荒诞,

证以史传皆不合,



[/align]

[align=left]如皇峨燕歌之事,

赵高登仙之说,

或上诬古圣,

或下奖贼臣,

尤为乖迁。”



[/align]

[align=left]《飞燕外传》“ 案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

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

不可入之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



[/align]

[align=left]《钦定四库全书》卷首《凡例》在谈到上引几部小说的分类时说“ 古来诸家著录,

往往循名失实,

配隶乖宜。⋯ ⋯《穆天子传》旧人起居注类,

《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

今以其或涉荒诞,

或涉鄙狠,

均改隶小说。”



[/align]

[align=left]从上引几条提要中也可以看出,

《总目》编纂者们并不是在从小说的特点出发论述这些小说篇目之所以归人小说家类的原因,

而是在论述这些小说篇目之所以不能归人史部的原因,

也就是说,

四库馆臣们的目的并不在从小说的特点出发论述这些小说篇目之所以归人小说家类的原因,

而是在论述这些小说篇目之所以不能归人史部的原因,

因此可以说,

四库馆臣们的目的并不是在为说部立言,

而是在为史部立言,

并充满着对说部的轻视。可见《四库提要》在小说归类上的趋于规范仍是由于传统史学观在封建社会发挥影响力的结果。四库馆臣将原属史部的这批作品划归“小说”,

客观上起到了清晰小说目录分类的作用,

改变传统目录学著作里史传与小说相混的局面。在小说与史交互发展的大背景中,

这正是小说慢慢地背离了史的体现。对史与小说的区别,

尽管主观上是对史的整理,

客观上却促使“小说”独立品格的形成。



[/align]

[align=left]此外《四库提要》只著录文言小说,明清以来,白话通俗小说迅速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许多私家目录均对这种通俗小说繁荣发展的现象有所关注。如《百川书志·史志》以演义、传奇编入“野史”、“外史”、“小史”目录,徐勃《红雨楼书目》 “子部·传奇类”收元、明杂剧和传奇一百四十种。晁琛《宝文堂书目》有“子杂”、“乐府”二类,收录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但《四库提要》仍对通俗作品视若无睹。在著录文言小说时,又以是否“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为取舍标准,“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抛弃“猥鄙荒诞”作品。而一定程度上,“猥鄙荒诞”恰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所必须具有的虚构品格的一种体现方式,对此《四库提要》认识不足。



[/align]

[align=left]

[/align]

[align=left]

[/align]

[align=left]参考文献:



[/align]

[align=left]专著类:



[/align]

[align=left][1]

班固.

汉书艺文志 [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align]

[align=left][2]

魏征.

隋书经籍志 [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align]

[align=left][3]

纪昀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中华书局



[/align]

[align=left][4]

刘知几.

史通[M]

辽宁教育出版社



[/align]

[align=left][5]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align]

[align=left][6]

石昌渝.

中国小说源流论 [M]

三联书店.1994



[/align]

[align=left][7]宁稼雨.

传神阿堵 游心太玄.

[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align]

[align=left][8]

姚明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align]

[align=left][9]

齐裕焜.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align]

[align=left]论文类:



[/align]

[align=left][1] 刘湘兰.

从古代目录学看中国文言小说观念的演变[J]

《江淮论坛》.2006





[/align]

[align=left]









[2] 宁稼雨.

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J]

明清小说研究.1998





[/align]

[align=left]









[3]段庸生.

《文言小说的观念——采》信阳师范学院学报[J]2005.3





[/align]

[align=left]










[4]卢世华.

《汉书· 艺文志》之




小说



的由来和观念实质[J]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






[/align]

[align=left]

[/align][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











班固

.

《汉书艺文志》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











《礼记》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5]











刘知几

.

《史通》

[M]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6]











纪昀、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