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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作业成稿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心探究经部之嬗变

（李帅1120130443）

官修史志目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编修的综合性目录，往往体现当时时代最高的学术水平。《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官修史志目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三座里程碑，本文旨在以此三部目录为据点，探究经部的发展嬗变。
一、
欲探究经部之嬗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何为经、何为经部的问题。
《说文解字》有云:“经，织也。”引申之，但凡编次而成之册，皆可称之为经。后来，则演变出经典之意。人们标榜儒家圣人之言。永恒之理，并把儒家经典作品称之为“经”。而所谓经部则是儒家经典的集合体，是儒家典籍以及诠释儒家经典的作品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部较经晚出，经历了一个自无而有的嬗变过程。这种变化直观上首先体现为史志目录分类方法的变化，换言之，经部在史志目录中的定型与独立过程。

现存最早的《汉志》虽无经部之名，却有经部之实，由汉代班固据刘歆《七略》而成，《汉志》曰：“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即是一证。除了删去各种书录外，基本保存了《七略》的原貌。其中《辑略》相当于现在目录的叙例，与分类无关。故《汉志》实际确立了六分法的分类方法。而经部典籍多汇集于《六艺略》。故我们可以将《六艺略》视为经部雏形。
此后，随着文献的发展变化与目录自身演进，四分法在魏晋时期逐渐萌芽。阮孝绪《七录序》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并加以系统总结：“魏晋之世，文集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群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阮荀勖撰《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对后来者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对于这一点《隋志》如实记录，“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在吸收《七录》《七志》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亦对《中经新簿》甲、乙、丙、丁四分法有所借鉴，经、史、子、集四分法正式形成。此后，学者虽对目录分类方法有多种探索，但四分法是主流。至《四书全书总目提要》则实现了四分法的集大成。
伴随分类方法的演进，目录的编纂体例也相应变化。
《汉志》体例继承《七略》，有总序，六类又有类序，总结各类学术源流，六类下各分若干小类，共三十八小类，三十八小类各有小序，叙述小类的源流。每一书又有书录。同时体现出著录体例不够规范统一标准的特点。
《隋志》继承了《汉志》首有总序，各类附有小序，各书加小注的编纂模式，同时因循中又有创新：“通计亡书”，对亡佚之书进行统计；书前总序对自先秦到隋代的目录学发展流变进行勾勒，更有益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体框架沿袭《汉志》《随志》先总序后类序的体例模式，其创新之处体现经史子集各部前均有总序，各小类前有小序，根据需要，在某些条目或类属之末附有“案语”。此外，各部每类皆先列存书，后列存目，分类更加清晰合理。
要之，将三部目录的分类方法与编纂体例进行比较，可见目录学在嬗变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

二、
经部目次的设置与变动往往可以视为时代与学术自身发展双重变奏的产物。观察三部目录的目次设置与变化为我们了解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就经部设置而言，无论是三部目录的大分类板块，还是内部小板块，都有同有异，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书目
小类排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隋书•经籍志•经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
一易易易
二书书书
三诗诗诗
四礼礼礼
五乐乐春秋
六春秋春秋孝经
七论语孝经五经总义类
八孝经论语四书类
九小学谶纬乐类
十小学小学
上表所体现的经部板块内部分类设置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一）次序稳中有变
书目分类的排列顺序往往可以体现出重要性的差异。比如将《汉志》与《隋志》相比较，《易》《书》《诗》《礼》次序稳定。但亦有明显变动，如《论语》和《孝经》顺序颠倒。之所以产生这种原因，和具体的政治环境、学术土壤有关。
就儒家而言，汉代汉武帝时期实现大一统，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伴随儒家地位的抬高，儒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论语》也随之地位升高，倍受重视。反映到目录学中，即是排名的靠前。魏晋六朝时期,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活跃, 玄学、儒学、道教、佛教多种社会意识形态并存,儒家失去了独尊地位。名教为高士所不齿，因此，在这“ 非汤武, 薄孔周” 的时代，儒家所推崇的《论语》地位随着儒家地位的下降而跌落。到了唐代，统治者政策开明，儒、释、道均衡发展，儒家并未被单独推崇。儒家在唐朝的地位较之于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一定程度有所回升，但是仍未回归到汉代“大一统”的至尊水平。
就孝文化而言，孝道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没有巨大的跌宕起伏，发展态势比较稳定。西汉初期统治者制定“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推行孝道。在政治上以孝选官。为了鼓励行孝，汉武帝时设立“孝廉”科选拔官吏。在文化上，汉文帝时，在中央立《孝经》博士，选拔生员讲授和研究《孝经》。在汉代，官办学校和私人办学中，《孝经》都是主要的教材之一，是必修的科目。
魏晋六朝时期, 统治秩序极其紊乱,各统治政权多靠杀伐篡夺获得, 臣狱君子弑父的现象常见,世风颓废, 所以统治者每每希望通过宣扬孝道, 实行孝治, 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以此来维护统治。比如南北朝有多位皇帝、皇子为之讲解或注释, 史载东晋的晋元帝曾作《孝经传》，永和十二年（356 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357 年）“三月，帝讲《孝经》，壬申，亲释奠于中堂。”北魏孝文帝还命人把《孝经》翻译成鲜卑语, 教育国人。具体到唐朝，整个时代，都在统治者的引领下沉浸在一种崇尚孝道的氛围里。总体而言，皇帝们对《孝经》极为重视，常常在重大场合听大臣讲解《孝经》。初期高宗即推崇《孝经》，“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进《老子》。”此外，唐玄宗曾御注《孝经》。据《唐代孝文化初探》所言，“除武则天和唐哀帝外，其余皇帝都在谥号中加一“孝”字，说明唐代帝王皆十分重孝。”
进一步具体到《隋书》成书的唐太宗时期，统治者亦躬亲示范对孝道的重视和推行。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制定法规：“其孝义之家，赐粟五石。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岁加绢二匹。”并申明重视孝道的思想。唐太宗对八十岁以上的长者赐粟二石,九十岁以上者三石,百岁加绢二匹,体现出“孝”的切实推行。
此外，唐太宗在重要的场合听官员宣讲《孝经》，“（贞观）十四年（640 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孔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即是一例。毫无疑问，此种宣扬孝道的形式为天下重视孝经做出了榜样。
可以说，统治者的喜好是一支无形的令箭，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推行孝道的政治政策与儒家地位的波动无疑会潜移默化为官修目录的编排方式带来影响。反映到《隋志》即是《论语》置后与《孝经》提前。
（二）目次的出现与消失、合并
通观上表，可见“谶纬”一类在《隋志》中独立标目，在《汉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不见独立成为一目。而是合并在其他目次当中。原因何在？
一方面，就《汉书•艺文志》而言，该书的成书年代正是谶纬之学盛行的年代，但是该书沿用的是《七略》的编排方式，而《七略》作者刘向、刘歆父子做书之时，谶纬之学才刚刚兴起，还没有到达可以独立分类著述的阶段。因此，班固在《七略》基础上写《汉书》而未将谶纬独立标目亦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隋书•经籍志》将“谶纬”独立分类亦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汉代谶纬之学的发展为《隋书•经籍志》独立设置谶纬部提供丰富内容。西汉末期哀、平之世，连年天灾和农民起义高涨是的西汉王朝面临危机，统治者企图假借“天命”和“神意”来欺骗人民，维护统治。于是儒家经典和神学迷信相结合的谶纬之学大肆泛滥，发展为一时风尚。谶纬之作迭出。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目录不断发展。王俭的《七志》实现了古典目录对谶纬文献的首次著录、分类。阮孝绪《七录》则完成了纬书在目录中首次独立成部。两本书虽已亡佚，但据《隋志》序言所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编著者的确在成书过程中受到《七录》《七略》体例的启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收入谶纬类书籍，但不同的是，它采取了更为科学的分类方法，把谶纬类书目打散，将各种谶纬之书如盐入水，归结到学术性质相近的经书之中。谶纬类之所以取消独立分类，和其自身衰弱有关。自隋炀帝“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后，历朝历代都采取禁毁态度，东汉时期谶纬的繁盛时代一去不返，因此，《隋志》以后的正史中不见谶纬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做如此处理。
再以《论语》为例，在《汉志》《隋志》中，皆入论语一类，但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取消论语类，将其并入四书类。这个现象的发生可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小序里得到解释：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後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这段序言既指出《论语》曾经独立标目的事实，又揭示了它并入《四书类》的过程。四书名目来源于宋代，宋代淳熙年间，朱熹治学做《四书章句集注》，收入《论语》，在其特别推崇之下，“四书”名目诞生，且受到空前重视。宋末元初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地位更加牢固。朱子之后的五百余年，《论语》与《四书章句集注》关系日趋密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人们解读《论语》所依靠的主要版本，可以说《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典化促成了“四书”概念的深入人心。正如《礼记》《楚辞》使得”非一人之书”的多种作品成为一家，《四书章句集注》亦使得《论语》与其他三部书一起并为一家。至明代，官方在《明史》开始设置《四书》一目涵盖《论语》。这无疑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论语》并入《四书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同一书目，不同归类
同一书目，在三部目录中归类往往不同。
以《尔雅》为例，《尔雅》是训诂专书，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与《方言》《说文解字》等一起并入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附于《孝经》之末，在《隋书经籍志》附于《论语》之尾，不与其他小学书目杂处。
这和《尔雅》自身的性质有关。儒家经典历经秦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战火，出现经籍散乱，文字异形的情况，对训释经典的作品产生迫切需求。一般的训诂专书只是针对某一部作品随文释义，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儒学的统一，而《尔雅》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保存了大量先秦古籍中古词古义解释的词典, 对于儒家经典的释经、解经功能是其他小学类书目所无法替代的。也因此，汉代甚至有人认为《尔雅》是专门为了解释儒家经典而做的，如王充说：“《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可以说，《尔雅》自身与儒家经典密切相关的性质，致使其脱离其他小学类书籍而附于其他儒家经典之末。这也为日后《尔雅》列入十三经埋下伏笔。
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正本清源，“《尔雅》以下编为《训诂》。”将其归入小学训诂类，体现出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终于对《尔雅》的学科属性做出客观而正确的判断。

余论
将三部目录对比来看，经部在目录学中独占鳌头的地位清晰了然。其具体表现有二。
一曰：三部目录的编排皆将经部书籍置于首要位置。
《汉志》将《六艺略》置于第一部分，《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经部置于首位。
二曰：三部目录对经部皆有高度评价。
《汉志》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隋志》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
要言之，经部长期而稳定的居于各种官修目录的首位且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恰为儒学在中国政治领域及传统学术领域不可方物的重要性做了一个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