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论背景下的集部演变

集，《说文解字》作”雧，群鸟在木上也。从雥从木”。在四部分类中，

集部 是对个人或群体文学或学术作品的汇编。它往往与经、史、子并置。目录中, 凡著述成书而不能纳入经、史、子的作品, 往往要归入集部。就图书分类的整体情况而言，集部在历代官修目录中似乎是最为简明的一类。然就其发展历程、具体内容及学术关联性而言，集部则是四个部类中相对复杂的。集部的复杂性，一方面来自其与另外三个部类之间的学术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复杂的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造成的自身内容淳杂不一。同时，作为集部主体内容的“文学”，其创作实践与理论内涵在不同时期又有所不同，这在理论层面增加了集部研究的难度。因此，集部研读的难点在于理清学术史、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从中认识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独特品质。


一、成型过程与演变环节

与其它三个部类相同，集部的成型同样伴随着图书分类由六分走向四分而实现。通过现存完整的官修目录考察集部发展的基本走势，其关键的演变环节包括两个：其一，《汉志》“诗赋略”的独立到《隋志》“集部”的确立，其二，《新唐志》出现“文史类”至《总目》设立“诗文评”。前者标志着集部作为一个学术门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后者意味着在此框架下，作为集部主体部分的文学，逐渐与相关门类的文体（主要是史论）区分开来，完成了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学科独立。在这个整体趋势下，又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

（一）已经亡佚《七录》等目录学著作在“集部”成型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容忽视。《七录》序曰：“王（按，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其“文集录”又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其中前三类为《隋志》、两《唐志》沿用，并成为其集部的全部类目，《宋志》增加“文史类”，《明志》删去“楚辞类”，保留了别集、总集和文史，《总目》的五个分类，则基本上是前面五部正史目录中集部分类的综合，但“文史类”更名为“诗文评类”，又增列“词曲类”。由此观之，《七录》“文集录”的前三个分类基本涵盖了后来官修史志目录主体的绝大部分，其学术史价值不能因其书已经亡佚而被忽略。同时，文集录各个分类的确立及概念的成熟，又与汉魏六朝时期繁荣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大量出现的文学创作和高水平的文学理论创作，为目录学的发展和总结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总目》在“诗文评”类序中谓该类著作“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的说法未必准确。在现存史志目录中，这个类目真正“别立一门”的情况出现在《宋志》。《宋志》将集部分为四类：“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史类。”《新唐志》的记载则为：“丁部集录，其类三：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当然，此志确实在“总集类”附“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二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但是，“文史类”之建立未必由《新唐书》开始。库本《玉海》卷五十二保留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相关内容记载：“丁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分类与《新唐志》相同。由于《开元四库总目》原书已佚，《总目》观点也不能轻易推翻。但是，《玉海》的记载有利于我们理解“集部”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的一些疑问。例如，《隋志》为何在“总集”类保存《文心雕龙》等理论著作的疑问可以由此得到印证。又如，汉魏六朝时期繁荣的文学理论实践何以要到数百年后宋代人编写《新唐书》时才在其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开元四库书目》的记载则有利于消除这种疑问。

（三）《总目》对“诗文评类”源流的探讨并不完善。上文已就其“别立一门”说法的准确性有所辨析，但仍有需要补充者。其所谓“别立一门”者，实为“文史类”而非“诗文评类”，而真正体现“诗文评”门类出现的资料，《总目》却并未涉及。明代祁承熯《淡生堂书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已经在集部设立诗文评类，将文学批评与史评进行了区分。《澹生堂藏书目总錄》卷十四，集部八为诗文评类。其下又分“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总目》对此显然没有关注，却在类序中痛诋“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其对明代学术的过激看法显然影响了学术的公正性与真实性。


二、文学观念与学术立场的比较

文学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目录学同样如此。当二者同处在“集部（或曰诗赋略）”这一学术概念中时，目录典籍的各级叙录成为最好的观念载体和考察对象。以下即以《汉志》《隋志》和《总目》作为考察对象，对其文学观、批评观及学术立场进行简单比较。

《汉志》与《隋志》均以探讨文学发展的源头为线索，在此基础上，对其所处时代之前的文学发展情况及文学观念进行概括。两志视《诗经》和《离骚》为文学产生的源头，《诗经》又被视为《离骚》产生的源头。故《汉志》“诗赋略”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又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隋志》集部序云：“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又云：“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要而言之，两志反映出的文学观念是以儒家诗教传统为准则的。这种观念与儒家思想的权威化显然有着密切关联，并对中国文学有其是正统雅文学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就两篇叙录本身的文学风格来看，“诗赋略”带有秦汉散文的典重，“集部序”则有着六朝遗韵的华美。这个细节又可以反观文学风气的变化对的学术具体影响。

《总目》“集部总序”带有学术总结倾向和极强的批判色彩。与前两志的文学溯源方式不同，《总目》以集部类目设置与沿革作为叙录的行文线索，而且主要针对各类内容中存在的消极一面进行批判。例如，针对别集者曰：“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针对总集者曰：“《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针对词曲者曰：“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总目》在总序中对集部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有着“别裁真伪”的学术意识，其对集部的分类设置也较之前代更为合理。然而，这并不代表其总序中多否少可的批判态度真正达到了别裁真伪的标准。恰恰相反，《总目》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认为词曲“不足轻重”的轻视态度，体现出过于偏激的正统文学观。而且，这种偏激导致许多论断与其“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并不符合。

此外，集部总序中又大量夹杂对讲学的批评，如曰：“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这些文字放在“集部总序”中是否恰当可以姑且不论，其中反映出的学术立场却是不得不进行讨论的。这段文字颇宜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同读，李斯亦有类似言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如果秦始皇的文化政策是暴政的象征，那么，联系文字狱与寓禁于征的四库修书，清高宗不能不算摧残文化的后来居上者了。

由上观之，汉唐时期以儒家诗教传统作为文学思想的纲领，虽然也有统一思想、利于统治的政治倾向，但方式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的。例如，汉大赋的发展与其润色鸿业的政治功能间的关系，或者唐初对六朝以来过于崇尚骈俪、繁富的文风进行纠正等等。至《总目》，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与干涉已经相当极端，而官方学术很大程度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总目》的细节部分亦有所反映，例如《总目》卷首的圣谕。此处略举一例：乾隆四十一年清高宗命令馆臣“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又谓“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可见其不仅要通过销毁明代人的文集、史籍来维护满族政权的正统性，而且要通过窜改文献维护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从而进一步维护其自身的正统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四十七年英廉有这样一份奏折：“臣与总纂纪昀等公同商酌，以各书内有词义违碍者，业经陆续查出，分次奏缴销毁，但卷帙浩繁，恐其中或尚有应毁字句，应再行通加覆检，然后发回，庶无疏漏。”（英廉：《全毁抽毁书目》销毁书目原奏，《丛书集成初编》0042册，中华书局1985年）奏折中文字表明，这次对已经翻检一过的各地呈进图籍进行复查的行动，是馆臣们的主动请缨而且是共同商讨的结果。这种学术立场，显然是《汉志》与《隋志》中没有的。在他们的时代，学术也无需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由是反思，汉唐文学，应该也不会受如此严苛的限制。

清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使其既有胜利者的骄矜，又有因文物制度曾处劣势而产生的羞恼、禁忌与敌意。这种心理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对官方学术思想形成控制。因此，《总目》在现象分析层面往往呈现出学术的细致与严谨，而其结论却流于政治的牵强或偏颇。


三、研究价值与学术启发
宁稼雨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根据核心价值观念以及文化阶层的属性为判断标准，将中国文化视为帝王文化、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三种交互影响的文化范畴。集部，作为最能凸显不同时代作者创作个性的类别，其发展变化也十分生动鲜明地体现了核心价值观念的演变。

首先，“帝王文化作为一直伴随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与宗法观念贯通和影响制约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体现在集部的演变中，则表现为文学思想的政治教化实用色彩。汉唐时期以儒家诗教传统作为文学思想的纲领，虽然也有统一思想、利于统治的政治倾向，但方式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的。例如，汉大赋的发展与其润色鸿业的政治功能间的关系，或者唐初对六朝以来过于崇尚骈俪、繁富的文风进行纠正等等。至《总目》，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与干涉已经相当极端，而官方学术很大程度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士人文化被视为中国艺术文化精神的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独立，更加重视自身的审美价值。文人开始对文学理论进行探索，文体的划分更加详细，这一时期诗文赋等各种文体军区的突破性进展，出现了“集”的形式。隋唐时期，文学作品表现领域不断扩大，集部收录文体数量进一步提升即是明证。

最后， “市民文化则随着中国古代城市和乡村面貌变化和奴隶、市民、农民身份的不断演变, 也在不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参与和中心角色。”但毋庸置疑，代表市民文学的小说戏曲长期不登大雅之堂，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元明清三代，戏曲诸如《窦娥冤》《牡丹亭》，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虽在民间引起很大反响，但却始终不见于官修目录，这也从侧面说明虽然市民文化崛起，但是帝王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汉书·艺文志》 班固著, 中华书局, 1997年.

［2］《隋书·经籍志》 魏徵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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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5］《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梁启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7］“从《世说新语》看中国隐士文化” 宁稼雨,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4月,25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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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志》“诗赋略”正义” 张子薇,蚌埠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10］“《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之分类研究述略” 陈刚,文献,2011年第2期.


[11]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J].中原文化研究,201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