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部目录看学术思想史的发展
一、史部的从无到有
　　“史”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以及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之中，最早的含义是指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 秦汉以后，逐渐把史官所掌握的书也称为“史”，由史官或史家根据一定体例编纂而成的历史书籍称为“史籍”。如《汉书·艺文志》所叙：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根据班固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其实《春秋》、《尚书》起初是史学性质的书籍，此时尚没有经的概念。史学书籍的产生早于经学，但是成为一种部类却晚于经部。故而《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六艺略”。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特立史部”。
　　说明史部的独立成类，主要取决于史学的发展以及史籍的多少，而且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密不可分，例如图书分类思想的成熟等方面。《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无史类，而将史书类列于“六艺略”之下，《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大体可分为两部分，自《春秋古经》至《议奏》属于《春秋》经传，自《国语》至《汉大年纪》属于古今史传。除去《春秋》体系，只剩自《世本》到《汉大年纪》这九家，共四百十一篇属于当代的史书，一方面说明，史学的发展尚在初期，其学术地位和书籍数量都决定了这一类书不足以单独成类，另一方面反应了秦汉学术发展初期，经史不分的学术现实。
　　但是，班固的叙文也清楚的表明，至汉代的时候，史籍虽归附于经部，但是对于史籍已经有着明确的认识，纪传、奏章等都是《春秋》的一部分，因为皆出于史官笔下或涉及“史”的内容，如《世本》，班固记曰“古史官记《皇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楚汉春秋》撰者为陆贾，因为是一部记录楚汉相争史实的书，故而列于《春秋》类。反观《高祖传》十三篇，因为是“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带有文学创作的色彩，非出于史官笔下，因而被归入了诸子略之儒家。而汉代自汉武帝史，确设置有专属的太史机构，东汉设有兰台令史。
　　由此，我们可以对班固的这一史学思想作出概括：班固继承了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史籍的理解仍是以史家之书为主，而传记类、谱牒类因非史官之笔则不在史的范围，东汉史学有“史书”而无“史类”。
　　荀勖《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丙部收录《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史书类单独成为了一类，这是史书单独分类的开始。由于《中经新簿》以前的诗赋作品经历代战火有所丢失，荀勖虽分为四类，但是丙部史书和丁部的文学类书籍数量远不及甲乙，因此为了均衡各部书的数量，荀勖将包括经、史类的汲冢书归入了丁部文学类，将《皇览》等类书归入了丙部史书类。这一分类方法虽然迁就了现实，但是这是史书与其他文献在分类上区分开来的的里程碑。东晋李充著《晋元帝书目》，因荀勖四部之法，“换其乙丙之书”，史书升到第二位。自此，史书在文献整体分类上的位置确定下来了。
　　梁阮孝绪的《七录》，其“记传录”，分为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十二个部分。这种分类方法，继承了李充列史书于第二位的分类法，将史书类的书籍又进一步扩大，涵盖了历法、职官、伪史、杂传等后世史学所具备的基本部分，这表明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分类中单独占据了一个门类，虽然还有些驳杂，但是已经具备了后世史部的雏形。
　　 至《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式成为了图书中的一大类，包括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等十三类，而且每一类都有小序一篇，加上史部大序。对于各类史书的性质、体例、源流、存佚情况作出概括，不仅形成了新的分类格局，而且具有学术史雏形的意义。自此之后，史部或有内部分类的变化，但无大类上的变动，这一归类方法也为宋元明清等官修史书传承。至此，史学的发展成为既有“史书”又有“史类”的学术门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分为十五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并且每一类又根据具体的情况，分为若干小类，完整的总结了我国史学的发展成果。自此，史学经历了最初附属于经部的阶段，最终发展成了一大学术门类。

二、由《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变化
（一）分类变化举例如下：
1、《六艺略》之《太史公》、《汉书》入《隋志》正史类；《战国策》、《楚汉春秋》列于杂史类，如《世本》在《汉志》中隶属于数术略历谱类，《隋志》归于史部谱牒类。
2、《汉志·地理志》，在《隋书》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尚书类》及《礼类》之“议奏”归入《隋志·仪注类》
概括言之：《隋志·史部》吸纳了《汉志》中各个部分中具有“史”的性质的书目，并结合自汉至隋所新出现的史学典籍，归类划分为正史、古史类、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个类别。
（二）从史部的变化看魏晋至隋唐学术思想史的脉络
1、魏晋至隋唐的修史之风。
自《汉书》之后，修史之风盛行，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大量涌现：
东汉史：《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南充刘义庆《后汉书》，范晔《后汉书》等共十三种。
三国史：鱼豢《魏略》，王崇《蜀书》，韦昭《吴书》，陈寿《三国志》等共十四种。
晋史：梁萧子显《晋草史》，沈约《晋书》，陆机《晋记》，干宝《晋记》等二十三种。
唐代又设立专门的休史机构，为南北朝、隋等修撰史书。
（2）知名史家众多：可考者，三国至西晋的华峤、陈寿、陆机，东晋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梁之沈约、裴子野；陈之刘陟、谢吴、顾野王，这些都是专门的史官。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无史官之职，而有修史之功的史学家。
（3）著史的途径走向多样化，如《晋书·经籍志》所列的十三种：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4）魏晋私人撰史兴盛，隋唐时期官府修史发达。
这一现象背后的学术思想史脉络：
（1）魏晋南北朝政权动荡，出于对正统地位的争夺
《隋志·霸史类》小序言：“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自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说明，修史既是为了对外争夺政权的合法性，又为了稳固内部的统治。自西晋末年始，五胡南下，纷纷建立各自政权。南朝和北朝既面临着政权的对立，而各自又面临着政权内部频繁的更迭。各个政权都希望借助正统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使敏感问题变得合理，因此更加看重正统的名分。这样的政治局面直促进了史学的修订，影响了史家的叙事，各政权极力通过修史突出自身的正统地位，贬斥对立政权。
（2）魏晋史官制度相对松弛，导致私人著史之风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风气盛行，客观上促进了史书数量的增长和史书种类的增多。《隋书·经籍志二·序》言：
　　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
这段话说明政权频繁更替之际，史官制度松弛，官府修史的人往往任非其才，从而导致私人著史之风盛行。
（3）隋唐门阀政治与门阀习气的推动
　　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具体表现在重视家学，尊本望，撰写家族谱系成为时尚，这也从一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这一风气，虽然以隋朝的建立而逐渐被禁止，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下》）但是并未杜绝士族大家的修谱之风，下文将有详细论述。
  唐朝开国不久，在魏徵等人的主持下即修成《隋书》， 至唐代贞观三年，又设立史官，有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贞观十年修成“五代史”，贞观二十二年，修成新《晋书》，此后陆续修成《南史》、《北史》等诸多史书。说明史书的修撰，在经历了魏晋时期官修私修并存的局面后，再次成为官方主导。
　　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学书目的增多、史家的大量涌现，以及史学类书籍在门类上的增多，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种现象促进了史部在分类的上的定型。
2、由谱系书目的发展，看门阀士族势力的存在。
现象：《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置“历谱”类，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谱牒类书目只有两种，即《帝王诸侯世谱》和《古来帝王年谱》。《隋书·经籍志》对牒谱类书目有了明确的划分，其单独作为史部目录的一部分，共41部360卷，可以看出，自汉至隋，牒谱类书目数量大为增加。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志》的作法，于史部目录下设置谱牒类。《旧至》称“杂谱”，将家传类由归属于谱牒。《新志》谱牒类增设家传家谱一类书目。
　　上文已述，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具体表现在重视家学，尊本望。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官修及私修牒谱的出现，为各豪族准确区分“寒门”与“士族”的界限，保持家族声望提供了便利，使得牒谱类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而至唐代，选官用人的标准由姓氏郡望逐渐变为科举选拔，众多的寒门士子通过分科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相对削弱。隋唐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实行科举考试，门阀的势力依然存在，谱牒之学并未消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言：“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各修家法，以门族相高的现象，这表明了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盛。
　　可以看出，魏晋至隋唐，谱牒类书目与政治的联系较为密切。
3、少数民族历史纳入视野
　　魏晋时期，民族历史的撰述成为史书类的一部分。在史志目录中主要表现在，正史中出现了民族史的专篇内容，如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陈寿《三国志》，都有书写。至《隋志》，以“霸史”类的形式，专门记载政权动荡时期的各个民族掌权的历史，其中最基具代表性的是《十六国春秋》。除此之外，“正史”类所著录魏收的《魏书》，魏澹《魏书》，记述的即是鲜卑族的历史。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历史现象。
　　至隋唐时期，继承了这一做法，关于民族史的的史籍在数量上持续增加，如北周史《周书》，记载鲜卑族宇文部所建立的政权，其他记载匈奴，鲜卑等的史书。
三、 自《隋书·经籍志》至《总目》，史学的发展与变化
（一）变化：
　　经宋、元、明的调整发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史部进一步细化发展。《总目》延续前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仍仅次于经部位列第二大类。但是在史部内部，共分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15小类，分类更加具体、合理。其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1、内部调整类：正史、杂史、政书、职官、传记（杂传）、载记（伪史、霸史）、地理（土地）、目录（簿录）。这些类目在历代史书中或有名称的变动，但是所收录的书目变动较少。如古史类，《新唐书·艺文志》改为“编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史·艺文志》、《总目》总目皆称“编年”。
2、新增类：新增的类目为编年、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史钞、时令、史评。这些类目为《汉志》、《隋志》等书目所无，是自隋至清，新出现的类目。如记事本末，至《总目》才有此类。
3、消亡类：鬼神类，起居注类、谱牒类从史部移除。
　　以谱牒为例，《总目》史部目录下，无谱牒类。这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之下，并且小序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自《汉志》至《隋志》发展为一门显学，自《宋志》到《明志》，谱牒类书目一直都是史部目录下的二级书目，至清代被移出史部，反应出的“谱学”在学术史中的逐渐消亡。细究其背后的原因，有两点值得重视：一、隋唐之后世家大族走向消亡，门第等级不再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谱牒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二、官修谱牒衰落，一家一姓之谱系增多，史学价值减弱，自然不再被史学家重视。
（二）由《总目》看自隋至清代史学的发展
1、 史部书目著作丰富
　　自宋至清，历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都专门设置并逐渐完善修史机构，官修史书汇集了大量的文献。以明清两代官修史书为例，《明史·艺文志》分史部为十类，共著录各种史书一千三百七十八部，二万七千五百四十七卷；《清史稿·艺文志》分史部为十六类，共著录各种史书两千四百七十三部，五万七千九百九十五卷。这仅仅是明清两代的官方文献，此外，还存在着众多的史书的补编、私人著述、野史笔记等。至《总目》修撰之时，史学书目众多的原因，除了史学本身的发展之外，而社会教育的普及、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印刷出版业的长足发展，也都极大地促进了各阶层士人参与到史学撰述活动中。
2、 史学分类体裁整合创新
　　自《隋志》开始，历代地理志皆有方志一类，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沿袭这一做法，但地方志从地理类中逐渐脱离出来，成果众多，并且为后世树立起了典范。以《太平寰宇记》为例，该书除承袭《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外，增加了人物、姓氏数门，对历代人物一一登载，并详细记载其籍贯、官职，或诗词创作。地方志的编纂体例由此而确定了下来。如《总目》所言“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由此可以管窥宋代学者在史学体裁方面的摸索与创新。
　　至清代，《总目》分史部为十五小类，除了沿袭前代的分类之外，又增设了许多新的类目，代表了清代史学家对前人及当时学术成果的整合与创新。以纪事本末体为例，自宋代袁枢改编《资治通鉴》而创立这一体系之后，在清代之前的官修书目中很少单独将其列为一类，类似的著作也数量极少。至清代，这一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具体表现在官方组织编纂的大量“方略”类书目。《总目》所收本末体史书二十六部，其中十六部为清人所作，并将其单独列为史部的一类，总结了发展源流：“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有此一体……因者既众，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我们可以看出清人对于史书分类体系方面探索以及由此所取得的成就。
3、 逐渐走向史学理论的总结期
　　至隋至清，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各类史学书目的增加，各种类目的变化。而进入明清以后，真正意味着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是这一时期对史学理论走向了探索与总结，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史学理论逐渐被官方以及私家学者重视起来、以刘知几的《史通》为例，《史通》是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专著，分内外篇，共20卷，主要论述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系统地阐述史籍的源流得失和史官的沿革等，对于前代史学著作的体裁、史料、记述、人物评价等，都有着深刻的评论。这在当时的史学发展条件下尤其难能可贵。然而，这样一部史学理论史的著作，自唐末到明清，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旧唐书·经籍志》未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集部，明代《文渊阁书目》亦未见著录。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才逐渐出现了转变，明代有陆深的《史通会要》、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等，何焯、顾千里等人也对传世的版本进行过校勘，并提出了众多有价值的史学理论。《总目》将《史通》及与《史通》相关的著作归入“史评类存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学者对史学理论的探讨与总结，这是明清时代史学发展的显著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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