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小玉传》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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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传》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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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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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传》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祖琦 2120201494）

摘要：《霍小玉传》初载于《太平广记》卷四七八《杂传记四》，题下署“蒋防撰”。其故事叙写书生李益与名妓霍小玉相恋的悲欢离合。从古至今，关于《霍小玉传》的演绎与研究层出不穷。《霍小玉传》不仅被收入各种小说选集，广为流传，其故事也被明清时期的文人当作蓝本，改编创作了大量的传奇戏曲。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霍小玉传》故事历代文本的演变形态进行梳理，分析影响故事文本发生变化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霍小玉；文本演变；文化内涵；叙事文化学

《霍小玉传》故事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四八七《杂传记四》，题蒋防撰。蒋防，生卒年不详，字子征，一作子微，江苏义兴人。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曾被贬为汀州刺史、连州刺史。【蒋防事迹略见《旧唐书》《唐会要》卷六一、《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唐郎官石柱题名》、《唐诗记事》卷四一、《宝刻丛编》《宝刻类编》、宋胡太初等《临汀志》。】《霍小玉传》描写陇西名士李益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与妓女霍小玉相恋结合的故事，李益得官后，背弃了与霍小玉的誓言并在李母的干预下聘表妹卢氏，小玉遍访不得思念成疾，散尽家财打听李益的消息，后得知李益负约后，悲愤欲绝。有黄衫豪客“怒生之薄行”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小玉痛斥李益负心之后悲愤而死，死后化厉鬼复仇李家，使李益终日疑其妻妾与外人有私，不得安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汪辟疆评其：“防此文叙述委曲，在唐人小说中，当推作者。”【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目前学界对《霍小玉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霍小玉传》创作真实性问题上的关注，包括对其成文时间与创作意图的考察，如学者卞孝萱研究认为“《霍小玉传》是一篇攻击政敌的传奇，是一个捏造的故事”；【卞孝萱：《〈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方坚铭认为《霍小玉传》为虚构性唐传奇，“李益李益的猜忌事迹可能是激发蒋防创作《霍小玉传》的重要因素”。【方坚铭：《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二是对于《霍小玉传》人物形象研究，对于霍小玉的形象，研究看法基本一致：命运悲惨而情感真挚，敢爱敢恨，性格丰满复杂，具有反抗精神。而对李益的人物形象研究是争议较为集中之处，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李益“重色”、“负心”，道德败坏；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从自身入手探究李益形象的根源，不能简单将其定义为非好即坏。三是从纵横两方面对于《霍小玉传》的对比研究，横向将霍小玉与同时期唐代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如李娃、莺莺等进行对比，分析人物形象与命运差异；纵向上重点关注明代汤显祖据《霍小玉传》改编的传奇作品《紫玉钗》，研究人物形象的流变与叙事结构的差异，以及作品主题变化的原因。

以上的研究各有可取之处，但仍存在改进的地方。首先，霍小玉故事的文本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要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收集相关的文献材料，不能仅仅关注《霍小玉传》《紫钗记》等几部著名作品；其次，《霍小玉传》虽然内容短小，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量极其丰富，在不断的流传、改编过程中，作品的主旨、人物、情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文化分析层面来说，研究仍显单薄。综上，本文将采用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的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多方面的进行文化研究，充分把握霍小玉故事的演变，探究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霍小玉传》的文本流传情况

《太平广记》卷四八七《杂传记四》最早记载了《霍小玉传》故事。宋元时期，霍小玉故事流传广泛但与原故事相比变化不大，文人或将其作为典故写入诗歌，或对其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观点。到了明清，霍小玉故事进入改编期，以明代汤显祖改编的传奇《紫箫记》与《紫钗记》为代表，尤其是《紫钗记》，将霍小玉故事推至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汤显祖的作品虽然同样是叙述李益与霍小玉之间的故事，但在人物形象、性格命运、故事结构、文本体裁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编。清代蔡应龙取汤二记删订为《紫玉记》（一名《紫钗记》），潘炤亦撰《乌阑誓》传奇。

（一）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霍小玉故事文本已经开始流传，类书中有不少关于霍小玉故事的记载。除《太平广记》所引之外，《绀珠集》卷一一中收入的张君房《丽情集》中有此记载；《类说》卷二十八收录《异闻集》中载有《霍小玉传》，此记载与《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霍小玉传》故事相去甚远，《类说》中将主要故事情节全部删去，且故事移置错乱，已失本来面目。【[宋]曾慥编纂、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840页。】姚宽《西溪丛话》记述：“蒋防作霍小玉传，有豪士衣轻黄衫，挟李至，霍遂死。杜甫少年行云：‘黄衫年少宜未数，不见堂前东逝波。’大历中杜甫正在蜀，是时想有好事者传去，遂作此诗。”《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七《美人》引《霍小玉歌》，叙写霍小玉故事。【[宋]佚名：《锦绣万花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此外，与此故事其他元素相关的材料还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二记载“《李益诗》一卷”，按语“世传《霍小玉传》所谓李十郎诗‘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者，即益也。《旧史》所载如此，岂小玉将死，诀绝之言果验耶？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为此说以实之也？”对小玉故事的真实性表达出自己的见解；黄庭坚《山谷内集》卷七中“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诗句，引用《异闻集·霍小玉传》云：“遂取秀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将霍小玉故事作为典故写入诗歌；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五记载“寄附铺”一词，云“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唐已然矣。按唐《异闻集》薛防作《霍小玉传》有云：大唐中寄付铺侯景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妇女曰娘”一条中提及《霍小玉传》：“长安中，有媒氏鲍十二娘，薛苍驸马青衣也。”【[元]陶宗仪著，武克忠、尹贵友校点：《南村辍耕录》，齐鲁书社2007年版，193页。】

（二）明清时期

唐代蒋防《霍小玉传》成功塑造了霍小玉的痴情和刚烈，明代汤显祖高举“情至说”，着重于霍小玉对情的一往而深，以《霍小玉传》为蓝本，创作了传奇剧本《紫箫记》。其中第一出《开宗》[凤凰台上忆吹箫]曲述“家门大旨”云：“李益才人，王孙爱女，诗媒十字相招。喜华清玉琯。暗脱元宵。殿试十郎荣耀，参军去七夕银桥。归来后，和亲出塞，战苦天骄。娇娆，汉春徐女，与十郎作小，同受飘摇。起无端贝锦，卖了琼萧。急相逢天涯好友。幸生还一品当朝。因缘好。从前痴妒，一笔勾销。”【[明]汤显祖著《紫箫记》，参见胡士莹校注《紫钗记》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紫箫记》今存本三十四出只写到“参军去七夕银桥”，其余情节作者未曾完成。而且许多情节为作者敷衍，与唐代的霍小玉故事相比变化较多。《曲海总目提要》卷六《紫箫记》条云：“《紫钗》全据《霍小玉传》，此则略引正面，点缀生情，插入唐时人物，不拘年代先后，随机布置，以示游戏神通。”【董康编著、北婴补编：《曲海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紫箫记》因被指影射时政，因此中途搁笔，但从第一出《开宗》来看，故事应为喜剧结局。大约十年后，汤显祖在《霍小玉传》和原先《紫箫记》的基础上，创作了《紫钗记》，故事情节主要以《霍小玉传》为蓝本，剧中元夕相逢，堕钗留情，是作者所增添的重要关目，故取以为名。此外，剧中还有新增卢太尉等人物，并改悲剧结局为喜剧结局。

自从汤显祖将霍小玉故事改编成戏曲以来，在当时就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紫钗记》，成为霍小玉故事戏曲改编本中承前启后的一座桥梁，后世的许多改编作品都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发挥演绎。明代沈璟改《紫钗记》为《新钗记》，剧本已亡佚。明代的臧懋循亦有改本，仍名《紫钗记》，将汤本删减之后形成的剧本，臧氏《紫钗记》总批云：“计玉茗堂上下共省16折。然近来传奇已无长于此者，自吴中张伯起《红拂记》等作止用三十折，优人皆喜为之，遂日趋日短，有至二十余折者矣。况中间情节非迫促而乏悠久之思，即牵率而多迂缓之事，殊可厌人。予故取玉茗堂本细加删订，在竭俳优之力，以悦当筵之耳。” 【转引自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清代蔡应龙将《紫箫记》与《紫钗记》改编成《紫玉记》传奇（一名《紫玉钗》），以《紫箫》为底本，略参用《紫钗》。清代潘炤《乌阑誓》传奇则是大致根据《霍小玉传》进行改编，同时是将悲剧结局改为喜剧结局。近代有京剧《霍小玉》（一名《黄衫客》），京剧《梨花簪》，川剧《玉燕钗》，闽剧陈启肃改本《紫玉钗》，滇剧《霍小玉》，粤剧《紫钗记》，昆剧《紫钗记》，赣剧《紫钗记》。另外，晚清士大夫陈季同以法语写作的小说《黄衫客传奇》，以《霍小玉传》为蓝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写，是19、20世纪之交，新旧变革历史阶段“文化杂交”的产物。【李彦姝：《从<霍小玉传>到<黄衫客传奇>》：兼论中国小说近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除了明清文人改编的作品之外，明清很多小说选集中也收录了《霍小玉传》，如明代王世贞《艳异编》卷二九妓女部、吴仲虚辑《虞初志》卷五、冯梦龙《情史》卷一六情报类、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四《记节一》；清代陈世熙《唐人说荟》一一集、马骏良《龙威秘书》四集、顾之逵《艺苑捃华》、佚名辑《无一是斋丛钞》等。近代有俞建卿《晋唐小说六十种》第四册、鲁迅《唐宋传奇集》卷二、汪辟疆《唐人小说》上卷等。

二、《霍小玉传》故事演变轨迹

（一）故事情节的流变

通过对蒋防《霍小玉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三种情节模式：主人公书生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相恋的情节、黄衫客豪侠仗义情节以及霍小玉因李益负心而冤魂复仇的情节。这三个情节环环相扣，推进故事的发展。

首先，关于霍小玉与李益相遇相恋情节的变化，在唐传奇中李益在媒人鲍四娘的推荐下，直接登门拜访，在霍小玉母亲的认可下才得以与霍小玉相见。正如李益所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唐]蒋防著《霍小玉传》，参见胡士莹校注《紫钗记》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明代汤显祖的改编中，《紫钗记》第六出《堕钗灯影》中，霍小玉与李益二人在上元夜观赏花灯的故事情境下，初次见面便一见钟情，作者用细致的笔触描绘出了二人细腻的心理活动。这一情节上的变化，弱化了封建社会婚姻的奉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的道德教条，进而主张男女双方互相倾慕、相遇相识而产生感情的自由恋爱。

其次，矛盾冲突的转移是霍小玉故事情节的另一重大变化。蒋防《霍小玉传》中，李益负心的原因一是迫于家长的压力，不敢反抗“严毅”的李母的安排；二是性格懦弱顺从。在李益身后，是代表着门阀士族和家世利益的社会所构成的压力。【周绍良：《唐传奇笺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刘餗著、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从这段记载中，我们或可一窥唐代士林的风尚。李益作为一个唐朝的士人，想要求取功名自然要选择与高门联姻，所以他选择卢氏女而抛弃霍小玉。而在汤显祖的改编中，阻扰李益霍小玉爱情的最大障碍变成了卢太尉。这一改变将《霍小玉传》中二人所面对的无可抵抗的无形障碍具象化了。蒋防《霍小玉传》中李益面对李母的联姻安排，不仅不反抗反而积极参与表明李益本人是认可这种做法的，李霍二人的感情并非牢不可破，至少对李益来说是随时可以抽身离开。而改编之后卢太尉强行招婿、设计李益参军远行、离间二人感情等做法，使得卢太尉这一人物形象一开始就处在李霍的对立面，所以这不仅没有破坏李霍的感情，反而使其在考验中更加可贵。

蒋防《霍小玉传》中，霍小玉对社会现实是清醒的，但她不甘心于既定的命运，她渴望憧憬着真正的爱情。即使李益“大愆回期，寂不知闻”，而且“虚辞诡说，日日不同”，她还是固执地追求，乃至散尽家财，病体沉疴。但这正是她性格中灿烂的部分，在不可能让她实现理想的现实中，她依然固执地追寻着。她的性格魅力在于既美丽、深情又固执、刚烈。这是《霍小玉传》这个爱情悲剧中感人至深的部分。相比较而言，明清时期对霍小玉故事进行的改编，直接删去了霍小玉复仇的环节，改成霍小玉与李益二人矛盾化解，最终团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喜剧结局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市民文化从宋代开始萌发，历经元、明、清三个时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造就产生数字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精神文化的需求。这种文化需求直接导致了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繁荣，并使市民文化进而占据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3期。】汤显祖的改编既有对批判精神的继承，也有根据其身处的社会情况和自己的思想做出的修改，正是由于作品主旨的变化，决定了剧本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人物形象的嬗变

蒋防笔下的霍小玉有着美好的资质、深挚的情感和刚烈不屈的个性，李益则是背信弃义的懦弱又负心的士子形象，他的性格是导致霍小玉命运悲剧的直接原因。《霍小玉传》中所创造的悲剧人物形象在明代传奇改编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其他诸要素相比，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直接地反映了小说的基本面貌，人物的性格、心理、行为决定着小说情节的走向，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立意与主旨。【李彦姝：《从<霍小玉传>到<黄衫客传奇>：兼论中国小说近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霍小玉故事的改编大都以《霍小玉传》为原型，在基础上对剧中人物作了调整、加工、增添。霍小玉这个人物形象的魅力在于她不像莺莺那样对命运逆来顺受，也不像李娃那样曾使爱情让位于娼门法则，尤其因为她在时世、地位甚至性别的诸般制约下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主性，始终做着追求爱情和不甘被弃的努力，即使覆水难收也要一泄积愤，用生命的毁灭去震撼薄幸郎的灵魂。《紫钗记》中的霍小玉继承了唐传奇中深情、痴心的性格，她的身份由妓女变成了良家女子，与李益两人在上元灯会上因遗落紫玉钗给了李益上门求姻的机会。这一次李霍二人的联姻，霍小玉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像在唐传奇中完全服从他人的安排。李霍二人分开之后，黄衫豪客设计将李益挟至小玉家，改编之后删去了传奇小说中霍小玉所说“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的毒誓，改为李益将小玉就醒并解释清楚前因后果，两人重归旧好。唐传奇中的霍小玉性格刚烈，为自己不公的命运反抗到底，这一悲剧的人物形象，具有道德批判的力量；而改编之后的霍小玉更突出不惜一切代价来守护自己的爱情，体现出其至死不渝的痴情性格。

霍小玉故事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李益的人物形象，在故事流传中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李益（748—827）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诗名甚高，“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84页。】而作者蒋防，是李益同时而年龄稍晚的文人，即安史之乱之后的文人。【周绍良：《唐传奇笺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卞孝萱在《唐人小说与政治》一书中，论述蒋防和李益在党派斗争中处于不同的阵营，因此他创作《霍小玉传》是要通过文艺作品来攻击李益“重色”且“负心”，使他声名狼藉。《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薄兴负心、言而无信的形象，而明传奇中则将他塑造成了一位才情兼备的志诚种形象。如《紫钗记》第六出《堕钗灯影》中，李益拾得霍小玉的紫玉钗欲将其归还，见小玉之绝色，便上前对小玉侍女浣纱说：“咱李十郎孤生二十年馀, 未曾婚约, 自分平生不见此香奁物矣。何幸遇仙月下，拾翠花前。梅者媒也，燕者于飞也, 便当宝此飞琼, 用为媒采, 尊见何如?”颇显风流倜傥，李霍二人交谈也营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融洽氛围。当卢太尉问李益可曾婚配，要他休弃小玉时，李益拒绝说：“已有盟言，不忍相负。”可见改编之后的李益并不曾背弃霍小玉，只是拒绝卢太尉许婚的态度不够坚决，反而给了卢太尉继续逼婚的理由。剧中第五十二出中李益的大段自白：“小生当初玉门关外参军,受了刘节镇之恩,题诗感遇,有‘不上望京楼’之句。因此,卢太尉常以此语相挟,说要奏过当今,罪以怨望,所畏一也；又他分付，但回顾霍家，先将小玉姐了当，所畏二也；白梃手日夜跟随厮禁，反伤朋友，所畏三也。因此沉吟去就，不然，小生岂是十分薄幸之人”，既交代了他与霍小玉之间产生误会的原因，又说明正是作者增设达到“卢太尉”这一角色，促使了李益形象的转变，并最终获得了霍小玉的原谅，故事达成圆满结局。

在《霍小玉传》中，黄衫豪客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将故事推至高潮，因对霍小玉爱情故事的同情，把李益送到了霍小玉府上，但未能改变故事的悲剧结局。明代改变之后的霍小玉故事中，黄衫豪客成为了李霍爱情的促成者和见证者。唐传奇《霍小玉传》中，黄衫豪客仅出现一次，而在《紫钗记》中的黄衫豪客，在上元灯节便开始登场，清代梁廷楠《曲话》第三卷记载：“《紫钗记》最得手处，在观灯时即出黄衫客。下文‘剑合’自不觉唐突。”第十出李霍二人议定婚期，因缺人马凑热闹，便是从黄衫客处借得。第四十八出，黄衫客在酒馆恰逢崔、韦谋划让李益与霍小玉见面之事，他大感不平，拔刀相助，扳倒了卢太尉，促使李霍二人的爱情有了完满的结局。徐朔方评论到：“悲剧之所以变成喜剧，他是决定性的力量。”【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三、《霍小玉传》故事的文化意蕴

（一）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

蒋防《霍小玉传》以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悲剧为故事主线，婚姻问题和恋爱问题从古到今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在男女问题上表现得异常森严。从流传的霍小玉故事来看，基本上都是以李霍二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这能帮助我们了解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恋爱和婚姻的态度。

唐代上层社会和士人极其重视门第，婚姻观念和门阀观念紧密相连。从小说社会背景来看，唐代上层社会和士人极其重视门第，婚姻观念和门阀观念紧密相连，与高门联姻被当时的士人认为是追名逐利的重要途经，其中太原王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五姓之女是竞相求婚的对象。士子的回音不仅关系到个人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涉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看，唐代虽然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妓女与士人多有交往，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无法达到唐代士人的婚姻标准，《霍小玉传》中小玉虽痴情于李益，却对自身的身份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中霄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思异情替，使女萝无依，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小玉的考虑是建立在二人差距悬殊的社会地位上的，“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而李益却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的负心并不是喜新厌旧，而是受唐代社会环境和观念的制约。李益“门族清华”，而又年少登第，春风得意，于功名利禄一途不可能淡泊看待，但是同小玉的爱情与在求取名利在当时是不可兼得的，他没有勇气去反抗当时社会的偏见求娶小玉为妻。所以，当他回家之时，他“严毅”的母亲为他聘了属于“甲族”的卢氏表妹，软弱有缺乏信用的李益面对这些压力时，他未有丝毫的反抗行为，很快便认可了门阀婚姻，为求娶卢氏到处奔波求贷，他既不能也不敢抗命，只能配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者笔下追求爱情的霍小玉与代表唐代士人的李益，反映出唐代的恋爱观与婚姻观呈现出分离的两种状态。文中所写霍小玉遭遇，正为封建时代倡妓一类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对此，陈寅恪先生论述：“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日婚，二日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此类例证甚众，且为治史者所习知，故兹不具论。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衷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路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6页。】按陈先生所言，在唐代如莺莺、霍小玉般的地位低下的女性仅是被视为被利用的工具性对象，一旦男性的目的达到之后，便很难摆脱始乱终弃的结局。因此，在唐代社会公认的功利性婚姻选择标准下，与“寒女”的爱情绝不会长久，这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

明代汤显祖对霍小玉故事进行改编时，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政治经过洪武到永乐年间的鼎盛阶段后便渐露衰败之迹象，社会中各种矛盾逐渐显露。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陆王心学思想主张摆脱“理”的束缚，回归人的内心。汤显祖便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作品中凸显“至情”的主旨，汤显祖的文艺思想以“言情”为核心，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望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卷三四，徐朔方笺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页。】他认为“情”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然并且合理的存在，人类的诗歌、舞蹈、音乐等艺术的产生都收到“情”的影响。他改编的霍小玉故事重点便在于肯定、深化李霍二人的爱情。《紫箫记》中男女主人公爱情更加平等，爱情之路比较顺利，最终走向美好结局。《紫钗记》中，作者将霍小玉的社会身份作了改变，是被无情的正庶贵贱观念抛弃到民间的王府千金，地位不再等同于唐传奇中的“倡家”，门不当户不对的门第观念造成的矛盾在汤显祖笔下就被淡化了。作者通过强权势力的“卢太尉”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制造矛盾，由此也反映出官场的黑暗与同志阶级的强权腐败。

（二）仗义相助的豪侠文化

在对“侠”的概述中，无论是“赴士之厄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还是“赈人穷困，解人厄难”【汪涌豪：《中国游侠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页】、“扶危济困”【罗立群、黄劲檀：《“豪侠”辨析》，《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都表明了“侠”具有救人于困的精神。唐代中期之后，文艺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原有题材也不能适应和容纳新的思想意识，在提倡古文运动和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两重动力压力之下，新的文体即“传奇”文学。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在唐传奇中表现得更为普遍，同时还夹杂着惩恶扬善、打抱不平的成分。

《霍小玉传》中，霍小玉被李益抛弃后，寻找李益无果。公主“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李益表弟崔允明“具以诚告玉”；韦夏卿批评李益“丈夫之心，不宜如此”！他们虽都同情霍小玉的遭遇并给予帮助，但并没有力量推动二人之间的僵局。直到黄衫客将李益抓到霍小玉面前，才将故事的发展推向高潮。黄衫客等的行为无疑是与法律相背离的。然而结合当时动乱的政治局面，以及人们生活水深火热的现状，对正义、公平的渴望，对能够拯救受困之人脱离苦难的期盼，已然成为作者创作的共同心理追求。黄衫客的行侠并不是为了获得名声或者物质财富，他仗义果决且善用奇略，正如李德裕《豪侠论》中所云“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明清社会处于市民文化背景下，文学的发展必然要考虑到市民阶层的需求，明清时期，“受王学左派思想影响，尊重个性，肯定个人情感成为市民文化背景下文学潮流的主旋律”。【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在汤显祖的改编中保留了“黄衫客”这一人物形象，并将原本的短暂出场细化成贯穿情节发展的线索。黄衫客前两次出场，一次是在霍小玉与李益定情之时，一次是在二人成婚之时，借助豪奴骏马从侧面凸显黄衫客的性格。第四十八出《醉侠闲评》中，黄衫客正面出场，出于义举且不求回报，带李益与霍小玉团圆。剧中点明黄衫客“暗通宫掖”，其身份之尊贵使得仗势欺人的卢太尉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还有鲍四娘这个人物形象，她作为霍小玉与李益二人的媒人，为二人说亲表现了她的热心；但李益负心时，她又为小玉奔波，最终把小玉的遭遇告诉了黄衫客，间接促进了霍小玉与李益二人的爱情发展。在《醉侠闲评》一出众，鲍四娘与黄衫客对饮，她描述自己“挟策追风, 推为渠帅”，酒保评价鲍四娘“挥金养客，韬玉抬身，如常富贵不能得其欢心”、“越样风流，才足以回其美盼”，黄衫客评价鲍四娘认为“她是闺中侠锦阵豪，闻名几年还未老，她约略眼中瞧，咱蓦地临风笑。人如此兴必高，指银瓶共倾倒”。【[明]汤显祖著、胡士莹校注：《紫钗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鲍四娘身上的侠义精神也让黄衫客仿佛找到了知音，二人互相引为知己。此外，霍小玉资助崔允明、韦夏卿的行为也表明霍小玉身上与黄衫客相通的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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