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    1120130444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二）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史部书目为中心
    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三者的史部书目为中心，从部类诞生、名目演变、书籍厘定的目录学现象出发，梳理古代史学产

生、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脉络。
一、史部由无到有——史学产生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史部书目呈现出由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与经部不同

的是，初览早期的六分法目录，不仅看不到“史部”的名词概念，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充当其前身的独

立略属。“史”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被释为“记事者”，但“史书”似乎强调的是一种文字书法

能力，在《汉志》中见于《六艺略》“小学”类序言：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

，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但随着深入观察，我们仍然发现了今人眼中史书的蛛丝马迹：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以上十一种图书著录于“六艺”其一的“春秋”类之末。在汉人眼中，它们和春秋同样为史官

“记言”、“记事”的产物，目的是“论本事而作传……不以空言说经”。可见，“春秋”类书籍是偏

于记叙的，但文体上的相对统一性并不能使其自成部略。一方面，《春秋》作为六经之一，已经被牢牢

锁定在经典的宝座上；另一方面，这类由史官创作的记叙类书籍在当时数量有限。究其原因，《汉志》

仅云“周室既微，载籍残缺”，《隋志》则交代得更为具体：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其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

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

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

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
著史之风久矣，但或残或毁，或浅薄鄙陋，至汉室可堪入目的寥寥无几。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到

两条结论。其一，先秦以来朴素的历史观念及其指导下自觉的著史行动，已经为史学的形成打下基础。

其二，“史”渊源于天子诸侯的言行记录，以事实配合说经，很大程度上为统治者修身立德、鉴政资治

而做，这种与经书不分表里的原始属性，对于成型后的史学学术思想、价值取向等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如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所说，“中国后世确立的史学观念，多数是历史功能论和价值论，即史学有何

意义，能否借鉴，它们都不是从史学本体论中直接衍生出来的，而是从先秦的政治学中发展过来的”；

隋唐以来关于经、史主副源流问题的种种争论，也于此发端。
史书自立门户，是在西晋荀勖、张华的《晋中经簿》中。四部书目其三“曰丙部，有史记、旧

事、皇览簿、杂事”。史记、旧事在类名上即有“史”的意味；《皇览》作为最早的类书，也是将群书

中的典故旧事以类相从；“杂事”或即后代的“杂史”。这些带有史料性质的记叙性作品得以自成体系

，并牵动整体书目的分类演变，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图书数量的激增。汉末魏晋以来，无论官方、民间，

对于史料采集整理、史书修著活动，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隋志》所说：
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

观，谓之《汉纪》。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
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

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

七卷。
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

才景慕，作者甚众。
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

…缙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
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盈篇满牍。
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

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

。
政权动荡不安，官学随时兴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以经义断事”[ 语出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汉时以经义断事》。]局限日显。现实的种种茫然无措使人们倾向于从往事中汲取营养，历

史传记和档案资料受到重视。后赵元年（319），国主石勒设立史学祭酒，标志“史”开始成为一项专门

学术。是时江南正值东晋元帝司马睿当政，李充撰《晋元帝书目》，在《晋中经簿》的基础上将丙部与

包含子书、兵书、术数的乙部调换，似乎不是偶然之举。这一目录学的微妙变化昭示出学术格局的调整

，史书的地位跃至诸子兵术之上。至刘宋，文帝设立儒、玄、文、史四学馆，史学作为官方学科与儒家

经学并驾齐驱。
在史学发展、书目演进的过程中，回波溯流的情况并非不存在，宋齐之交王俭私撰《七志》效

《七略》《汉志》之例，复将史记、杂传与六艺、小学合立《经典志》。但这一做法没有得到后人响应

。梁朝阮孝绪《七录》同样作为七分法私人书目，“经典录”的命名上承王俭，却独将史传、史料摘出

，设《纪传录》居于《经典》《子兵》二录之间。其理由是“众家记传倍于经典”，但图书数量的消长

无疑以其代表学术的发展状况为潜在杠杆。阮《录》对王《志》的扬弃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便是复

古的思维，也不能忽视史学独立为学、史书独立成类的现实需求。
与天干命名相比，“纪传”具有概括文体性质的意味，但又不足以涵盖全部书籍。唐高宗显庆

元年（636），《五代史志》之《经籍志》的编者方将史传、史料类书籍以“史”冠名，作为“四部”其

二，居于“经”次“子”前。史部最终成形，其命名、位置也得以固定。后此志附于《隋书》，史称《

隋书·经籍志》。
史部的正式落成比史学独立晚了三百余年。图书目录有考镜学术源流的作用，史书在整体书目

中的归属变迁印证着史学发展的足迹，但二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步演进，目录学带有总结性质，其现

象往往滞后于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唐代史部的基本定型，也不意味着史学就此停滞。
二、名目由简到繁——学科发展
我们暂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为基点，比较三部书目中史书的名目规划。
《汉志》史部尚未诞生。回顾《六艺略》中的十一种史书，按照后代标准，《太史公》应入史

部正史类，《楚汉春秋》被《隋志》归入杂史类，《国语》《战国策》入《四库》杂史类；《世本》已

亡，李宗业考证其以记述先秦帝王卿大夫的世系为主，似可入谱系类；《奏事》为金石类之祖；《汉著

记》颜师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两种《年纪》或有编年内容。这些历史著作和史料文献挂靠在雏形

期经部的一隅，除“春秋”类的统称，并无子目划分。
还有几类图书，亦可归入后世史部范畴：含地理书意味的《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

《宫宅地形》二十卷，称为“形法”类；《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和日晷算

术等杂处“历谱”类。但形法、历谱均为《术数略》分支，“术数”在后代书目中又同诸子共置一部[

后世子部书目中的历算/历数、形势/形法，大致与《汉志》之历谱、形法相当。]。因此，形法、历谱属

于早期子部的组成零件，与“记言记事”的史书并不相及。
可以说，《汉志》录有不同类别的史书，但并无符合史部图书内容、文体性质的分类名目。
《隋志》史部分13类，依次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

、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四库》进一步发展，将史部划为15类：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

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

理类（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类（官制、官箴）、政

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史评类。类目数量增多，名称、顺序皆有变

更，一些名目之下又划子目，与《隋志》的分类格局已大有不同。
从以上三部标志性书目来看，史部的类属名目明显表现出由简到繁的演变趋势。但这些变化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和部类产生一样，在历代公私书目中经历了漫长的量变积累过程。
《晋中经簿》首次为史书独立设部，具体的图书归类不得而知，但史记、旧事、皇览、杂事四

类名目带有明显的简单随意性，几乎连《汉志》“春秋”类的十一种史书都无法涵盖。
《隋志》的编撰“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

近密”，可见其主要从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王《志》里与后世史部相关

的有两志，即第一志《经典》，录史记、杂传；第七志《图谱》，录地域、图书。附史于经只是汉代书

目旧例，设立《图谱志》却堪称创举。王俭切断了地理、谱系类书籍和子书的联系，为其史书身份的确

立做下准备。
阮孝绪的《七录》与《晋中经簿》《七志》同为亡佚书目，但其序文尚存，据此可知《纪传录

》分为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

部、簿录部十二类。其中的土地部、谱状部是对王俭《图谱志》的细化，地理、谱系类书籍正式与国史

、旧事等归为同类。职官、仪典、法制、簿录等带有记录性质的档案资料也被纳入“史”的范畴。《隋

志》史部后序中对史官能力与职责的强化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此，如其所云：“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

，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

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
《隋志》的名目分类也和阮孝绪《纪传录》有明显的相似性，“旧事”、“职官”、“簿录”

三者沿袭阮录；“杂传”取阮录“杂传”与“鬼神”之合；“正史”、“古史”、“霸史”、“仪注”

、“刑法”、“地理”、“谱系”是对“国史”、“注历”、“伪史”、“仪典”、“法制”、“土地

”、“谱状”进行名称变更的结果；“杂史”、“起居注”两类为新增名目。
《古今书录》及《旧唐志》直接采纳了《隋志》史部的分类方式和排列规则，仅将“簿录”更

名为“略录”；《新唐志》又对某些名目的称谓和次序作了变动，如“古史”改为“编年”，“旧事”

改为“故事”，“略录”改为“目录”，多被后世沿袭。
《崇文总目》改变了《隋志》奠定的子目分类格局，删“故事”，改“起居注”为“实录”，

尚且属于史部内部调整。“岁时”一目的加入更值得关注，此类图书（如《玉烛宝典》《四时录》《荆

楚岁时录》等）在《隋志》及两《唐志》中或入杂家，或入农家，皆处子部。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类目编排对《崇文总目》有所借鉴，但删“岁时”而加“史评”[ “史

评”中亦录司马贞《史记索隐》，原归《新唐志》“正史”类。]，刘知几《史通》一类的史论著作遂由

集部“总集”类进入史部。“岁时”一类后又被陈振孙、马端临乃至清代四库馆臣重拾，更名为“时令

”，仍入史部。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正史”下设立“别史”一目，为“歧出旁分”之国史找到归属，

《宋志》《四库》从之。《宋志》又增“史钞类”，《明志》《四库》沿袭。
当然，有些名目的增加，仅如昙花一现。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将史部分为18类，最大程

度地吸收了前人所撰名目，同时保留“正史”和“国史”，又在“故事”、“杂传”、“杂史”三类之

下衍出“本朝故事”、“本朝杂传”、“本朝杂史”，因过于琐屑且缺少实际意义，并无后人响应。
带着“总括群书”的优势，四库馆臣将前代史部书录的名目称谓和分类标准加以比较分析、统

筹规划，保留“正史”、“编年”、“别史”、“杂史”、“史钞”、“史评”、“目录”、“时令”

八目；对“职官”、“政书”、“传记”、“地理”加以内部分类；考虑到割据政权之史多为后人追记

，采《后汉书》《晋书》《史通》“载记”之名代替“霸/伪史”；又开创性地从集部提取“奏议”，与

“诏令”合为一类，并新置“纪事本末类”。
史部名目的由简到繁，伴随着古人扩大学科领域的积极尝试，体现出传统史学学术思想的开放

性与包容性。最终定型的史部书目不仅是历史著作的渊薮，也是政治文献、地理资料的汇编。如辛德勇

先生所说：“‘记事’看起来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学有些相似，实际上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学科

意义上的历史学。譬如职官、政书等类中多含有目录著录当时正在行用的制度，就算不得历史。从本质

上来说，传统目录学中的史部书籍，虽然是以与现代历史学大致相当的历史书籍为主，但应当说是更为

侧重反映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和活动，即与其时间属性相比，其社会属性更为重要。……许多并不属于历

史的内容，如地理、时令，即因属于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时空环境或是规律而列入史部。”[ 辛德勇：

《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正史、编年、传记

、杂史、职官、仪注、刑法、目录、地理等，几乎是各家书录的必设门类，这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体系

在开放中的相对稳定。同时，由简至繁不等于一味增殖，史书分类名目的嬗变与史学自身发展、学科体

系规划以及时代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史评类的出现与沿袭是历史学理论建构取得相当成果的表现；史抄

类则适应了宋代以来史书抄节的情况；地形、方志类书籍由术数到史书的身份转变体现出古代地理由神

化、迷信走向人文、科学的发展要求；汉末到唐代世族制度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年谱、世谱数量的增减，

谱系类在《汉志》中零星散见、《隋志》中连类成集、《四库》中销声匿迹的现象不难理解。
三、图书由杂到纯——宗旨完善
    史部书目在走向完备的过程中，除吸纳子、集部的谱系、地理、史评、奏议等扩大学科领域之外，

还要排除一些书籍，使图书队伍实现由杂到纯的转化。这些被扫地出门的作品，往往最初形似史料、史

传，却在发展中表现出与史学宗旨相异的质素，例如类书和小说。
中国最早的类书《皇览》本与史记、旧事等同列于《晋中经簿》丙部。考其原因，是时史部尚

处草创阶段，编者对该类书籍的属性缺乏明确认识；加之史书数量有限，录入《皇览》也是维持部类平

衡的需要。况且《皇览》将前人经传中的旧事故典剪辑排列，供皇帝阅览以资借鉴，本身即带有史料汇

编性质。与“记事”之史书归于一类，也未尝无理。
随着史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史部阵容日益庞大，学科范畴逐渐清晰；而类书自身的内容体

例也在演变。《隋志》之前修成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即由《皇览》的“直书其事”变为“事与文兼

”，将故事、诗文并重，史料意味大减。“类书”被《隋志》编者摘出，归于子部杂家。后世书目或置

之子部，或独立设类，再未使其进入史部阵营。
小说由“史”入“子”，道理大致相通。但较于类书，小说似同史书有着更深的渊源。
虽云“经史一物”、“六经皆史”，但“记事”之史书在庄重肃穆上毕竟比“明道”之经书略

逊一筹。唐代刘知几站在文体、语言发展的角度称“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北宋张载打着尊经

轻史的旗号斥史书“可爱无益”，晚明宋懋澄以“妻经妾史”作为风流道学的调侃，皆可引以为证。从

经部脱离之后，史书发生了分化，一类著作秉承着“转受经旨”的使命；另一类则走上“穿凿谤说”的

道路（《文心雕龙·史传》）。后者迎合了世俗读者征奇猎艳的接受心理，对小说的发展兴盛意义重大

。参照《隋志》的话语体系：
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

。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

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

，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

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以上二目录入了很多被今人视为小说，或带有小说成分的作品。如“杂史”类：

《魏晋世语》十卷晋襄阳令郭颁撰
……
《宋拾遗》十卷梁少府卿谢绰撰
……
《拾遗录》二卷伪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
《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撰

再如“杂传”中：

《正始名士传》三卷袁敬仲撰
……
《东方朔传》八卷
……
《妒记》二卷虞通之撰
……
《神仙传》十卷葛洪撰
……
    《汉武内传》三卷
……
    《宣验记》十三卷刘义庆撰
《应验记》一卷宋光禄大夫傅亮撰
《冥祥记》十卷王琰撰
《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
《感应传》八卷王延秀撰
《古异传》三卷宋永嘉太守袁王寿撰
《甄异传》三卷晋西戎主簿戴祚撰
《述异记》十卷祖冲之撰
《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
《续异苑》十卷
《搜神记》三十卷干宝撰
《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
《灵鬼志》三卷荀氏撰
《志怪》二卷祖台之撰
《志怪》四卷孔氏撰
《神录》五卷刘之遴撰
《齐谐记》七卷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
《续齐谐记》一卷吴均撰
《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
《补续冥祥记》一卷王曼颖撰
《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
《嘉瑞记》三卷陵琼撰
《祥瑞记》三卷
《符瑞记》十卷许善心撰
《灵异录》十卷
《灵异记》十卷研神记十卷萧绎撰
《旌异记》十五卷侯君素撰
《近异录》二卷刘质撰。
《鬼神列传》一卷谢氏撰
《志怪记》三卷殖氏撰
《舍利感应记》三卷王劭撰
《真应记》十卷
《周氏冥通记》一卷
《集灵记》二十卷颜之推撰
《冤魂志》三卷颜之推撰

此两目之外，《隋志》史部小说尚有“起居注”类的《穆天子传》，“旧事”类的《汉武帝故

事》《西京杂记》，及“地理”类的《山海经》《十洲记》《神异经》等。《魏晋世语》《宋拾遗》《

名士传》《妒记》《西京杂记》志人，其余以志怪为主[ 参见宁稼雨师：《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齐鲁书社，1996年。]。
而四库馆臣则将这些志人、志怪的作品悉数引渡到子部，并于《四库总目》“杂史”类小序中

称：
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

，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未，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祗一家之私

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

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对于一些有小说性质的人物传记，尽管碍于体例录入史部，却仅留存目，字里行间亦露贬词：
精忠类编八卷
明徐缙芳撰。……编次颇无条理，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

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
苏米谭史一卷  苏米谭史广六卷
明郭化撰。……是编杂采苏轼、米芾轶事可资谈柄者，各为一卷。又广苏轼事为四卷，米芾事

为二卷，皆摭拾小说，无他异闻，又皆不著所出，弥难依据。
    广卓异记二十卷
宋乐史撰。……纂集汉魏以下迄五代并唐事……大抵牵引驳杂，讹谬亦多。
又石勒每更间鼓鼙声，武士彟闻空中言唐公为天子，与梦高祖乘白马上天之类，神怪无稽，颇

为芜杂。
这与由唐入清的千百年间，史学、小说双向发展有关。刘知几撰《史通》从内容形式各方面，

总结出“史”的著述规范，客观上提供了一套史书的认定标准：
史文虽约，增之反累……翦截浮词，撮其机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史通·内篇·浮

词》）
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史通·内篇·叙事》）
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同上）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同上）
抱着为史书肃清队伍的心态，刘氏指出小说与史书“谅非一族”，志人、志怪的“杂书”乃至

一切调笑轻俗之事、芜杂荒诞之言皆不堪入史：
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

，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持为逸史，用补前传……

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

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

，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

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

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

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刘知几意识到史书应以庄严教化征信于人，与小说俚俗夸诞的娱乐性质迥然有别。
欧阳修等在编纂《新唐志》过程中，已令《隋志》史部所录大量志怪小说退居子部，或入小说

，或入道家，尽管与《四库》相比，所做工作不甚彻底，《穆天子传》《山海经》《神异经》《汉武帝

故事》《西京杂记》《魏晋代说》《宋拾遗录》《拾遗记》几类小说仍处史部，却可见宋人在实际行动

上区分史书与小说的自觉努力。这诚然受到《史通》的影响，而宋代史学本身亦有理学化和考据化的特

征，既强调伦理教化，又以格物致知的精神考辨遴选史料，注意剔除诡谲虚诞的小说类书籍宜属自然。
作为刘知几《史通》的异代交响，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再次强调了“事增文减”、“

微而彰”、“简而核”的书史原则；对于正史中带有文学性、小说性的内容亦有所指摘：
观太史之叙仓公乎，连篇累牍，靡弗厌焉，相如窃女，曼倩滑稽，虽其文瑰伟可喜，而大体不

无戾也。（《史书占毕》）
在重实黜虚的朴学风气浸润下，清人对史学的严肃性、真实性有了更高要求。如朱彝尊称“史

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毛奇龄云“捏造非史……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饰，曰生色，真不解也”

——主要针对修史者义正辞严、直书善恶的客观态度而言，但“千秋信史，所贵核实”，对于真实事件

私意文饰尚不可取，更何况“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的小说内容。
就小说发展而言，魏晋六朝小说作者“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中国小说史略

》），将神鬼虚事视同人间实史，其实录态度契合了史官之“记事”职责；粗陈梗概的写作手法类同史

传之简要叙事；宣验导俗的社会功能亦有似史书之扬善惩恶。唐代以降，文人“有意为小说”[ 鲁迅称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针对传奇而言，但唐代志人、志怪小说亦带有传奇意味。参见宁稼雨师：《中

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文新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在虚构内容、华艳文辞、浪漫情怀诸方面，偏离了“史”的轨道。目录编撰者在察觉到唐代

以后小说与史书大异其趣的同时，也将作为其前辈的六朝志怪小说排挤出史书家族，逐渐改变了“偏记

小说”与正史参行的混杂局势。
中国传统史学着重反映人类的社会活动，作为其载体的史书在内容上征实求信，体例上简核赅

备，社会功能上可资考证、助教化。史部书目队伍纯洁化的历程折射出古代史学思想由含混到清晰、由

幼稚到成熟的升华。古人于扩大学科领域和图书含量的同时，没有忽视对学术基本宗旨的维护与完善。

类书、小说由史到子的命运历程便是这一学术发展规律的鲜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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