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研究论著中，《水浒传》占有一定的分量。除了两本专书（《水浒传趣谈与索解》、《漫话水浒传》）之外，还有几篇有关的论文。其中《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2期）一篇的部分内容还被选入中学课本《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的辅导读物，《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文学遗产》1995年5期）在学界也有一定影响。2000年当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首播时，天津《今晚报》还约我开了专栏，与电视剧同步，每天一篇关于《水浒传》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短文。可人们也许难以想到，这些对《水浒传》研究的基础知识，竟然主要是1975年从当时“评《水浒》”的运动中得来的。

197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的谈话，他认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所以，他同鲁迅一样，不满意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腰斩，说此举 “不真实”。

从学术的层面看，毛的这些看法对理解《水浒传》的主题内蕴，有一定独到之处，可为一家之言。但由于毛的特殊地位和江青“四人帮”别有用心的利用，毛的这些话成为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的号角和靠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学术遭到政治残酷践踏和左右的例证。

在此之前，我只读过被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版本。当时在中学任教的我，本来的正业是美术教师，但由于此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在给学生做的学习辅导中小试锋芒，被学校领导发现在文科方面的“才能”，于是在美术课之外，还同时兼任学校文科的其他课程（语文、外语除外）。而当时的政治课是要紧密联系时事运动的，所以，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了解和掌握，成了我给学生讲政治课的需要。

那时候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得势，“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无论你今天批“孔老二”，还是明天批“宋江”，学生们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抽烟、泡妞和打群架。可我并不能因此而降低自己的备课质量。相反，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备课，我利用自己掌握所在中学图书馆的便利，广泛寻找和接触了当时有关“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很多材料。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当时还的确了解了不少信息，学到不少知识。

在版本方面，了解了不少有关《水浒传》版本以前未知的知识。以前我只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到梁山好汉排座次就结束了。然而这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接受招安和攻打方腊及田虎王庆的那部分情节。本来《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还没有正式解禁，但为了“批判使用”的需要，当时国家安排有关出版社出版了运动需要的几个版本。利用我负责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我很快购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回本《水浒传》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这些版本的最大特点是书前都毕恭毕敬地加上毛泽东有关《水浒传》的谈话内容，以及编辑部为配合运动所写的前言按语。除了这些国家正式出版的版本之外，还有些单位为配合运动自行印行了一些版本。比如我当时就收藏了一部简本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通过这些过程，我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知道该书版本有简本繁本之分。繁本中还有七十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之别。这些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不过收获更大的是在思维方面。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齐声喝彩和赞美的梁山起义英雄，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摇尾乞怜和丧失立场的投降派了呢？那几年政治、历史等文科教学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显而易见的是，《水浒传》这个作品对象没有变，是人们的看法变了。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的，如同郭沫若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无论是处事，还是面对学术问题，都要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也就成为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所在了。当然，有些深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我还是考虑不到的，比如，特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活动的制约程度等等。

尽管“评《水浒》，批宋江”这个运动已经被历史证明其荒谬，但如同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意外收获》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聪明的人应该在哪怕是荒谬或坎坷的境遇中发现和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