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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子部作业
发起人：徐竹雅筠　　回复数：0　　浏览数：3860　　最后更新：2020/12/3 10:16:01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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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 1:51:03
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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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子部作业
一 子部的成立与发展




（一）子部的雏形

    诸子学说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七略》诸子略中收集各家著述，是为后世子部的雏形，《汉志》延续其法。诸子略中，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共10类。《汉志》虽成书于东汉，其“诸子”概念却基本依照了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分类，其诸子略总序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可见此时子学以“九（十）家”为限，或可称之为狭义的子学。

    此后，《中经新簿》改六略为四部，其二曰乙部，《隋志》言其：“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荀氏打破先秦诸子的局限，将当时非经非史非文集，具有说理与教化性质的书籍统一归类，乙部成了包容甚广、囊括众籍的部类，形成了广义的子学。《七录》第三部分子兵录收录先秦诸子和兵书（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十一部），第五术技录收录天文、历数、五行和方技类文献（分天文、纬谶、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刑法、医经、经方、杂艺十部）。根据阮氏自序，可知如此分类的原因在于“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王（俭）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杳）氏，各守本名，但方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可见《七录》的分类反映了当时的创作实际和藏书种类的变化，但此时被视为“子”的仍只有思想学术类文献，实用技术与佛道二教都是单独成类。




（二）子部的确立

    子部的名称由《隋志》确立。《汉志》诸子略是其主体部分，更纳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三个《汉志》的二级类目，扩充了子学的范畴。《隋志》子部总序曰：“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另外，《汉志》中“诸子略”居第二位，次于“六艺略”，而隋志中子部的地位发生了转变，由第二位退居第三位，遂而形成“经史子集”分类体系，后世官修目志或私修目志多采用此种分类方法。可以说《隋志》主要完成了子学思想史上的两项成就，一是确立子部的名称，二是强化了子学的包容性。

    《隋志》子部虽然有了较科学的分类，但其书籍入类情况却常常出现混乱，如兵家类收录棋谱，杂家类收录类书纳入，医方类收录菜谱、香方等情况。在佛道设有专目的分类下，佛道之书本应该录入《佛经》《道经》两附目中，但《隋志》却在杂家类中录入了许多佛道类的谱系和传记，如佛教类的《释氏谱》《因果记》《历代三宝记》《皇帝菩萨清静大舍记》等，道教类的《历代三宝记》《感应传》《道术志》等。子部医方类著录的书籍中，其中只有４种书著录了作者，没有一种著录了版本，更没有考证亡书。天文类、医方类、五行类、历数类的图书很多都是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很多甚至连作者都没著录。这些认识上的混淆与体例的粗糙反映了子部建立初期的稚嫩情况。




（三）子部的发展




    自子部确立，到《总目》成书的千年间，子学的概念与目录学中子部的收录内容、小类划分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1.内涵变化不大的类目

·儒家类

    儒家类见于《汉志》诸子略、《隋志》子部，皆为首类。尊圣重儒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不变的主题，这一点在经、史的发展史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因此，儒家受到的重视与推崇远胜于其他“子”，也是理所应当的。《汉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者也。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隋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都体现出儒家学说对于王道、仁义、教化的极大贡献。然而子部的儒家著作不能入经部，这说明它们与经部儒家最根本的经典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同属儒家，但子部儒家的著作基本上是汉代及后世儒学大家围绕儒家经典典籍进一步发挥、解释的著作，而非经典。《汉志》《隋志》都提出了儒家末流的种种弊端，而《总目》所言最为尖锐：“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 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 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 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 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四库馆臣对此采取的对策是，“今所存录，但以时代先后为序，不问其源出某某，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而已。”




·法家类

    法家类首见于《汉志》诸子略，列第四位，至《隋志》子部，由于阴阳家类取消而列第三位，后世的目录中，法家地位较为稳定。《汉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隋志》曰：“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都强调了法家思想对于君主建设赏罚分明、有法可依的社会规范的辅助作用。儒和法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治理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使得法家作为战国诸子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仍保持着重要的地位。《总目》虽批判法家思想“其术为圣世所不取……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但还是承认其“兼资法戒”的作用，列第三位，而没有像墨家、名家、纵横家一样“降级”，这与“外儒内法”“外圣内王”的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




·兵家类

    兵家类未见于《汉志》，以其“兵书略”入《隋志》后方成子部中的一类。此二书都强调练兵与作战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汉志》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并将兵书单列一略，足以显示对兵法的重视。但《隋志》将兵书略合并入子部时，出现了许多入类混乱的情况。兵书类序无一语提及博弈类，更无说明军事与博弈的关系，但在兵书类中大量录入《杂博戏》《投壶经》《棋势》《棋法》《象经》等博弈类著作，这难免混乱。另一方面，许多荒诞不经的五行占卜类的书籍也被纳入其中，如《五行候气占灾》《用兵秘法云气占》《对敌占》《对敌占风》等，本应入术数类，体现出汉魏六朝时期严重的鬼神迷信风气。《总目》将兵书类提高至儒家之后，其子部总序曰：“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而且将《隋志》兵家中术数五行类书籍分割出去，“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角、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 杂说，悉别存目。”与清代经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也与清代统治者以武力夺得政权、因此军事观念更加追求实用有关。




·医方类：

　 《汉志》方技略中有医经、经方两类，可视为后世目录中医方的起始，而房中、神仙两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也往往被视为医学的一部分，《隋志》医方类正是如此，其类序曰：“医方者，所以除疾病，保性命之术者也。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人有喜怒哀乐好恶之情。节而行之，则和平调理，专壹其情，则溺而生火。是以圣人原血脉之本，因针石之用，假药物之滋，调中养气，通滞解结，而反之于素。其善者，则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将人的病症与天的阴阳调和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当时迷信色彩较浓的医学观念。《总目》修正了这一认识，其医类序曰：“《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太素脉法》，不关治疗，今别收入术数家，兹不著录。”可见《总目》子部医家类剔除了《汉志》《隋志》中有关房中、神仙等仙道养生类书籍，将这些归入子部道家类，也是清代学者求实观念的一种体现。




·术数类

    《汉志》术数类不在诸子略，而是自有一术数略，其中天文、历谱两类在后世发展为《总目》的天文算法类。《汉志》术数略序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对此，顾实《汉志讲疏》解释道：“此明术数之学出于史官，则今之江湖医卜星象之流，其苗裔也。然其授受比诸古史世传，则又迥异也。”可见汉人认为术数也是史的一种，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似，都是以一种超自然力量来指导人们的行动。

    《汉志》诸子略有阴阳家类，列第4位，此类目在《隋志》中消失，并且在之后的目录中也未再次著录。《汉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可见阴阳家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象系统和天人感应观念息息相关，并带有迷信色彩。阴阳家相关的书籍文献在《隋志》中大多被移到了子部五行类，《隋志》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观形法以辨其贵贱……而太史之职，实司总之。”所以可见《隋志》子部五行类是将《汉志》《数术略》的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四类统归一起，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认为五行本质是纪录历史的一种方式，体现出当时鬼神思想的盛行。《隋志》子部五行类数量十分庞大，实际录书（包括亡书）486部，2345卷，就部数而言高居第一位。《总目》子部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中却只录书五部，五十五卷，这种变化虽然不意味着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在民间失去其地位，但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在经世致用思想笼罩下的清代学术界，越来越求实重人事而弃鬼神的学术思想变化。

    《隋志》无术数类，其五行类后发展为《总目》术数类中的阴阳五行之属。《总目》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感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由此可见，术数类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掺入了许多迷惑民众、真伪难分的劣质内容，但因为封建社会对占卜、阴阳学说的需求，又不能将其废除。《总目》术数类虽存书不多，却详细地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类，可见术数书籍的杂驳以及术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应用。




2.内涵变化较大的类目

·道家类

    道家类首见于《汉志》诸子略，列第二。《隋志》子部同样列在第二位。此后，儒/道二家列于一二位的情况在很长时间中保持列稳定。《明志》将之列于子部倒数第二位，《总目》将其列于子部最后，其中体现出的思想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汉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淸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初为休养生息，曾采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政策，因此道家学说对统治的作用得到了汉代学者的普遍认识。此时的道家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非宗教派别。《隋志》曰：“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此时人们对道家的认识已经从一种学术思想向“方外”，也就是带有超自然色彩的力量转变了。《隋志》中的道经类就是道家学说宗教化程度加深的又一证明，《隋志》道经类序曰：“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其内容不离神仙、符箓、长生等。道家思想和道教教法之间原本有着明确的界限，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求成仙、求长生的思想受到了历代帝王的追捧，士人阶级与市民阶级也趋之若鹜，所以最终如四库馆臣所说：“道家类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道家彻底成为方外之教，悖离五经，故将道家类从仍保有思想学术观念的诸子中移除，而与释作为两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门类并列，列与子部最末。




·名家类 墨家类 纵横家类

    此三类情况相似，都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员，后来逐渐式微，最终在《总目》中失去独立成类的地位。

    名家类见于《汉志》《隋志》，分别列诸子略第五和子部第四。名家思想主要是正尊卑明秩序，使社会上的众多人事物依照名位能够各得其所，起着辅礼的作用。《汉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隋志》曰：“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隋志》名家录有士操一卷，人物志三卷，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名士作为一种新的“名位”出现，代表着士人文化的崛起。《总目》不设名家，其著作散落于《总目》史部（《人物志》等），子部法家（《邓析子》等），杂家（《尹文子》等）。

    墨家类见于《汉志》《隋志》，分别列诸子略第六和子部第五。《汉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于淸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隋志》曰：“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都强调了墨家兼爱、贵俭、明鬼等思想特点。在先秦诸子中，儒墨并称显学，两家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至于被庄子讽刺为“朝三暮四”，但到了《总目》时代，墨家书籍却仅有《墨子》保存在子部杂家类中。

    纵横家类见于《汉志》《隋志》，分别列诸子略第七和子部第六。纵横家的思想学说主要用以指导外交，其产生与战国乱世密不可分，《汉志》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隋志》曰：“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周官）‘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在大一统政权统治之下的外交与纵横家思想已经不同，因此纵横家最后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总目》杂家类序曰：“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依四库馆臣所言《总目》中不单设名家、墨家、纵横家，是因其存世著作大量亡逸，所留存的书目不足以支撑一类，而且其思想也思想衰败凋零，没有稳定地存续下来，所以按照班固合儒、墨，兼名、法的思想，将其归入《总目》子部杂家类。总而言之，在战国乱世，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生长的空间，只要与当时诸侯争霸的需求相合，就能成为一时的显学。但随着汉代天下一统，独尊儒术，诸子学说也就失去了产生与发展的土壤，一步步衰弱下去。到了《总目》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被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其他失去活力的诸子学说挤压殆尽，最终百家争鸣变成了一枝独秀。




·农家类

    农家类见于《汉志》诸子略，列第九位；《隋志》子部，列第八类。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农家的重农思想一直受到重视。《汉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隋志》所言与之类似。《总目》曰：“农家条目，至为芜杂。”从养殖牲畜、禽类、水产（《相牛经》《相马经》《蟹录》《相贝经》等），到种植花木（《竹谱》《荔支谱》《橘谱》《梅谱》《菊谱》等），再到食谱（《糖霜谱》《蔬食谱》《饮膳正要》等）故“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农业的发达带来了农用技术的丰富，但四库馆臣却认为这些书籍过于芜杂，不适宜列入诸子，所以只留下农业思想类和综合技术类的书籍。




·小说家类

    小说家类初见于《汉志》诸子略，列最末。《汉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与史的关联十分明确，其中收录的部分书籍在当时被视为具有史书的性质，如《青史子》是“古史官记事也”，《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也”。从中可以看出在《汉志》中小说类与史相杂糅，而当中收录的鬻子说十九篇和封禅方说十八篇以及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等，又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小说与“道”“术”之间有一定关联，有其自身的学术思想存在。但《汉志》却认为在诸子略的十家中，唯有小说家是不“可观”的。《隋志》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和《汉志》一样，说明小说家最初作为诸子百家的一员，其起源自史官传统，并且是不被正视的末流。

    《总目》中小说家类序曰：“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 ，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可以说四库馆臣的小说观念既有其进步性，又有其保守性。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中的部分具有虚构色彩的人物传记（可视为初期小说），如刘向所序六十八篇中的《列女传》《孝文传》等在《隋志》中被归入史部杂传类。而《隋志》中小说类主要收录各种杂语、语对、世说、奇器图等，而现代观念中被归为小说的神仙志怪故事则被归入史部杂传类。《总目》中，这部分书籍主要归入到了《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少部分被归入到子部道家。另外《隋志》史部仪注类中的《穆天子传》，史部地理类中的《山海经》（《汉志》入术数略），原先《隋志》小说家类中的奇器，书钞等则分别入艺术类和杂家类。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小说最初作为史学思想的末流，与史部及子部诸家都有着深刻关联，小说与杂传更是一个相互杂糅的形态。但随着学术史的发展，尤其是小说观念从史学向文学的变化，各部各家之间的界限逐步分明，如《总目》中《飞燕外传》入小说家而不入史部传记，考查此书内容主要记载飞燕姊妹始末，本应为传记之类入史部，然其用语叙述纯为小说家言，记事与《汉书》颇为不同，而且呈现出猎奇猎艳的虚构创作心理，所以入小说家类。入类更加细化严谨，界限由此也更加分明。




·杂家类

  杂家是目录学史上变化较大的一个门类。《汉志》诸子略中的杂家是先秦学术流派的一家，与儒、道、墨、名、纵横家并列，最初，吕不韦用抄撮他书、纂为一书的方式编撰了以儒道思想为主，兼有墨、法、名、农各家思想的杂家代表著作《吕氏春秋》，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志》子部杂家类序虽与《汉志》大同小异，但却将类书也归于此类，类书本身就是分门别类杂钞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却没有自身的学术思想，说明杂家在《隋志》时的内涵意义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再到《总目》时，杂家类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属，下面分类阐述。

    杂学：先秦诸子中已经衰微的学说，属于先秦学术流派的“杂家”也被归为“杂学”之中。四库馆臣案曰：“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从事六德、六行、六艺，无异学也。周衰而后，百氏兴。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说。〕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其他谈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亦均附此类。”可见所谓“杂”是在与“儒”的比较之下得出的，含有独尊儒术的意味。

    杂考：具有文献考订考辨性质的书籍，其内容往往不拘一格。四库馆臣案曰：“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可见议论性是其主要属性。

    杂说：叙述自身感想、见闻的文献，四库馆臣案曰：“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今总汇之为一类。”再看杂说中包括了《梦溪笔谈》《东坡志林》等有一定小说属性的书籍，可见杂说的内容比起杂考类更添虚构性。

    杂品：收录器物鉴赏类的文献，且品类众多者。四库馆臣案曰：“古人质朴，不涉杂事……至《隋志》而《欹器图》犹附小说，象经、棋势犹附兵家，不能自为门目也。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并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体现出文玩、金石等文化娱乐在社会上的流行。

    杂纂：汇钞百家之书而成的书籍，案曰：“以上诸书，皆采摭众说以成编者，以其源不一，故悉列之杂家。”

    杂编：类似于现代的丛书，案曰：“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惟十二家。是为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学海》出，始兼裒诸家杂记。至明而卷帙益繁，《明史·艺文志》无类可归，附之类书，究非其宜，当入之杂家，于义为允。今虽离析其书，各著于录，而附存其目，以不没辑之功者，悉别为一门，谓之杂编。其一人之书合为总帙而不可名以一类者，既无所附丽，亦列之此门。”可见当时已经有此类为丛书的意识，只是名称为了一致而取杂编。




3.新增类目

·天文算法类

  将天文与算法合并成类，是《总目》的创造。《汉志》术数略有天文类，序曰：“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有历谱类，序曰：“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可见此二类的共同点是都与天文星象有关，并依照时令的运行来指导统治者制定政策。《隋志》子部有天文、历数二类，正是继承自《汉志》，从序言来看内涵变化不大。《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实是看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惟算术、天文相为表里，《明史·艺 文志》以算术入小学类，是古之算术，非今之算术也。今核其实，与天文类从焉。”故合二为一。《总目》曰：“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闳以后，利玛窦以前，变法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徵，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讲述了这一学科的变化发展过程，几乎可以视作中国古代相关知识的进步史，故曰“愈阐愈精”。




·艺术类

  艺术类由《总目》始创，《汉志》中未见此类书籍的收录，《隋志》中琴谱入经部乐类，《竹谱》入史部谱系类，《杂博戏》与棋谱等入子部兵家类，因为“智角胜负，古兵法之遗也”。在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的唐宋之后，艺术类的书籍随着审美与娱乐的兴盛而创作增多，具有了独立一类的体量。《总目》曰：“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并且指出了先代目录书处理艺术类书籍的不妥之处：“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奕，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总目》皆将其从四部中撮出，于子部增设艺术类，与博弈歌舞等共同收录其中。




·谱录类

    《隋志》史部有谱系类，主要记载“氏姓之书”，却“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四库馆臣意识到这种分类错乱的情况，于是学习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而且考虑了“检寻亦病于琐碎”的现状，“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 从上述资料可知子部谱录类的由来和发展演变历程，《隋志》始列谱类，对性质完全不同的谱系或谱录类书籍不加区分，全部归入一类。《总目》子部设立谱录一类，将原先位于《隋志》史部谱系类中的诸如竹谱、钱谱等析出，与茶、酒、刀剑等共同归入谱录类。这不仅是考据源流，条列清晰的朴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子部史部之间渊源联系，发展脉络走向的一种表现。




·类书类

    《汉志》《隋志》中并无类书类，其类书书籍多依附于史部和子部其他类目，如《隋志》将皇览一百二十卷归入子部杂家。《总目》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说明类书的性质已经决定了它不适宜进入任何其他的类目，只能但列一类。但类书自《皇览》始，《总目》曰：“《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在《隋志》编纂的时期，数量还比较稀少，不足以单独成类，因此采取了权宜之计。到编纂《总目》时，诸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体量巨大的类书皆问诸于世，且类书对于清代文人回溯经学，考据经典，具有重要的操作意义，所以《总目》单列类书类与清代的考据学风气也有一定关联。



·释家类

　　《汉志》无佛教相关书籍，《隋志》于四部外另列道经、佛经两部。《总目》子部释家总叙：“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未，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昫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以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隋志》对佛教传入的过程与其后佛教在国内的发展做了详细叙述。南朝统治者佞佛之风盛行，佛教信徒日益增多，但因其作为外方学说，所以《隋志》列于末端。而《总目》所列则既有僧侣传记，又包括佛教各派教义和佛教的发展历史，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佛教自隋唐至明清，其影响日益扩大，著作日渐增多，成功完成了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并对中国的思想学术产生着影响。







子学观念——从狭义到广义




（一）“王官之学”到“六经以外皆子书”

    首先来看《汉志》对诸子学说起源的解释：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又：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汉志》所言未必有其根据，多是为诸子学说寻找一个“王道”的源头，如果说经是讲述圣人之道，史是供君王资鉴，那么《汉志》对诸子的定位就是如同百官一般，辅佐“圣”“王”，为教化与统治贡献出各自思想的精华。在《隋志》中，对“王官”的强调已经弱化了，更多是叙述各家思想的主旨，有时也会引用《汉志》作为旁证，但其态度较为折中，可以说《隋志》在承认“王官之学”的基础上，对子部的内涵做出了灵活的衍申，如将兵、医、天文五行等实用学术纳入史部，虽然踏出了子学从狭义走向广义的一大步，但本质上没有否认《汉志》的观念。臣子有忠奸之分，因此《汉志》《隋志》都强调诸子学说可能有遭不纯之辈利用而成害的情况。

    广义的子学是否能够得到学者们的认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的实践，如郑樵《通志·经籍志》变四部为十五类，其中的诸子类就重新采用了《汉志》中狭义子学的概念，而医书、五行阴阳的学科各成其类。但大体而言，四部分类法的目录基本都采用了广义子学概念。及到《总目》时，子部总序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立说”，也就是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思想，成为了子学的新内涵。四库馆臣叙述子部书籍的演变时言：“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已经明示了《总目》子部的门类将较《汉志》《隋志》所记诸子有较大差异。《总目》认为诸子“自为部分者”有儒家之外十三家，皆有后人传之，案籍载之，类目新增或合并多以篇籍多寡为据。广义的子学由此进一步扩张，成为了包罗万象的学科，子部也成为了目录学中稳定性较差的一类。

    子部概念极大扩展体现最明显的是杂家类和小说家类。《总目》子部杂家类收录书籍的庞杂程度较之前代目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立说”的概念实在是太大了。除了已经衰落的先秦诸子外，馆臣还将一些体例、内容不拘一格，既有叙事部分也有说理部分的书籍放人杂家类，如各种宋明时期的随笔和丛谈，使原本就困难重重的杂家分类愈加复杂和琐碎。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情况是，《总目》子部小说家类收录了许多非“立言”，而是与现代观念中的小说类似，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为主的作品，这也是子部概念扩展后入侵集部的一种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具有小说性质的作品，作者往往没有编造小说的主观意图，而是自以为记录书写真实的事情。《汉志》小说家类在《青史子》下注云：“古史官记事也”，魏晋时期的小说作者也乐于追随，《搜神记》作者干宝曰：“虽考先志于载籍……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证明。但四库馆臣将《隋志》中被视为杂史杂传的书籍移入小说家类，说明当时的文人心目中的“小说”已经是具有虚构性、形象性等特点的记叙文体了，却依然将这些书籍作为诸子思想的一部分对待，而没有真正意识到它们是披着野史外壳的文学作品。同时《总目》并未收录唐人传奇和宋以后的白话小说、章回小说，并称“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可以看出，四库馆臣的小说观念仍是十分保守的，没有认识到这些被排斥的作品与《天问》、《山海经》这种“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虚构，虽然看似有很大区别，实则是同一创作方式发展变化而成。总体而言，在子部传统和新的创作实际、新的学术观念的矛盾下，《总目》子部出现了分类不恰当的情况。




（二）子学对外来文化的接受




    子部目录所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有两次，一是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二是明清时期欧洲宗教与科技的传入。

    《汉志》编纂时期，佛教还未在中国形成成势力的教团，其思想声势微弱，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经历了一段为期不短的繁荣，上文已有叙述，但士人对释家普遍的观点仍是将其当做追求彼岸世界和精神解脱的宗教，而非普世意义上的文化学术。故《隋志》编纂时期，学者们还未将释家思想视为一种子学，甚至反感其中的谲怪之处。故《隋志》只是将佛经作为一种方外之说，附于四部之外。唐代是三教融合的重要时期，但这种融合尚未在《隋志》中完全体现，是学术观念落后于思想实践的原因。

到了清代，《总目》的诸子学思想能够看出清代释家思想的主流化。《总目》不仅安排释家本身进入子部，更常常从佛教的角度对道家尤其是老、庄展开批评。如《南华简钞》提要曰：“大抵原本禅机，自矜神解也”；《南华模象记》提要曰：“其篇目皆依佛经之例，以内篇之名标曰某品某品”，“其学以禅为宗，因以禅解《庄子》”。以上这些评论，或解以养生修炼，或解以无极太极，或解以禅机，显示出《总目》时代佛教与释家思想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

    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天主教和天文算学。前者因为对民众思想的影响，被主流视为异端，其书只能入杂学存目之中，如利玛窦《辩学遗牍》《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等；后者因为其实用价值得到清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皇帝的认同，其著作被收人子部天文类当中，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四库馆臣对天主教并不了解，但自以为知之甚深。《辩学遗牍》提要曰∶“利玛窦力排佛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完诘之地。不知佛教可避，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避，又非佛教所可避，均所谓同浴而讥裸程耳。”《二十五言》提要曰∶“大旨皆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唯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完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佛教已经在漫长的传入过程中成功完成了本土化，但天主教还是一种“水土不服”的新鲜思想，故四库馆臣天主教的态度是鄙夷且讥讽的，相比这下，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士人的态度更加包容开放。清政府实行的愚昧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封闭自大及封建文人拒绝了解外部世界的倾向可见一斑。

    《总目》将外来的文化思想纳入子部，符合馆臣定下的“立言”这一标准，一方面体现的子部扩展的灵活性和中国学术思想的包容性，但同时从细节来看，外来思想难以及时得到足够的重视，又体现了这种包容性的有限以及文化交流在封建时期所遇到的障碍。




（三）教化与实践——子学的一体两面




    中国古代社会对儒学的重视不用赘言，而其他类目的顺序与数量的变化则反映出子学观念的特点。《汉志》中，实用科技类不被认为是子学的一种，其重要性的排序都在诸子略之后，受到承认与重视的只有先秦流传下来的诸子。刘氏父子与班固重“王官之学”的思想教化而轻实用技能的态度一目了然。《隋志》虽扩展了子部的范围，却仍将当时衰微之像明显的先秦诸子依序而列，兵书、五行虽书目众多，新的创作层出不穷，却只能排在其后，可见子学思想此时仍以《汉志》为本，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类目往往不录作者姓名与创作时代，其不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子部下各类目的排列顺序在《总目》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馆臣也一一给予了解释，《总目》子部总叙曰：“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虽然各目录书的排序不同，但儒、法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兵家的地位越来越高。儒家、兵家、法家的学说分别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统治思想、军事力量、政策方针，是诸子学说中最有助于王权统治的部分。农家、医家、天文算法类也能称得上流传有序，这三类看似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却左右着国计民生。此六类可以说是四库馆臣较为重视的，但农家类在内涵已经改变的情况下收书门槛过高，导致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只有十几部书能入农家，从中不难看出朝廷豢养的精英文人思想中“不接地气”的一面。对于子部的其余类目，馆臣的态度是：“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在清代的清代朴学、考据学兴盛的影响下，馆臣尽力将《总目》存录书目的作者、时代、版本、内容考证详细，以三级类目细致地区分，正如上文所言，《总目》虽然根据创作实际，将子部的类目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使子学不止于拘泥在已经成为历史尘埃的先秦诸子之中。究其子学思想，较好地改善了以往对实用学科的轻视，但在整个尊圣重儒的大背景下，要求四库馆臣对千百年来思想教化的畸形重视进行突破，实在是强人所难。《总目》中对“杂学”及外来思想、宗教思想的鄙夷态度，也与清朝政府整体封闭自守、精英文人坐井观天的文化保守趋势有着直接关系。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年。

魏徵等《隋书·经籍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丛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王志勇《说子部》，《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



陈文新《“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文艺研究[size=large]》

[size=large]，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