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方法发言稿（李帅11201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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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方法发言稿（李帅1120130443）

古典小说研究方法举隅
古典小说研究从古代走向现代，从单薄走向丰富，从琐碎走向系统，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统摄下、在历代学者的努力耕耘下，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研究范式的更新与转型。本文拣选了一些古往今来较有影响力的小说研究方法加以概括介绍，管中窥豹，希望促进对古今中外多种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
一、古代：小说评点式研究
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是小说评点, 评点内容包括社会批评、道德评判、艺术欣赏。社会批评就是将小说作品与现实社会互相比照，针砭时弊，感慨人生；道德评判，就是以“三纲五常”的思想或者“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准则，褒贬小说人物与事件；艺术欣赏，就是用八股文章的作法或者评点者的审美感受为尺度，来分析作品的艺术技巧，发觉作品的审美特征。
这种评点形式类似“诗文评”，是一种主观性的直观式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直观式、领悟式、随感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
其优点在于理论与实际作品的贴近, 理论批评对创作现实的直接针贬。其缺点在于理性不足，逻辑性不够严密，在整体上不以对小说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架构为依归, 而是结合作品实际以阐释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为目的。同时, 这种批评格局和传统又是以小说评点对作品的依附性为前提的,于是我们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常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小说评点的理论蕴涵往往受制于批评对象的思想艺术水平, 评点的质量与所评作品之间表现为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 故而小说批评史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几乎都在《三国演义)( 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名作的评点之中。而大量的小说评点文字如果脱离了作品也便失去了实际的价值。
二、近代：研究范式转型与研究方法举隅
20世纪初期，古代小说研究从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转型。其中王国维、胡适、鲁迅的研究方法尤为值得重视。
（一）王国维：周锡山在其所编写的《王国维集》的前言部分指出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分为以下五个:中西融合法、二重证据法、以诗补史法、原典细读法、论题精研法、这几种治学方法在当代都有所发展,比如“二重证据法”被人类学研究者叶舒宪发展为“六重证据法”,"中西融合法”几乎成为当代美学界研究美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这些方法的源头都来自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是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后的产物。提出学术研究的两重证据说，即《古史新证》所谓的“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曾言:“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这是最早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研究方法所作的评价。
中西融合法指的是用西方美学思想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方法。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此种方法的典范, 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批评文章,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开始写《红楼梦评论》之前，王国维广泛阅读外国哲学，他在全面把握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整套以“审美”为核心的文艺美学解释体系,继承并改造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来审视、解读《红楼梦》。从此, 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在西方近代美学的影响下, 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型。
（二）胡适：胡适对于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 可谓功勋卓著, 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是胡适自己最为得意的, 便是研究小说的现代学术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 即历史演进的方法, 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 胡适将顾颉刚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下列公式:
(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 依先后出现的次序, 排列起来。
(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 由简单变为复杂, 由陋野变为雅驯, 由地方的(局部的) 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 由神话变为史事, 由寓言变为事实。
( 4)遇可能时, 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胡适所提倡的这一研究方法, 成为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的核心方法论, 也是至今仍然有效的基本研究方法。
此外，胡适亦结合中西, 将传统乾嘉学派的历史考据功夫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结合。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胡适在一九三零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里有这样的说明:“这些文字里, 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 一点科学态度, 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在于寻求事实, 寻求真理。科学态度, 在于撇开成见, 搁起感情, 只认识事实, 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 只是“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没有证据, 只可悬而不断, 证据不够, 只可假设, 不可武断, 必须等到证实之后, 方才奉论”。
所谓“ 假设” , 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根据可能性提出的, 不是胡思乱想, 凭空捏造。同时, “假设” 就是“ 假设” , 是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 不是定论, 定论是在确凿材料证实下得
出的。
这种对于“确凿证据”的强调有着对、嘉考据一派的吸收借鉴。胡适在晚年回顾自己红学考证的方法论根源时, 一再致意道“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 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 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
实验主义的方法是“可以把假设的理论, 造出种种条件, 把证据逼出来” , “ 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转引《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假设, 是在掌握了一定材料的情况下出来的; 并且所假定的结论, 又是随着新材料的发现, 而不断加以修正的。正如胡适所说: “ 尊重证据, 让证据做向导, 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转引《红楼梦考证》）
胡适做了数十万言的小说考证, 考述的东西很多，许多作品贯通、体现了他的研究方法。如《吴敬梓传》《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西游记序》《跋< 红楼梦考证) 考证》《三国演义序》《吴敬梓年谱》《西游记考证》《镜花缘引论》《水浒续集两种序》《吴承恩<射阳文存> 》《三侠五义序》《重印<文木山房集> 序》《老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现形记序》《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 序》《考证<红楼梦> 的新材料》《宋人话本八种序》《关于<镜花缘> 的通信》《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跋<四游记> 本的<西游记传) 》《蒲松龄的生卒考》《醒世姻缘传考证》《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致秋岳》等。
（三）鲁迅：鲁迅的小说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小说史的建构与把握上。他以时代为经, 以小说类型和流派为纬, 把数千年纷繁复杂的小说观念和创造实践, 熔铸于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之中; 他不是孤立地研究一部部作品, 而是关注作品前后左右的联系,把作品置于其生成的时空中, 联系社会、政治、思潮和宗教、文化等分析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依托他所积累丰富资料, 所贯通的中外文学原理, 以及自己在实践中所感悟到的创作真谛, 对众多作家作品发表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独到见解。这种史家的识见和编写体例, 终于使小说研究摆脱了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点评或考证本事的传统方式, 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
鲁迅不同于胡适单纯以“历史演进法“来考证小说的演化, 而是在辨析历史源流的基础上, 突出文学这一精神产品的创造, 将它更多与当时思想文化的氛围及其文人心态结合起来。鲁迅所提供的典范，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小说史的编写和研究。
三、现代：多元化格局与中西对话
王元化在《文学沉思录》中曾提出要运用综合研究法。强调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运用了各种方法和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中西对话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愈加体现出张力。
为了突破学科限制，新时期研究者将西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引到文学研究中来，如比较文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精神分析学方法、原型批评理论、符号学、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叙事学、传播学等，综合吸收和借鉴各种方法和角度，有益于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一）叙事学：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20 世纪60 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影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可分经典和后经典两个派别。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是诗学，对叙事作品构成成分、结构关系、运作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西方文论关键词》)
就中国叙事学研究而言，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等都运用了这种方法。
（二）文化学：狭义文化学研究是关于文化的“元研究”, 必须界定文化概念、文化现象、文化形态, 探索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 阐述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 分析文化的生产、传播、冲突、变迁和控制, 解释文化的应用、渗透、浸染, 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 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广义文化研究打破了学科界限, 是所有关于文化的研究领域。
我国提出“文化学”一词的, 以李大钊《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为最早。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我国学者对文化学进行研究的有黄文山、陈序经、阎焕文、朱谦之、孙本文、费孝通等, 或开设文化学课程, 或出版文化学论著。另外, 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张东荪、钱穆等对文化理论多有论述。
文化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力求把古代文学置于古代文化这样一个宏阔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对各种文化分析因素的引入来揭示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就古典小说研究而言，近年来杨欢的《六朝志怪小说的文化解读》等文章一定程度上运用了此种方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近年来，文化学分支——历史文化学蓬勃发展。历史文化学以社会历史研究为基础，关注具体的文化现象与文学的联系，将古典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文学，还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和综合研究。它强调时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运动中来审视它的价值和作用。它要求研究者掌握和钻研大量史料，通过若干细致分析由点及面，对某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与时代精神取得总体了解。通过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来解读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注重民族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审美心理、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等在文章中的表现和对文学的影响。

（三）叙事文化学：张岱年在《文化传统和综合创新》中说：“我一直提倡“综合创新”观念，简单的说，反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要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既要发扬优秀传统，又要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合在一起叫综合创新。
可以说，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在整个全球理论话语中，却显不足。西方理论仍然是普遍性话语，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是为西方理论打工，为普遍性话语做地方性的诠释，用我们的经验证明他者理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因此，研究主体往往失去主体性。在这种研究态势下，中国叙事文化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颇为值得肯定和借鉴。面对早期鲁迅、胡适等建立的20世纪的学术研究范式所遗留的问题，体现出可贵的“冰河意识”，具有学术视角换代意义，同时很好的为近年来学术界就学术研究方法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讨论提出了一种有效而合理的解决模式。
就其具体研究步骤而言大致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选择文本分布具有一定规模、文体不少于三种、时代不少于三个的故事主题类型。
第二步，调动一切文献考据手段，搜集该故事主题类型统摄下的材料，打好文献基础，尽量做到竭泽而渔。
第三步，从结构层面和意蕴层面对个案故事主体类型进行解析。
第四步，对该故事主题类型的特色和价值从全局角度做归纳、提炼。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我们不妨将乾嘉学派考据工夫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融会贯通，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融合。
质言之，学术研究方法关乎学术研究个性与学术研究成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日常学习中，还需要对各种方法多多吸取运用，博采众家之长，为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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