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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勇辉









子部之研读心得——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中心










和经史集不同的是，子部的名称更多的是一种图书分类的称呼，尽管一开始子部之名尚残存着从诸子略承袭过来的某些特征。只不过，彼时《汉志》以“诸子十家”称呼独立于主流思想（六经）之外的众家之言隐含着一种轻视，甚至是歧视（如对小说家的态度）。从《隋朝志》开始，子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发展使得其内内涵不断扩大。到了《总目》，子部终于稳定下来了。














一、从诸子十家到“百家”：子部书目的增衍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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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汉志》的九流十家按顺序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从各家书目上看，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势力薄弱，这也从侧面预示着它们日后的命运。法家及农家分别因有裨益于维持统治秩序和提高社会生产而日益壮大，而墨家和阴阳家因为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的内在缺陷，如墨家提倡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等亲疏等精神，导致后继无人，而终致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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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魏晋南北朝时期，荀勖创立甲乙丙丁四部，既沿袭又改造了《七略》。它把《七略》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归入乙部分，又将“诸子”分为“古诸子家”与“今世诸子家”两种。而东晋李充《四部书目》则替换了乙、丙两部的内容，此书的丙部相当于后世的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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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隋志》将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家，附录道经、佛经二部。这是在荀勖基础上，子部类目的进一步细化与扩充。而毋煚《古今书录》则把字部分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事、经脉、医术十七家，较《隋志·子部》，后者增加了杂艺术、事两类目，将医方分为经脉、医术两类。所收子部范围较《隋志》更广、更庞，而且排序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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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宋代的《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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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艺文志》几乎全部采用了《古今书目》的分法，仅改事为类书类。而另外一本官修史志《崇文总目》在《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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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艺文志》基础上增加了算数类、卜筮类、道书类、释书类，并合经脉、医术为医术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子部除了删除了《崇文总目》五行、卜筮，且合并天文占书、历数、算数三书为天文历法（总目改为天文算法）外，其它都采纳。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则大刀阔斧地革新子部分类，首先是把书目较少的墨家、名家、纵横家三家连同法家并到杂家类。其次是建立谱录类。《总目》评：“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之无类可附者，为例最善。”最后是建立了三级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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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0.5pt]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汲取众长，在历象类、杂家类、形法类下设置三级类目，并将经部乐类中的民间音乐抽出，增设子部音乐类。此外，还单设阴阳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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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0.5pt]明代的《百川书志》富有革新意识，子部新设德行、崇正、政教、隐家、格物、翰墨、卫生术等类目，但不免琐碎，影响甚微。《明史艺文志》子部设为儒家、道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算、五行、艺术、农书、释家十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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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0.5pt]《总目》总括群书，站在历史制高点，积极地汲取历代官修史志或私家目录的优长，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记）、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主要变化有：一、分类的细化，如借鉴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的做法，删去因其学不传的墨家、名家、纵横家并入杂学，且进一步分设六个子类，极大地拓展了杂家类的容量。二、较大地调整了各类的顺序。除儒家外，各类顺序几乎都有所变动。如兵家、法家开始“名列前茅”，一洗“倒数之耻。”而《汉志》中本为儒家“邻居”的道家却被打入冷宫。与经、史两部相比，这种顺序调整幅度是很大的。三、将原主要散见于《隋志》史部的杂传小说、志怪小说、笔记小说并到小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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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0.5pt]从子部在历代目录书的演变情况上看，可得出两个主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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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0.5pt]其一为宋前子部中的“诸子”部分相对稳定，主要变化为顺序的调整。到了宋后，诸子十家逐渐删削合并，类目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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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0.5pt]其二为子部所收图书数量和种类急剧膨胀，名目繁多，无所不收。

[/align][size=10.5pt]以《汉志》、《隋志》、《总目》为界点，伴随着子部类目的扩展，其内涵也历经了从简易明了到繁芜庞杂，从学术性到实用性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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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子部中的“子”是从《七略》与《汉志》的“诸子略”引申出来的，其最初内涵是泛指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著作。《汉志》“诸子十家”是以学术流派作为建类标准，鉴于十家思想倾向、特征迥然不同，从书名和内容上很容易辨认出它们的归属。但换个角度看，单独一家范围有限，但是它们成群结队时，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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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效应，其“势力”便无比膨胀。所以当《隋志》把它们并置一处时，便决定了子部具有“海量”，能包揽八荒图书，吸纳“百川书志”。况且《隋志》，又增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内容相当驳杂。从图书的数量上看，子部书籍数量并非最多，但图书种类却勇冠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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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而到了《总目·子部》，又增加了释家、艺术、类书、谱录，使子部发展成为四部之中内容最为广泛的部类，

[size=10.5pt]按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涵盖了文、工、农、理、医、法、经济、商业、艺术、军事、哲学、宗教等学科

[size=10.5pt]，与“诸子略”中的子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总目·子部》也因悬疣附赘、繁芜庞杂、杂书迭生而饱受指摘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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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的演变过程无疑受到各个时代学术思想与政治动向的摄动。《汉志》将诸子厘为“九流十家”，其“诸子略”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言虽殊，辟尤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

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深远，在宗经的历史语境下，从维护封建统治角度出发，“诸子”被视为六经之裔显然牵强附会，但《汉志》意识到诸子之学的合理性，认为“合短取长，能通万方之略。”因此，借鉴诸子那些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学术思想，为我所用，是很有必要的。而小说家仅为刍荛狂言，不足为道，无裨于统治，所以便受歧视。





《隋志》开始重视小说。其序云：





《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

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

；而训方氏“

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

是也。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知







[size=10.5pt]尽管仍视小说为小道，没有意识到小说的文体价值，极力推崇小说作为历史之补缺的重要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隋志》收录了一部分涉帝王的杂传小说。

不过，《隋志》子部触类蔓延，在《汉志》基础上增收了兵书、数术、方技，其子部总序云：



《易》曰：“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







《隋志》以“学在王官”的依据，用儒家政治、伦理教化论的眼光，将与“子”内涵无关的兵书、数术、方技并入子部，子部学术内涵的弱化以及其实用性的增强初现端倪。从此，子部趋于实用性，实用性逐渐大于学术性。





去学术性在《总目》达到了顶峰，其序说：





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







宗经征史的正统观念再次成为阻挡子部学术化的挡箭牌，于是实用性凌驾于学术性之上，子部为收书目而收书目，完成了从学术性到实用性的嬗变。









二、子部演变所表现出的学术思想—以小说为中心





如果说史部书目队伍从驳到纯意味着史部学术化增强的话，那么子部体例从简单到驳杂则昭示着子部的逐步去学术化，这实是意味深长的事。但史部与子部实际上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总目》所肃清的《隋志》史部书目中，大都归入子部。这里着重以小说为中心，探讨其中所折射出的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小说分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白话小说历来手正统极端排斥，正统文人出于维护正学，反对异端。明清两代诅咒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编造曹雪芹地域受苦之事广为流传。强大的政治力量打压下（可参考王利器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白话小说不入史志乃形势使然。尽管如此，文言小说在史志中也仅收录一小部分。宁老师的《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所收文言小说数量浩繁，《总目》所录不及十之一，这说明了《总目》所过滤的小说之多。它所收小说类型，分为三种：其一为叙述杂事，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开元天宝遗事》；其二为记录异闻，如《桯史》、《辍耕录》、《何氏语林》；其三为缀辑琐语，如《山海经》、《搜神记》、《太平广记》。《隋志》史部所收的杂传小说和志怪小说，如《山海经》《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大都被收入第三类。可见《总目》的小说内涵还是比较广的，如以谈宫廷音乐及演出体制为主的《教坊记》亦在此中。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笔记小说是《总目》所收数量最多的一类。笔记小说在唐前数量尚少，因此《隋志》基本无著录。中晚唐涌现了一些笔记小说，《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录了这个特征。宋明时期笔记小说大量涌现，后世官修史志与私家目录书多有记载。《总目》综合了历代的成果，因而数量激增。笔记小说内容一般较杂，举凡典章制度、逸闻轶事、风俗时令、天文地理等无所不及，但一般涉及考证，具有寓惩戒、正教化、补正史之阙的而便得到较好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在《总目》的地位要比受颇受指摘的《山海经》、《拾遗记》等杂传和志怪小说要高。而以历史人物为对象，纯用虚构写出的《汉武帝》、《汉武内传》、《穆天子传》等杂传小说，以及汲取了儒释道思想营养、谈鬼语怪的志怪小说在《隋志》中隶属史部。具体来说，《总目》子部新收的《穆天子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均入史部；《总目》新收的《山海经》、《十洲记》，《隋书·经籍志》以降多归入史部地理类；而《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等，《隋志》后大都归为史部，也有归入子部道家类下的，在史部、子部中长期混淆，《总目》正本清源，严格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从而把小说从史部中分离出来，归入史部。





史部宗经征史观念既然根深蒂固，无裨益于经史的自然遭贬抑。四库馆臣钩玄考镜，语不离经史。诡迂荒诞之说即便文采斐然，必遭驳斥。因而，是否补史之阙、助考证、寓惩戒、正风化（名教）便成为四库馆臣考量子部的准则。





传统修史重实录，以事核而直为宗。馆臣既以史的精神来框范小说的内容，裨益于史书的小说便受肯定，如





评《幽闲鼓吹》：“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





评《珍席放谈》：“其事皆本传所未详，可补史文之阙……然一代掌故，犹藉以考见大凡。所谓识小之流，於史学固不无裨助也。”





评《唐阙史》：“然所载……皆足与史传相参订……他如皇甫湜作福先寺碑，刘蜕辨齐桓公器单长鸣非姓单诸事亦足以资考证，不尽小说荒怪之谈也。”





评《辍耕录》：“惟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颇乖著作之体……元代朝野旧事，实借此书以存，而许其有裨史学。”





而无裨益于史书者便受批驳：





评《拾遗记》：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





评《昨梦录》：至开封尹李伦被摄事，连篇累牍，殆如传奇，又唐人小说末流。”





评《燕丹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它皆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





评《神异经》：“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共四十七条。”





乾嘉学派重考证，这种风气弥漫于《总目》，小说若可资考证，便成为馆臣的评论焦点：





评《异苑》：“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则有裨於考证亦不少矣。”





评《簪云楼杂记》：“是编杂记琐闻，多涉语怪。其足资考证者……”





评《矿园杂记》：“是书皆记见闻杂事，而涉神怪者十之七八。惟……二事足备考证耳。”





评《燕山从录》：“大抵多涉语怪，末附以长安里语，尤为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资考证。”









正统文人奉儒家学说为圭臬，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小说是否利于世风教化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如





评《幽怪录》：“然志怪之书，无关风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





评《高坡异纂》：“然书中所记，往往诞妄……小说之妄诞，尤有乖名教。”





评《冶城客论》：“述施氏妇闺阁幽会之事……尤有乖名教矣。”





评《板桥杂记》：“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也。”





此外，朴学所形成的重实黜虚的理念也成为正确评价小说虚构艺术的掣肘。在传统史学观念、文学教化论、统治政策三重夹击下，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文体价值几乎被彻底否定。在清人的眼中，经可明是非，史可以知成败，其它均为不足道的杂学。补史之阙、助考证、寓惩戒、正名教几个小说价值判断成为经史明是非、知成败的鲜明注脚。大而言之，在宗经征史的框架下，四库馆臣对史书与小说的区分是史学学术思想成熟的标志，却也是轻视小说等杂学思想的直接反映（子部小说类的诸多提要都说明了这点）。如果说小说归入子部是名至实归，那么大量与诸子思想无关的（如谱录、类书、杂家）图书却位非其所。清人对经史的过度推崇使得子部边缘化，终于陷入尴尬的境地：子部胜于杂，也误于杂。





这种矛盾早在《七略》埋下了伏笔。姚名达先生说：





“统察《七略》之体制，殆完全相当于后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与《别录》相同处为皆有解题，异处为独有分类。分类之法，并不精密。《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术数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体裁作用，其标准已绝对不一，未能采用纯粹之学术分类法。以至学术混沌不明，贻害千载。后世目录之分类，无论正统派或别派，无不深受《七略》之影响，百变不离其宗。此固政治力量束缚思想自由有以致然，而《七略》之始作俑亦不能无过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88

页。）





事实上，《总目》子与经史集多有含混之处。比如同为儒家，子部的儒家类与经部的六艺类都是收录儒家儒学书目。子部谱录类与小说类均有收关于器物之书；子部谱录类与农家类均收有关农业种植之书；而数学类、占卜类、命书相书类及杂技术类都与算命、占卜的迷信活动有关。而子部琴谱类、杂技类和经部的乐类显然都收录与音乐有关的书目，只是因为正统雅乐地位高，而民间的下里巴人则不入正统。不一而足。这也是政治力量与正统学术观念使然。









政治力量与正统学术观念终于使得子部成为另外一个经、史、子、集的合体了。清人初步意识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仍无类可归。”的矛盾，却永远无法意识到问题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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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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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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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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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级刘敬

子部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