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古今天人之史学流变


我国史学一直担负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担，其发展经历了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世代累积，最终形成蔚然大观的史学体系。本文便立足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的演变，初勘史学的发展轨迹。


一、
溯源

1、
混沌初开的史学意识

中国史学启蒙为世界之先，先民不自觉的史学意识可散见在《山海经》等古卷中，如对女娲攒土造人的描述，便是对开辟鸿蒙之初人类起源的探索，显露出追寻“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历史哲思。

至殷商开始于鼎器之上撰写铭文以记事，这说明当时记录历史的思想已经萌动，并据《汉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说明当时已有负责记言、记事的史官。并且《尚书》便为记言史书，而《春秋》为记事体。《汉志》有载“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于是《春秋》便成为儒家经典，但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的史学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战国时期编订的《春秋左氏传》详于记事，补充了《春秋》中未提及的大量史料。同是战国时期的《国语》则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但长于记言。这几部开山之作奠定了我国史学发展的基础，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它们作为史学著作的身份并不明晰。

2、
经史不分的萌芽状态

以四部内容论，史部是经史子集当中最晚出现的一个部。在《七略》、《汉志》中，并未单独设立史部，也不若经部有一个相应的部类与之相应。那么史部是怎样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呢？在史部出现之前，史书是以怎样的身份被著录在古今书籍中的呢？

《七略》除用来总叙诸书旨要的“辑略”主要分为六部，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汉志》沿用此例，仅删除卷首“辑略”，讲“术数略”改称为“数术略”。其中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的经部，而上述提到的史学几部开山之作便被列于六艺略春秋类的后面，主要有《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等十一种，共486篇卷（其中《太史公书》还有十篇是“有录无书”）。这一方面显示了当时明显属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并不很多。其实在《七略》著录的史籍中，有纪传体、编年体、起居注、谱系、杂史、传记等，当时史料的积累、史书的撰写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量史料被毁，《隋志》中有载“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因而至《汉志》时所著录的数目还不足以自成一部。但另一方面，因为《春秋》这一典型史籍由孔子编纂，与之相类的《国语》、《世本》等位列其后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因此也可以说史部没有单独分出更是因为当时独尊儒术后，经史一家的大众认知。但经济上，国势强盛；政治上，统治者重视修史；文化上，多元化的趋势见显，这些因素为史家地位的最终确立打下根基。

3、
史家地位的最终确立

自《汉志》之到《隋书》之前，正史一度中断设立艺文志。晋人荀荀勖撰著了一部私人书目《中经新簿》，创立了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把相当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列入丙部, 排在乙部子书的后面。东晋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把后世的史部书提升至子部书之前。《隋志》参照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史家的地位也得以彰显。

此实乃必然，中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后“起汉献帝，雅好典籍”，因此史书虽经秦火荼毒，但却余脉未断。东汉后时局动荡，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私家修史之风日盛。至隋唐，官修正史，史学以史为鉴的理念愈加明晰，以史蓄德的教化功用也愈加突显。另外史家修史走向了自觉也使得史作者重视自身地位的提升，王通便认为：“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至清代乾嘉学派兴起，史学被置于空前崇高的地位，甚至作出了“六经皆史”论断，但经史之争并不能撼动儒家经典的地位，因此史部始终屈居经部之后，位列第二。

二、
考变

史部分类表：

隋志
旧、新唐志
宋志
总目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古史
编年史
编年史
编年

杂史
伪史
别史
纪事本末

霸史
杂史
史钞
别史

起居注
起居注
故事
杂史

旧事
故事
职官
诏令奏议

职官
职官
传记
传记

仪注
杂传记
仪注
史抄

刑法
仪注
刑法
载记

杂传
刑法
目录
时令

地理
目录
谱牒
地理

谱系
谱牒
地理
职官

簿录
地理
霸史
政书


目录


史评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史家重体例，依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言：“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部体例自隋志确立以来，分为十三类，唐宋一直沿用。至明清有变，明代减为十类，清增至十五类。可见明清史家对前人并非一味因袭，有疑古之思，追求创新，对体例的要求也愈加缜密。

隋、唐、宋志的史部类序置于每一大类的最后，子目类序置于每一小类之后，其类序便是此类学术源流的考变。“正史”始终居于十三类之首，至明清分类有变，但正史的地位并未有丝毫动摇。诚如《四库全书》中云“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可知官方对正史编修的把控一直是很严格的，故清代之学术思潮也是既反对太过因袭，也反对过度创新，学者的考据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三、结语

典籍资料、社会思潮和学术水平是推动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政治因素则是左右我国史学的关键因素，如《隋志》所言：“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史学也因此与经学奇正相生，难以剥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史学在其独有的发展轨迹上，逐步摆脱经学的束缚，走向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岳麓书院社，201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pp11-14.

何发甦，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