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作业 - 传统文化与文学

子部作业
	发起人：杨沫南　　回复数：0　　浏览数：3157　　最后更新：2020/12/3 10:16:01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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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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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作业

从子部目录流变看学术思想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一、子部从无到有的过程

两汉时期目录学著作中并无子部概念。子最早指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刘歆的《七略》中有诸子略，后被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承袭。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类，其序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中小说家由于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君子不为也”，不算是一家之言，因此有“九流十家”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状况发生了改变。经学式微，史书重要性日显，诗赋文学走向自觉，而诸子之学无明显进展，兵书数量也日渐萎缩。以往六分法的图书分类格局无法维系，西晋荀勖遂于《中经新簿》中将其改为为四分法，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中经新簿》将诸子与兵书、术数合并为一类，构成了以后历代目录中子部的主要内容，此后历代目录的子部内容都包含庞杂，成为四部中最特殊的一部。后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中经新簿》中乙、丙两部对换，子书地位下降，此后四部分类法就以经史子集的顺序固定下来。

唐初《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名的四部分类法，其子部分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就内容来看，是把《汉志》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四类的内容合并为一类（删除了诸子略中的阴阳家和术数略中的蓍龟、杂占、刑法），统以子部名之。《隋志》的分类奠定了后世目录分类的基础，其子部的划分构建了后世子部分类的基本框架。如《旧唐书·经籍志》（下简称《旧唐志》）的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事类、经脉、医术十七类，比《隋志》子部的十四类多出杂艺术、事类、经脉三类，还将《隋志》四部之外的道释诸说移入道家。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总目》）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十四类。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後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馀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卒，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於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夫学者研理於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馀皆杂学也。然儒家木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馀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子部的构成基础是《七略》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些类目包括了诸子、军事、自然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这种混合各种类别的方式是子部最大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子部日渐收录更多不适合收入经、史、集三类的文献，变得无所不包。因此，在传统的中国古典目录四部中，子部的内容最为庞杂。

二、子部类别的变化

1、儒家类始终居于首位

《汉志》诸子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时抑扬，远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隋志》子部儒家小序：“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陵夷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

《总目》子部儒家小序：“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後，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另有案语两则：“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中惟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今并录之，以见儒家之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又“八儒、三墨，见于《荀子》。《非十二子》，亦见于《荀子》，是儒术构争之始矣。至宋而门户大判，仇隙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中间递兴递灭，不知凡几，其最著者，新安、金谿两宗而已。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之焰。其余千变万化，总出入于二者之间。脉络相传，一一可案。故王圻《续文献通考》，于儒家诸书，各以学派分之，以示区别。然儒者之患，莫大于门户。后人论定，在协其平。圻仍以门户限之，是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今所存录，但以时代先后为序，不问其源出某某，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而已。各尊一继祢之小宗，而置大宗于不问，是恶识学问之本原哉！”

儒家思想在古代始终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儒家类文献自然处于子部之首。从以上引文来看，三部目录书中儒家类文献地位不变，但其内容发生了变化。《汉志》中儒家并没有区分派别；《隋志》已渐渐区分出孟子、子思、荀子等派，但是他们虽有小异，其理则大同；《总目》把儒家类文献分为两部分，宋代以前为无门户之争的一类，宋代之后文献有濂学、洛学、关学、闽学、陆王心学。这是因为宋代疑经思潮与尚理倾向使得宋代文人多探讨传统经书的义理，从对经典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进而自成一派。后四库馆臣强调孔孟之学为大宗，不可废止而不问，反映出清代重汉学的倾向。

2、道家类地位一落千丈

《汉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隋志》：“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夫阴阳者，天地之谓也。天地变化，万物蠢生，则有经营之迹。至于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体。处阴与阴为一，在阳与阳不二。仁者资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谓也；智者资道以为智，道非智之谓也；百姓资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

《总目》：“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於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於兵。其後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於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道家在《汉志》与《隋志》中均列为子部第二位，《总目》时下降到最后一位，与释家并置。道家最开始是一个学术流派，后经战国末吸收阴阳五行、神仙等宗教因素，汉初黄老结合，魏晋南北朝老子神化，最终形成为一个思想庞杂的宗教。《汉志》认为道家是一种君王可用的政治权术，是诸子的一类；《隋志》总结魏晋南北朝对道家的看法，认为道家是一种能使人明白天地大道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经典《周易》思想关系密切，所以依然排在儒家类之后；《总目》认为道家吸收了后世许多关于神怪的传说，使道家思想变的庞杂，它的性质在清代时更类似于宗教，所以将道与释并列于最后。

3、阴阳家类消失

《汉志》诸子略与兵书略都设阴阳家一类，《隋志》与《总目》都无此类。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阴阳家置于先秦学术流派之首，因为其“序四时之大顺”。《汉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指出阴阳家的优点是通晓天文历法，便于农业生产，缺点是过于迷信鬼神之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阴阳家没落，梁阮孝绪《七录》仅存有阴阳部一种一帙一卷，其余皆失传。这是因为阴阳家以五行解释宇宙产生与历史变迁，这种思想渐渐被其他学派溶解吸收，从而使自身消亡。例如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提出了天人感应说。

4、法家地位基本不变

《汉志》法家小序：“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补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隋志》法家小序：“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易》著‘先生明罚饬法’，《书》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国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丽万民之罪’是也。刻者为之，则杜哀矜，绝仁爱，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

《总目》法家小序：“刑名之学，起於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於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於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於放绝者欤。至於凝、蒙所编（和凝、和蒙父子，相继撰《疑狱集》），阐明疑狱；桂、吴所录（桂万荣、吴讷相续撰《棠阴比事》），矜慎祥刑。并义取持平，道资弼教，虽类从而录，均隶法家。然立议不同，用心各异，於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仍准旧史，录此一家焉。”

法家在《汉志》中排在第四位，阴阳家后；在《隋志》中排在第三位，道家之后（《隋志》中无阴阳家）；在《总目》中排在第三位，兵家之后。由此可见，法家文献在各目录书中地位基本保持不变。法家思想是古代帝王用于治国的主要思想之一，国家的稳定不仅需要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也需要法家思想管制规范人民。法家思想相对于儒家思想而言，更像是一种治国必须的手段。

5、名家、墨家、纵横家三类消失

《汉志》与《隋志》都有名家、墨家、纵横家三类，《总目》中无此三家类别。

《汉志》名家小序：“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墨家小序：“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纵横家小序：“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隋志》名家小序：“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春秋传》曰：‘古者名位不同，节文异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辩其名物之类’，是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墨家小序：“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禋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纵横家小序：“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总目》将三家并入杂家:“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从事六德、六行、六艺，无异学也。周衰而后，百氏兴。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说。）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以上指出名家失大体，墨家混亲疏，纵横家贼害忠信覆邦乱家，这些都与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悖，不利于封建王朝的稳定。四库馆臣认为名、墨、纵横三家的思想根源于儒家，但是已经与儒家思想的本质背离，且后世继承者少，所以并入杂家。

6、兵家地位大幅度提高

《汉志》兵书略序：“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隋志》兵家类小序：“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周官》：大司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国’是也。然皆动之以仁，行之以义，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寻常，不抚其人，设变诈而灭仁义，至乃百姓离叛，以致于乱。”

《总目》兵家小序：“《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馀杂说，悉别存目。古来伪本流传既久者，词不害理，亦并存以备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惟择其著有明效，如戚继光《练兵实纪》之类者，列於篇。”

《汉志》设兵书略收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文献；《隋志》设兵家类于子部，排在第十位，小说家之后；《总目》也于子部设兵家类，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儒家类。兵家类文献在清代如此受重视，首先因为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主要是依靠其军事力量，满族人极重视其后代的军事训练，所有皇子从小就要学习骑射，自然也要学习兵书；其次清代经世致用学风明显，兵家类书籍属于治国的实用类文献，所以地位提高。

7、农家地位提升

《汉志》农家类小序：“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论上下之序。”

《隋志》农家类小序：“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书》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一曰‘三农生九谷’，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悬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是也。鄙者为之，则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总目》农家类小序：“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於《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於《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於《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

农家在《汉志》诸子略中排第九位，在《隋志》子部中排第八位，在《总目》中排第四位。农家思想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清代重视实用性书籍，认为农家“其道至大，其义至深”，遂提升其地位。

8、医家地位提升

《汉志》方技略小序：“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隋志》医家类小序：“《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总目》医家小序：“医之门户分於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叙录，兼众说焉。明制，定医院十三科，颇为繁碎。而诸家所著，往往以一书兼数科，分隶为难。今通以时代为次。《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後有房中、神仙二家，後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周礼》有兽医，《隋志》载《治马经》等九家，杂列医书间，今从其例，附录此门，而退置於末简。贵人贱物之义也。《太素脉法》，不关治疗，今别收入术数家，兹不著录。”

《汉志》方技略在六略之中是最后一位，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隋志》医方类在子部最后一位；《总目》医家类在子部第五位。可见，医学类文献在《总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这表明随着医学的发展，清代时期人们对其了解加深，并且这种实用性学科在当时是极受重视的。

9、新增艺术类、谱录类、类书类、释家类

（1）艺术类

《总目》艺术类小序：“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於《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奕，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术技录中有杂艺部，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下简称《新唐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下简称《宋志》）都在子部设杂艺术类。《崇文总目》时将其改为艺术类，后《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下简称《明志》）、《总目》皆设此类。魏晋开始，文学艺术进入自觉期。除了文学领域关于探讨文学本质的理论著作日益繁多外，艺术领域中书法与绘画作品也日渐增多。反映在目录学中，就表现为《七录》始设杂艺部。

（2）谱录类

《总目》谱录类小序：“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递有增减，亦不甚相远。然古人学部，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倒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於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这段话清晰地讲明了谱录类的来源，《隋志·谱系》本是收录世族姓氏的，但是它最先在其中收录了《竹谱》、《钱图》这类书，后来《旧唐志》农家也开始收录《钱谱》、《相鹤经》、《相马经》等书，再往后《文献通考》农家收《香谱》。这些书籍一直不恰当的散落在各种类别中，直到尤袤《遂初堂书目》设立了谱录类，这种情况才得以解决。《总目》用其例，并强调了设立谱录类的必要性：“陶弘景《刀剑录》，《文献通考》一入之类书，一入之杂技艺，虞荔《鼎录》，亦入杂技艺。夫弘景所录刀剑，皆古来故实，非讲击刺之巧，明铸造之法，入类书犹可，入杂技艺，于理为谬。此由无所附丽，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迁移不定，卒至失于刊削，而两存。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

（3）类书类

《总目》类书类小序：“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於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於检寻，注书者利於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汉志》中没有类书类，《隋志》子部杂家类收类书。唐代开始出现大量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最初编纂目的是寻查典故，便于文人咏诗题句，是一种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清代学者重视考据，而类书里又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所以设类书类。

（4）释家类

《隋志》附佛经类序:“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总目》释家类小序：“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未，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句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以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所以汉代以前无佛教典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产生了大量佛经。荀勖《中经新簿》收佛经十六卷，阮孝绪《七录》收佛经五千四百卷，《隋志》收佛经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隋志》将佛经附于四部之外并未将其归类，《崇文总目》开始在子部中设立释书类。《总目》将释家与道家列为子部最后两类，概因其实用性弱于其他类。

三、子部文献入类变化

1、《孔子家语》由经入子

《孔子家语》最早见于《汉志》六艺略的论语类，这样安排是因为从其著录的类别和书名上可以看出它的性质大概与《论语》近似，较多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后《隋志》依然将其收入经部论语类。《总目》时将其移入子部儒家类：“魏王肃注。……事迹具《三国志》本传。是书肃自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云云。是此本自肃始传也。考《汉书·艺文志》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则毛晋所校刊，较之坊刻，犹为近古者矣。”《总目》考出《孔子家语》为伪书，所以把它放入经部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此书中保存了许多关于儒学思想有价值的文献，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例如如《贤君》篇“孔子见宋君”，《说苑·政理》作“梁君”。清俞樾曰:“仲尼时无梁君，当从《家语》作宋君为是。”清代重朴学，所以古伪书依旧有其考证价值，四库馆臣明确说明《孔子家语》“反覆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特其流传既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

2、《司马法》由经入子

《汉志》六艺略礼类小序：“《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总目》：“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今考《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然则是书乃齐国诸臣所追辑。隋、唐诸志皆以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汉志》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陈师道以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疑非全书。然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於千百。盖其时去古未远，先王旧典，未尽无徵，摭拾成编，亦汉文博士追述王制之类也。班固序兵权谋十三家。形势十一家，阴阳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独以此书入礼类，岂非以其说多与周官相出入，为古来五礼之一欤?胡应麟《笔丛》惜其以穰苴所言参伍於仁义礼乐之中，不免悬疣附赘。然要其大旨，终为近正，与一切权谋术数迥然别矣。”《司马法》收录在《汉志》六艺略礼类，因其与礼乐同以道德仁义为根本，与权谋之术不同，是与古代制度有关的。《隋志》《总目》将其收录于子部兵家类，是注重它与军政相关的思想，如果以这一方面为重的话，显然应该收录在兵家类。

3、《太玄经》从儒家类到术数类

《太玄经》在《汉志》中收入诸子略儒家类，《隋志》中收入子部儒家类，《总目》收入子部术数类。《总目》：“汉扬雄撰，晋范望注。《汉书·艺文志》称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雄书本拟《易》而作，以家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错准杂卦，全仿《周易》。”又术数类数学之属案:“《太玄经》称准《易》而作，其揲法用三十六策。王谠《唐语林》曰:王相涯注《太玄》尝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则《太玄》亦占卜书也。然自涯以外，诸儒所论，不过推其数之密，理之深耳，未闻用以占卜者，亦未有称其可以定吉凶、决疑惑者，即王充以下诸儒，递有嗤点，亦未有诋以占卜无验者。则仍一数学而已。故今仍隶之数学，不入占卜。”扬雄拟《易》而作此书，而《易》属于儒家经典，所以《汉志》《隋志》都将其收入儒家类。《总目》认为《太玄经》的内容主要是讲数学，并不是讲儒家思想，所以将其移入术数类数学属。这与清朝时期数学学科的发展有关，清儒对数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4、《管子》从道家类到法家类

《管子》在《汉志》中列于诸子略道家类，在《隋志》与《总目》中都列于子部法家类。《总目》：“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後之好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後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会多於仲之本书。……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认为管仲非春秋齐相管仲，是书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杂集，有儒、道、法、兵、农、纵横、阴阳各家言论。汉初重黄老，许多治国思想来源于道家，《汉志》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管子》也是记录成败之道的书，所以汉代时被收入道家。后来道家思想掺入了宗教成分，而法家类之中往往收录与治国政策相关的文献，并且《管子》一书本就是各家思想混杂而成，所以被收入法家。

5、杂家类内容流变

《汉志》杂家类小序：“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見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

《隋志》杂家类小序：“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总目》杂家类小序：“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後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後人株守旧文，於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於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於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

《汉志》杂家类共著录二十家，四百零三篇。其中除了杂家代表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内外篇》等，还有一些兵书，例如《子晚子》三十五篇，《汉志》注云：“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汉志》中的杂家主要是作为学术流派的“杂”，但是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些非杂家类书籍。《隋志》时杂家类变得更“杂”了，除《吕氏春秋》、《淮南子》外，还有类书《皇览》等，佛教典籍《释氏谱》、《因果记》等，道教典籍《道术志》等。后来《遂初堂书目》子部杂家类首次合并法、名、墨、纵横诸家入杂家，并且子部共有十二类，杂家类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儒家类。《总目》子部杂家类共有文献一百九十一部，二千二百二十二卷；存目文献六百六十五部，六千七百二十一卷。若以文献数量论，杂家类在子部十四类中居首位。子部总叙称其“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此时杂家类是指书籍种类的庞杂。

6、小说家类收录文献变化

《汉志》小说家类小序：“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語，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隋志》小说家类小序：“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总目》小说家类小序：“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於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於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後，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於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小说”一词最先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时“小说”指大道之外的琐屑言论，《汉志》也认为是“街谈巷語”。《隋志》小说家类中收录许多传记、志人等作品，如《燕丹子》《郭子》《世说》等。《总目》时许多志怪小说被收入到子部小说家类中，原来在《隋志》史部中的《穆天子传》、《西京杂记》、《搜神记》等都被收入小说家类。从《汉志》到《总目》小说家类收录文献越来越多，且包含类型复杂，“小说”一词越来越接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意义，这与明清时期小说快速发展有关。

[1]（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

[2]（唐）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80.

[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1998.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2007.

[8]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