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勇辉 1120130435  经部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本无经、史、子、集之分，经史子集之分肇始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这种分法为后代史志、书目所承袭。《汉志》基本照搬《七略》体例，但班固对《七略》进行了适当地改造。所谓，“今删其要，以备典籍”是也。比如对于既属于兵书略又属于诸子略的同一本书，班固做了调整。然而，《七略》毕竟草创鸿胪，刘向、刘歆父子并未有太多可资借鉴的图书分类方法和经验。这就使得《七略》在著录书目时，出现了种种不规范、不统一的著录体例，当然这瑕不掩瑜，无损刘向父子在目录史上的伟大地位。但这些白璧微瑕都被“继承”在《汉志》中。因此，《汉志》的“经部”也有这个特点。
首先是，“六艺”著录书名的标准不一。大概有如下几种，一为以作者的官爵为书名，后明篇卷的，如《太史公》三百篇，或以官爵为书名+说字，后名篇卷的如《鲁夏侯说》二十一篇。二为以作者姓氏为篇名，后名篇卷的，如《服氏》二篇。三为先写作者后明篇卷的，如许商《五行传记》一篇，四为先著书名篇卷，后名作者的，如《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五为仅著书名卷数而不名作者的，如《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可见，在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初期，存在着诸多亟待完善之处。限于作者的知识与经验，并未能形成一个完整而严谨的目录学视野。此外，对于著作为古文或者今文，《汉志》著录标准也不统一 ，如著录《周易》的古文为书名前加古字，如《古五子》十八篇，而《尚书》的古文则在书名后加古字，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
而《总目》则极大地汲取各个时代的目录学著作，在著录书目体例上高度严谨，比《隋志》更加完备。这里无需一一指出。
《汉志》著录书名体例上的多重标准，在古今文经书目著录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和《汉志》中“古”字的多重含义及著录古文经时未遵循统一的标准有关。
我们把《汉志》中与“古”与“古文”字密切相关的书目及序罗列如下：
  《易类》：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序：“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书》：《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序：“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文读应尔雅。”
《礼》：《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序：“《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
  《春秋》：《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论语》：《论语》古二十一篇。
    《孝经》：《孝经古孔氏》一篇。序：“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古文字读皆同。”
从上面所举例子来看，《汉志》著录的体例，都是先标经名，然后再区分文本是否“古”也。然而仅称《尚书》为“古文经”，而其它的如《礼》、《孝经》均称为古经，应该是因为《尚书古文经》是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后面的便省了“文”这个字。古《五子》、古《杂览》内容已不得而知，但这两本书的古字，当指古代，至于是远古、中古还是近代古有待进一步考察。另外，《汉志》在称呼同一本古文经时候，似乎标准也不一样。如对于《尚书》就有《尚书古文经》和古文《尚书》两种叫法。
除此之外，刘歆的“古文”是特孔子壁中那一类古经吗？显然不是，刘巍先生已经指出：
在刘歆那里，“古文”有泛称之义。在上奏《山海经》的上书中，他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是以《山海经》为“古文”，《汉书﹒艺文志》著录于《术数略》中。此盖以“古文旧书”之泛称目《山海经》。（见刘巍：《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见《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7—164页。）
由此可见，在《汉志》中，“古”及“古文”的内涵是多重的。
从《汉志》的古今文经著录的顺序来看，我们可知刘歆“扬古抑今”倾向。朱维铮先生说：“《六艺略》序《六经》次第，首《易》，次《书》，次《诗》，次《礼》，次《乐》，次《春秋》。凡《书》先《尚书古文经》，次今文的《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礼》先《礼古经》，次今文的后氏，戴氏《经》十七篇；《春秋》先《春秋古经》十二篇，次今文《经》十一卷；又先《左氏传》，次今文的《公羊传》《榖梁传》（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汉代的古今文之争是中国学术思想史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至今仍聚讼纷纭。刘歆不仅是儒家的拥护者，更是忠实的古文经拥护者。《移书让太常博士》谈及刘歆上书批评今文学家“保残守缺”，“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的荒谬。《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说结果以刘歆的失败而告终：“诸儒皆怨恨，是时各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今文经）。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怜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仙，俱诛，求出补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古文经学家势同水火。刘歆因皇帝对于今古文之争的开明认识而幸免于难。事实上，两汉之际有多次的古今文经的大辩论，两派各执一端，今文学家在东汉中叶前一直占据上风。明白了这个大的学术背景，我们便明白，刘歆在著录书目时对于古文经的推崇和面临的尴尬。所谓的推崇便如上述周予同所说的那样，刘歆著录书时基本采取先古文经后今文经的顺序。那么，为何说他尴尬呢。事实上，我们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中，可以知道今文经学派的著作数量要远远多于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作为官学，长期占据上风，因此这一派的著作蔚为大观，而今文经学则寥落冷清。举列来说，今文经《易》分为丁宽、施雌、孟喜、京房、梁贺诸家，《书》；；《诗》分韩、鲁（鲁诗又传韦贤、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四家）、齐（齐又传翼奉、匡衡、师丹、伏理四家）；《礼》分大戴（大戴传徐良）、小戴（小戴传桥仁、杨荣子孙）、庆氏诸家。而据《汉书儒林传》，古文经说《易》仅有费直《易》、说《礼》的仅有《逸礼》、《周官》，说《诗》的仅有《毛诗》。尽管他十分推崇古文经，对今文经学的缺点颇为不满，但今文经数量远超古文经，这种尴尬就是他著录书目时，不得不把自己所反对的今文经学派的书条录下来。如果说从《汉志》书目的著录中，我们捕捉到了扬古文经而抑今文经的倾向仅仅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在《汉志》的序中之言，则为这种倾向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六艺序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对今文经学派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总之，《汉志》“六艺”书目著录形式折射出刘歆对于古今文经的态度。
到了《隋志》，这种情形在《隋志》中得到了很大改观。图书目录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已日臻成熟。《隋志》作者可以广泛采撷它人成果，不似《汉志》作者在著录书目时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隋志》整体上避免了《汉志》著录书名标准的混乱，变得整饬统一。如《周易》七卷姚规注、《周易》十三卷崔觐注，即统一以书名+卷数+著者，甚至对于著者著书性质也一一指明。如《周易音》一卷范式撰、《周易统略》五卷晋少府卿邹湛撰，这便使读者明白《周易音》、《周易统略》更多的是有关《周易》的个人论著，而非仅仅是对书的注解。并且《隋志》已形成较为统一的书目著录形式，这就避免了标准的混乱，比如《汉志》六艺略中的“古”字有几种不同的含义，而《隋志》经部的带有“古”字就单指古文经。与《汉志》相比，《隋志》对于古今文经的态度就比较客观。
兹引《汉志》六艺略序和《隋志》经部二者的部分序做比较。
《易》：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汉志》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隋志》
《诗》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志》
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隋志》
《孝经》
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汉志》
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隋志》
    总体而言，《隋志》在叙述古文经的传播流变时要比《汉志》较详细，甚至是详细得多。但这并不能说明《隋志》作者和刘歆一样抑古扬今。虽然，《隋志》在总序中也流露出对今文经学的强烈不满。刘歆身处古今文经之争的漩涡，他对于古文经的推崇固然和他认识到今文经的缺陷有关，但更与他的立场有关。当纯学术的争论演变为与自身的仕途、生命休戚与共的时候，刘歆对于古今文经的态度也就昭然若揭了。《隋志》的作者并未陷入古今文争论的环境中，这就使得作者更多地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今文经的缺陷。
到了清代，古文经基本佚失殆尽，因此在《总目》中，很少有古文经。但是，我们从经部“书类二”的几本书的提要中可以管中窥豹。《古文尚书疏证》提要说：  “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
这个提要叙述了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大致经过。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罗列了128条证据，从篇名、篇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语言风格、文辞句法多角度，多层次地辩驳，从而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作。此论一出，顿时掀开清代乾嘉学派最有名的学术公案的序幕。支持的有惠栋《古文尚书考》、杨椿的《孔安国书传辨》、崔述《古文尚书辨伪》、丁晏《尚书余论》等。反对派的毛奇龄在读了阎若壕的著作后,他立即撰《古文尚书冤词》以反驳阎若璩，然而是“强词夺理”，终于落败。可见，客观学术真理是经得起挑战的，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对于这场学术公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球此书出而漱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黝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经,只许征引,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整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威法网、惮清议而己。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诚然，切中肯綮！
乾嘉学派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让我们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环境。清代屡兴文字狱，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文人动辄罹祸，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是也。在这种情况下，儒生不敢轻易高谈阔论，著书立说，而以训诂、校勘、辨伪为主的考据成了主流。清代朴学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因而，疑古之风盛行，《总目》著录的《古文尚书》的提要却成了我们一窥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一个小窗口。
  其次，从《汉志》、《隋志》、《总目》中《论语》和《孝经》的著录顺序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时代学术思想的嬗变。
《汉志》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志》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总目》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汉志》“六艺略”被置放在图书目录之首反映了这一历史特征。“六艺略”六经类后依次是《论语》、《孝经》。《论语》和《孝经》在诸子上，列于六经类前，说明了它们实际上和“六艺”处于并列的位置。这与汉代的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有莫大的关联。
首先是，二书在汉代受到普遍重视（这种重视当始于汉武帝时期，因为汉初推崇黄老刑名之学），《后汉书﹒朱浮传》记载汉代推荐博士条件之一便是要“行应四科，经任博士”，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在《两汉书》中，记载学过《孝经》、《论语》的人很多。如《汉书﹒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後汉书》：《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等。
  其次是，众所周知，汉代反省秦亡的历史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与秦不同的统治思想。汉武帝时初步建立了新儒学，新儒学继承和发挥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又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二者兼顾，使儒学披上神学外衣。其根本目的便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这种形式下，作为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理所当然成为被推崇、弘扬的对象。而且，“以孝治天下”成为口号，因此从地方到中央都极力弘扬孝道，褒奖孝行，至今流传很广的“二十四孝”故事，如“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亲尝汤药”等，部分来源于刘向的《孝子传》。而“亲尝汤药”的孝子便是汉文帝刘恒。汉代还有“举孝廉”制度，以孝闻名的孝子可以被推荐做官。因此，汉代人以读《孝经》为荣，仅仅一千七百多字的《孝经》是一本“圣典”。在某种程度上，《孝经》的普及率超过了《论语》。而对于《论语》而言，其诸多内容正中统治者之下怀。徐复观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见《徐复观经学史两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论语》和五经有许多共同之处：一，它们都是古代政治文化的总结，汇集了前代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二，它们在政治上的基本立足点都是一切为了人民。三，它们在政治上都主张言论自由,要求统治者能“受言”、“纳谏”。四，它们都主张通过教育来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变人类命运。从这些层面上讲，《论语》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政治要求。但与《孝经》相比，《论语》更受重视，在谈及二书时，《汉书》往往把《论语》排在前面，上述所引例子已见端倪。而且在有些时候，《论语》显然更受重视。如：
    (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汉书﹒夏侯胜传》
元和二年春,(章)帝东巡守,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后汉书﹒儒林传》
(朱云)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汉书﹒朱云传》
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易说》，《易》，令子骏受焉。《汉书﹒王吉传》
久之，尊称病去，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汉书﹒王尊传》
这样的例子，在《汉书》中尚且很多。总之，上述所引用的例说明了《论语》受统治者和儒生的推崇程度。可见它处于和六经并驾齐驱的地位。所以，赵岐《孟子题辞》说：“《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经之喉衿。”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论语》的地位高于《孝经》。
到了唐朝，《孝经》被排在《论语》之前。首先，《隋志》“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受到魏晋南北朝目录书相当程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多种意识形态发展的活跃期，海量的文献呈井喷式地涌现。因此，也出现了一批专门总结、编撰、记录文献的目录学著作。刘宋王俭的《七志》改《汉志》“六艺略”为“经典志”，并且将《孝经》放在“经典志”首位。而隋唐之际陆德明《经典释文》却径直把《孝经》放在《论语》之前。魏晋六朝政治动乱，政权更换频繁，统治秩序不固，每每出现以下犯上，臣弑君、子弑父以篡夺皇位的情况。统治者重视孝的政治伦理功用，孝治天下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孝经》深受统治者青睐，六朝时有很多皇帝讲解注释此书。陆德明《经典释文》著录《孝经》22家，超过了《论语》20家。这说明“非汤武，薄周孔”的时代，《论语》地位有所下降，而《孝经》因其独特的政治伦理功用受到重视。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儒者，陆德明在隋炀帝时期被征为书学士，入唐又被拜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新唐书》说：高祖已释奠，召博士徐文远、浮屠慧乘、道士刘进喜各讲经，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论撰甚多，传于世。后太宗阅其书，嘉德明博辩”，据此，我们可以大概推测《经典释文》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隋志》对《孝经》和《论语》的排序极有可能借鉴此书。
其次是，唐初的统治者唐高宗、唐玄宗的政治文化政策十分开明。儒释道三家均得到了较为平衡的发展。尽管是以儒家的那一套秩序作为统治基础，但并不单独推崇。这种情况下，《论语》并不比《孝经》受到重视。而有唐一代，十分重视孝行，孝的政治伦理作用再次得到高度的重视，因而《孝经》放在《论语》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到了《总目》，《孝经》排在《五经总义》前，《论语》放在《五经总义》后，被收在“四书”类。这既是对前代书目的借鉴，也是对一种反拨。《论语》收在“四书”类始于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宋代儒学高度繁荣，解经注经蔚为大观，儒家经典受到高度吹捧，《论语》的政治及学术地位空前高涨。一些私家目录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的经部第八径直把“孝经”归为“论语”类，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将“《论语》类”排在“孝经类”前面。清朱彝尊的《经义考》收《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论语》排在《孝经》前。南宋以来的几个重要私家目录对于《孝经》、《论语》顺序的编排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时的学术与政治的变化。然而，《总目》做出了异于上述几个私家目录对于《孝经》、《论语》则是清代前期独特政治学术环境的产物。
清代的统治者是关外异族，然而他们却深谙以汉制汉的道理，积极汲取汉人的文化政策。他们大力弘扬孝道，即“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顺治皇帝曾经注过《孝经》。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在宫内开设“千叟宴”。康熙还颁发“圣谕”，提倡孝道，敕令全国广为宣讲。并且，清代为了加强孝治，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合并，特设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诏直省每府、州、县、 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对孝的重视程度如此之高，我们就不难明白，《总目》把《孝经》排在《论语》之前，地位甚至高于《五经总义》。《五经总义》属于什么性质的呢？《总目》序说：“‘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五经总义》仍属于经的范围，只是“五经”、“六经”的集合体。《总目》把它排在《孝经》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此时的《孝经》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传统的“五经”也要让它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