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  1120130444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三）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
本文主要着眼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子部书目，剖析部类成立、类目规划及内部演变的目录学现象，对子部变迁所折射出中国古

代学术思想的某些特点进行概括总结。
子部成立与类目规划
和经、史一样，“子部”在早期图书目录中并不存在。“诸子”作为分类概念出自刘歆《七略》，后被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汉志》“诸子略”可以看作子部的

前身，收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书目，书后小序对先秦以来各家学术源流、内容思想加以概述，谓其分别出自司徒之官、史官、羲和之官、理官

、礼官、清庙之守、行人之官、议官、农稷之官、稗官。“诸子十家”被总括以“王官之学”的出身，但“可观者”当属“小说”以外的九家。
另有“兵书略”，安置“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图书，小序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

，中华书局，1962，1762页。]可见这一派书籍亦有子书意味，之所以与诸子十家分而列之，首先要回顾《汉志》蓝本——《七略》的成书过程。参照班固《艺文志》的开篇总序：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汉志》，1701页。]
兵书与其他子书的整理者不同，遂于书目写定时置于不同部门。同时兵书略虽不及诸子略规模宏大，亦有自成体系的地位和数量优势。自古以来，“足食足兵”是保证长

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况汉代统一以前，多战少和的历史背景客观上有利于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积累，相关书籍不断涌现：
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朴捃摭遗逸，纪

奏《兵录》，犹未能备。[ 《汉志》，1762-1763页。]
至魏晋，学术状况有所改变。 经学式微，但六艺经典在名义上仍占据着至高地位，春秋类史书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显，诗赋文学也走向自觉；相比之下，诸子之学

却无突出进展，兵书数量亦渐萎缩，《七略》《汉志》的图书分类格局无法维系。西晋荀勖、张华遂于《中经新簿》中改六分为四分，“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同归“乙部”，位置仅次于“甲部”之六艺、小学。但是，术数源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 《汉志》，1775页。]，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实与成一家

之言的子书关联不大；“乙部”的设置已经表现出驳杂的倾向，与《汉志》诸子略的整合纯一不同。
东晋李充撰《晋元帝书目》，将《中经新簿》中乙、丙两部对换，子书地位下降。宋齐王俭《七志》则体现出对《七略》《汉志》的回归：“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

、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魏徵等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906-907页。]。由于亡佚，具体录书情况不得而知，但这一分类方法没有推广延续。其后的另一部七分法目录——梁代阮孝绪《七录》复

将诸子十家与兵家合成“子兵录”，列于“经典”和“传纪”之后的第三位；“术数”与“方技”中的医经、经方类书籍合成“技术录”，列于第五位。
初唐《隋书·经籍志》（原为《五代史志》之一）的出现，标志着经、史、子、集图书四分法正式成型。子部依次著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

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图书，大致取《汉志》中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之和，删汰了“诸子”中的阴阳家和“术数”中的蓍龟、杂占、形法类。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在沿袭《隋志》子部类目的同时，将四部之外的道释诸说移入道家；又将作为撷采摛文参考工具而逐渐受到重视、形成规模的类书从“杂家

”摘出，独立为“事类”；同时设“杂艺术”，为原属“兵”类的投壶、棋弈图书找到更为适宜的归属。《新唐书·艺文志》与此略同，仅将“事类”改“类书”，又将“医方”

析为“明堂经脉类”和“医术类”。“杂艺”、“类书”二类被后代书目普遍采纳。
《崇文总目》在两《唐志》基础上将“历算”分为历数类和算术类；又加卜筮类，大体相当于《汉志》术数略之“蓍龟”；但更大的突破是在子部之内为道、释类书籍各

设一类，多为后人效仿。《遂初堂书目》删法、名、墨、纵横四家，增设“谱录类”。
至此，子部类目趋于饱和，后世或有减无增，或分合离附，或调整称谓，大体不出以上名目范畴，遂不逐一列举。在“总括群书”的基础上，《四库总目》将子部作出如

下分划——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数术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类（书画、

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用、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类书类、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释家类、道家类

——成为子部书目的终期总结。
内部演变
  （一）“九流”学说的没落
    “九流”针对《汉志》小说家以外“可观”的诸子九家而言。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既成历史，九家子学不约而同的没落与变质在图书目录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汉志》《隋志》均给予儒家学派极高评价，同时亦指出其末流之弊：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

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汉志》，1728页。]。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九两

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陵夷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着述，发明其指

。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 《隋志》，999-1000页。]。
    所谓的惑者、辟者、俗儒，大抵针对穿凿章句的秦延君，变节逢迎的叔孙通，博取功名的公孙弘等人，尚属于个别现象。《四库》则更为痛心疾首地指出了近世儒者的群体堕

落：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己，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模拟尼山，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

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自二派，笔直舌交攻，自时阙后，天下惟朱陆交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延至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

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1193页。]
至宋而门户大判，雠隙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中间递兴递灭，不知凡几。
    儒者之患，莫大于门户……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各尊一别子为祖，而置大宗于不问，是恶识学问之本原哉！[ 《四库总目》，1237-1238页。]
    不但《汉志》《隋志》编者眼中的末流之患被全然忽略，汉唐诸儒更有了理想化的楷模意义，只因其坚守孔孟初衷，未杂以理气心性之说；且以修己治人为本，非致力于党同

伐异。事实上，汉唐及宋元明清儒生的不良学风均可视作儒学的世俗化变质——将学问作为立身扬名乃至邀功请禄的工具，必然会导致对其原始思想宗旨的背离。而这种变质的出

现，或与儒家学说的政治优势地位及入世功利色彩有关。
《汉志》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汉志》，1732页。]，将道家（

尤以老子为主）学说理解为政策权术，与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国有关。经历过道家勃兴的魏晋六朝，《隋志》称“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

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 《隋志》，1003页。]，赋予道家思想以人生哲学

的含义。但是，除魏晋时期与儒家学说结合形成玄学以外，老庄哲学并没有作为一项专门学术延续下来。如陈鼓应《老子评传》所说，“六朝之后直至清季”的道家思想主要依靠

两种方式存在，其一为道家章句之学，其二即为宗教。这在《四库》小序及书目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

，而阴符经可通于兵，戎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练入之，张鲁立教，符录入之，北魏寇谦之又以斋醮章入

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所事于区分……[ 《四库总目》，1932页。]
道家类位于《四库》子部之末，脱离了诸子阵营而与释家并置；除了对先秦道家著作的章句注解外，多为道教神仙符箓之说，可见宗教意义实已大于学术意义。
阴阳家以阴阳五行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变迁，代表人物为战国晚期的邹衍。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曾将阴阳家置于先秦学术流派之首，谓其“序四时之大顺，不

可失也”。该学派的思想一部分由董仲舒继承，与儒家政治社会伦理结合，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神化君权和封建秩序；另一部分则被方士利用，服务于原始道教的理论体系建构，

其学术自身却丧失了独立性。《汉志》诸子略中，阴阳家的排名仅次于儒、道，在很大意义上体现的是先秦的学术地位；其后二十一种图书全部失传，《隋志》遂剔除了这一门类

。
秦代统一与灭亡的历史经验明确了法家思想的“双刃剑”性质，如《隋志》所说：“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刻者为之，则杜哀矜，绝仁爱

，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 《隋志》，1004页。]法家学术没有得到延续，出于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以及对历史的惯性维护，这一门类在后代多数书目中得以

保留，但著录图书寥寥无几。《汉志》的“法十家”中，《申子》本为名家[ 参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135页。]，《慎子》被《四库》归于杂家

，其余或残或亡，只有《韩子》尚存。随着目录分类体系的完善，后世的制度政令图书多被史部刑法及诏令奏议类“掠夺”，《隋志》仅录六部，多为先代著作。四库馆臣怀着“

钦恤”的心态汇入断案折狱类书籍，凑成法书八部，存目十九部，实而是对其学术本旨的背离——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冯友兰著，涂又

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00页。]。
在战国时期，墨家曾与儒家并为“显学”，纵横家、名家亦活跃一时。然而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三者的思想主张或学术宗旨使他们无法避免边缘化乃至消亡的

命运。墨者贵俭兼爱，为讲究礼法与等级的儒士所不耻，其类于游侠的职业道德更被统治者视为不安定因素，因此其作品“史罕著录”，“无人肯居其名”[ 《四库总目》，1564

页。]。在正统眼光打量下，纵横家之学术无非便辞游说，况朝秦暮楚、毫无准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汉志》，1740页。]，难免“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隋志》，1006

页。]；名家诡辩“浅迂僻陋”，“言愈辨而名实愈不可正”[ 《四库总目》，1567页。]。《隋志》仅存名家书籍四部，墨家三部，纵横家两部，后世有减无增。《遂初堂书目》

《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均将三者并入杂家，《四库》从之。
“杂家”则被后人大大曲解。其本义盖如《汉志》所云，“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汉志》，1742页。]，即能够将各家

学说融汇贯通到一种思想体系内，为统治服务。《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其代表。《隋志》的杂家小序化自《汉志》而意义更加明确：“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

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隋志》，1010页。]。然而在具体录书过程中，“杂家”一类却沦为未成规模或属性不明之书籍的收容所，类书如《皇览》，小说如《博物志》《俗说

》，道书如《抱朴子》，时令书如《玉烛宝典》《岁时录》等，皆散置于此。《四库》更把《隋志》的失误推衍到极致：“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

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四库总目》，1563页。]。“杂家

”学术思想多元化的含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图书种类的驳杂化。
    农家被推向了偏执的发展道路。《周易·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文心雕龙·诸子》），农家亦不应例外，其论著即便

有对农植技术知识的介绍，但仍侧重于抒发其代表阶级的社会政治主张（王者与民共耕，勤劳农事，反对不劳而食等等）。然而行至后世，形而上的社会思想渐渐失传，形而下的

生产活动反而成为农家一类图书的主要内容。《汉志》九家农书已亡佚；《隋志》收录的多为讲授农林养殖技术、食品加工工艺的著述，如《齐民要术》；《四库》袭之，增入《

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乃至西洋人所撰《泰西水法》等大型实用技术类读物，并将其视为农家“本业”[ 《四库总目》，1323页。]。
“小说”的名实合一
    先秦时代的“小说”指的是大道之外的琐屑言论，或作为贬斥异己学说的泛称。这一词语首次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荀子·正名

》中的“小家珍说”，可视为同义词。比较而言，《汉志》诸子略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有了一定的文体意义：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汉志》，1744-1745页。]
如鲁迅所说，以上著作“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极有可能的是，十五家作者主观上以严肃的态度著书立说，然其“学术”著

作却被人嗤之以“小说”。此时“小说”在很大意义上指代的仍是某种不入流的学说或思想，其文体则游荡于说理的子书与记事的史书之间，与今人眼中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差

甚远[ 《汉志》十五家小说或可算作早期杂俎小说，参见宁稼雨师：《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虞初周说》一书情

况有些例外。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被三国时期薛综注为“医巫厌祝之术”。此书或为神怪故事的集合，类于后世志怪小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

丛》视其为《神异经》《十洲记》之祖。
    《隋志》小说类中，已经可以看到许多被后人目为传记、志人、谐谑小说的作品：
《燕丹子》一卷……《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 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
《琐语》一卷 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 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 阳玠松撰。
《世说》八卷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 刘孝标注。 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 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 《隋志》，1011页。]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笑林》《解颐》等在命名上则有着更明显的休闲性质，与《汉志》十五家小说的学术心态不同。
除加入《博物志》外，《旧唐志》小说类在书目著录上较《隋志》无甚突破；《新唐志》编撰时，大量小说意味更强的志怪作品开始从史部迁入子部小说类，“小说”一

步步向着今天的含义靠拢。同时，五代及两宋人所编书目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儒、道、法、名等均缀“家”字的情况下，“小说类”仅以“小说”二字称之，两《

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皆如此类。是否可以说，小说作为先秦诸子一家学说的意义已经淡化。
《四库总目》中，前代主要志怪小说全部进入子部小说阵营，与志人、谐谑、杂俎类作品汇集一处。出于正统意识的局限，四库馆臣除在小说类“异闻之属”录有部分传

奇集外，多数单篇传奇小说、白话小说仍被排斥拒收。但不可否认，古人所谓“小说”之名与今人眼中的“古代小说”之实已经极大程度地趋向了一致；而二者吻合的过程，正是

“小说”将原初的学说、学术色彩消褪，向文体意义靠拢的过程。
实用类书籍地位的提升
    《汉志》中兵书、术数、方技略属不同，位于诸子之下；《隋志》同归子部，位置不变。其后历代公私书目亦多令诸子居先，兵书、天文历算、五行卜筮、医书类殿后；诸子

内部排名大多遵照《汉志》顺序。《四库总目》中，这一情形有了变化。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类为首，“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数术、有艺术、

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总体看来，与实践技术、实际应用有关的书籍地位得到提升。
    究其原因，首先要考虑到清初以来的经世思潮及汉学重实之风。《四库》凡例云：“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兵法农技、天文医术尽管

偏重于形而下的物质器用范畴，却比某些体现“古之道术”（《庄子·天下》）而丧失生命力的先代哲学更能带来实效。《四库》主编纪昀亦主张“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

”（《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对于科学知识与实用技能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披着志怪外衣实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故事多达百余篇，涉及到生物

、医学、气象等诸多方面。
另外，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东渐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四库》子部收录了不少西方人的学术著作，并给予极高评价：
乾坤体义二卷
明利玛窦撰。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际，郑世子、载、刑云

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殆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辂之椎轮矣。
简平仪说一卷
明西洋人熊三拔撰。据卷首徐光启序，盖尝参证于利玛窦者也。大旨以视法取浑圆为平圆，而以平圆测量浑圆之数也。……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

器矣。[ 《四库总目》，1390-1391页。]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  通编八卷
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所译之书也。前编上、下二卷，言笔算定位、加减乘除之式，及约分、通分之法。通编八卷，以西术论《九章》。……中土算书，自元以来，散失

尤甚，未有能起而蒐辑之者。利氏独不惮其烦，积日累月，取诸法而合订是编，亦可以为算家考古之资矣。
几何原本六卷
西洋人欧几里得撰。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其于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

，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又案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德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 毫无疵，加以光启反复推

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四库总目》，1408-1409页。]
受此影响，清廷君臣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天文算法类”小序称康熙皇帝曾“御制数理精蕴诸书……于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在他的带动下，“如梅文鼎等，测

量撰述，亦具有成书”；乾隆二年、九年，又分别作《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四库馆臣则于书目中“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

新制以究其变”[ 《四库总目》，1385页。]。当然，在肯定西方先进科学理念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对其中异端思想的压制与排挤。如熊三拔《天问略》之提要：
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二十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所有验，以证

天主堂之不可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

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
将境外宗教抨击为妄谬邪说，无非出于对本土主导思想的维护。《四库总目》作为封建末代的目录学成果，其子部书目尤能反映出正统士人追求新知识与坚守旧传统的思

想拉锯。
编者对子书及子学的总体评价
冯友兰称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但二者都并非实指。子学代表思想自由状态下对于社会人生的多元化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

形成的兼容开放的学术心态；经学则象征着学术上的固守一尊，甚至流露出权威意识钳制下思想的趋同与僵化。三部目录都不免以“经学”的眼光观照“子学”，但被“经学”浸

渍的时间长度有别，对子书、子学的评价亦不尽相同。《汉志》诸子略后序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

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

，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汉志》，1746页。]
    认为诸子学说见解不同，但于仁、义、敬、和上可达成一致；子书乃《六经》之苗裔，虽地位次于经典，毕竟血脉相通，与经互补，可通“万方”；同时站在文人立场上，将

诸子盛赞为治国辅政的“股肱之材”，肯定了子学的重要价值。
    《隋志》后序：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

。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 《隋志》，1051页。]
指出子部图书皆为圣人政教所需，有存在的合理性；亦主张将诸子之学总取折中；在词句上有点化《汉志》的痕迹，然子与经的血源关系、诸子同归仁义的统一性却不提

及。
    《四库总目》子部总叙：
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馀皆杂学也……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

…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四库总目》，1191页。]
明确将子作为经、史以外的杂学，或有所取用，或可作反面教材；且谓子学多狂言，需慎取之。
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源于无政府状态中的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一旦国家走向统一，子学的多元化、兼容化性质必然成为封建王朝推行文化专制的障碍。总体而言，对于

子书和子学，《汉志》高度肯定，《隋志》平和取正，《四库》偏于负面——这种由扬到抑、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是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及思想控制的不断加强相适应的。
总结
    首先，最终定型的子部书目极能体现“学”与“术”的综合。梁启超曾将“学术”二字分而析之：“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

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与术》）子部书目打破了其他三部文、史、哲一统天下的局面，理、工、农、医、军事、艺术、体育等

诸多学科百花齐放，与诸子哲学、小说文学分庭抗礼；“学”所代表的基础学科、理论知识与“术”所代表的应用学科、实践技能最大限度地走向了融合。
其次，诸子学派的兴衰折射出学术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学术属于可操作层面，可以著述的方式形于文本、现于目录，相对直观具体；而思想却是微妙玄虚的，与学术若即

若离。汉唐儒学在四库馆臣眼中是学术与思想合一的典范，因其“诵法圣人”、谨遵师说，坚守“儒家之初轨”[ 《四库总目》，1203页。]。历代法家、农家、杂家徒有书籍存目

，其先秦学派的原始思想却被曲解或偏离，可作为有学术无思想的案例。道家在魏晋以降没有形诸专门学术，而老庄思想却源远流长，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恰如《庄子·养生主》所

说的“薪”与“火”——“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再次，学术思想的社会属性使其不能脱离时代风尚、文化传统、政治秩序而独立存在。唐朝士人对于诗歌的喜好促进了类书数量的增长，使其于五代独立成类；在经世致

用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四库馆臣大量收录西方实用类图书，将科技与宗教一分为二的态度又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由汉至清的三部标志性书目对子书、子学的总体评价

呈现出由高转低的变化轨迹，亦足见社会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潜在规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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