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周孔孟荀
[align=center] 刘路 2120161365
[align=left]先秦儒家思想初成于周公制礼作乐,大成于孔子以仁学重塑礼乐,使周公之礼发展为孔子“仁”“礼”两大核心,后孟子执“仁”,发挥孔子“性相近”,丰富孔门仁学,更强调“内圣”;荀子执“礼”,发挥孔子“习相远”,礼法并重,杂取诸家,成就“外王”之学。其中,周公之礼是对上古巫术为代表的文化的一次集大成的转化,而孔孟之间,则经历了曾子,子思等人的过渡,这个过渡又有思孟学派之说。
[align=center]1.周公制礼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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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周公作为周礼的缔造者是有历史积淀的。它是对上古时期巫术、祭祀与氏族生活习惯的集大成与创造性转化。氏族社会发展到西周初年已经走向晚期,物质基础的积累要求更为理性化的上层建筑,周礼应运而生。周公制礼作乐正符合西周的分封制和等级制度、社会关系现实需要。李泽厚把这个过程定义为“由巫到礼”。
[align=center]2.孔子以仁复礼
[align=left]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孔子渴望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稳定的社会,维护周礼。在周公时代,可以通过政权以及传统的力量保证周礼的执行,孔子时代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打破了旧的秩序,礼不能靠外部的力量强制执行了,孔子转向对周礼内在认同的理论构建,“仁”就是他恢复周礼内在认同的理论核心。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说的就是用“仁”来复活周礼。关于仁,孔子自己有很多论述。它处理了三大关系,其一是个人和自身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仁者不忧”“仁者安仁”等,着眼于个体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超越;其二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现实利益(智)与推己及人(情)的思维出发处理个体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一般认为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处理是孔子“仁”的核心内涵;其三,人与天的关系,“仁者乐山”等,这一点孔子谈的较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闻也”,孔子更关注人事而非自然。孔子的仁虽然包含客观的“智”,“知者利仁”;但更强调主观的“情”,‘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在这一点上,孟子显然比荀子更得真传。
[align=left] 在儒家核心的修身问题上,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者也”,认为人的先天属性差距不大,而后天的环境与修习才是成长的决定因素。这体现出儒家思想对后天之“学”的重视,荀子“劝学”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孔子只言“性相近也”,并没有明确提出性善性恶之说,但后人以孔孟并称,习惯上把孔子看做性善论者,这样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定论。在天人关系方面,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或“天人之分”的观念,但“仁者乐山”等论述可见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见后者。
[align=left]孟子从天人合一的思维出发,将孔子“性相近”和“仁”的观念融合发展出性善说为起点的养气内圣之学,荀子从天人之分的视角出发,将“习相远”与法家长期默认的性恶起点融合,发挥孔子对“礼”的重视,融会贯通为外王之学。
[align=center]3.思孟一脉
[align=left]从韩愈到朱熹等人,思孟一脉被视为儒学正宗。一般认为,这一脉经历了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到孟子。曾子在《论语》中出场多,是孔子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曾子的思想有两大脉络,一是以“仁”为核心的内圣之学的自觉继承,表现在士的内省精神、克己功夫、仁的情怀,道德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吾日三省吾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另一个是对孝悌的继承,“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align=left]曾子的思想较为复杂。除了仁和孝,在礼的方面也有自觉继承,“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这一点对荀子也有影响,《孟子》,《荀子》中曾子言论较多。关于曾子-子思-孟子这个师承关系,主要是韩愈与程朱等人确立的。“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朱熹更是认定《大学》的作者是曾子,《中庸》的作者是子思,这样一来四书就成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立言之作。这个道统以心性修身为核心。肇始于孔子的仁,曾子发扬其忠恕一贯之道,子思申之以“诚”,孟子以心、气发越。后有程朱理学。同时,孔子多言仁、礼,少言义、智,而孟子仁义礼智并举,以为人性人心之四端,孔子言“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已经有性善论的萌芽意识,但孟子则自觉的倡导性善之说,发明良心观念,把孔子的仁学推向成熟。关于子思的师承,另有子游一说,曾子与子思与孟子的直接师承关系也不能确定,但是思孟一脉主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是毋庸置疑的。
[align=center]4.荀子之礼与外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