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魁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硕士2012级 刘冰玉 2120121278


　　王魁故事自从宋朝起就在广泛流传，宋人笔记、话本小说、元人杂剧、明清传奇都有记载，直到现代，京剧及多种地方戏舞台还在上演。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不断发展的。


　　王魁故事的文本流传

　　有关王魁故事的文本流传，可以分为小说与戏曲两大类系统。

　　1.小说

　　最早能见到王魁故事的书面记载是唐末陈翰的《异闻集》，到了北宋刘斧的《摭遗》也有收录。《摭遗》全书已佚，部分文字收在曾糙《类说》卷三十四中。历来学者怀疑《异闻集》虽是唐书，但《王魁传》是宋人托其名所乱入，还认为王魁的原型是宋代的王俊民。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异闻集》条：“《异闻集》，唐屯田员外郎陈翰撰。翰，唐末人，见《唐志》，而第七卷所载王魁乃本朝事，当是后人剿入之耳。”周密《齐东野语》：“《异闻集》，虽有之，然集乃唐末陈翰所编，魁乃宋朝人，是必后人剿入耳。”从现存文献看，此文篇幅短小，内容简单，大致如下：王魁下第失意，去莱州，认识了妓女桂英，二人生情，结为夫妇，并到海神庙起誓，永不相负，后在桂英帮助下，王魁考中状元，反将桂英抛弃，另娶他人，桂英挥刀自刎，死后其鬼魂前去找王魁索命，王魁亡。

　　随着话本小说在宋代得到巨大发展，王魁故事也在《王魁传》的基础上增枝加叶，在内容上较之前的《王魁传》有所扩充，篇幅变长。罗烨《醉翁谈录》辛集卷二有话本《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在魁桂二人的结识交往、桂英自刎、王魁之死等情节上加入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诗词唱和，话本韵味十足。由此也可以看到王魁故事在南宋末年，已有说话人在说唱，明代万历末年《小说传奇》合刊本载有《王魁》话本，情节与《醉翁谈录》所记大致相近，文字古朴简洁，可能也是宋人作品。

　　关于王魁原型为宋之王俊民的最关键证据是北宋张师正的《括异志》。《括异志》卷三《王廷评》条中以笔记的形式记载了王俊民的故事。《括异志》与《摭遗》成书年代大致相近，但是故事的具体情节不同。张文没有交代王俊民与女子的相识相恋过程，只在结尾一笔带过，重点是在王负心后的状态，最后患上了精神疾病，并因此病逝。由此看来张没有见到《摭疑》，而他的《括异志》所记载的王俊民故事，应是根据当时的传说记载下来的，

　　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中对王魁的故事作了一番考证，详细记载王魁原型王俊民中状元的经过，援引《直斋书录解题》、《梦溪笔谈》、《养生必用方》等均有着较高价值的史料，意在为其考证辨伪。尤其《养生必用方》作者初虞氏是王俊民的同乡和好友，二人交情深厚，其记载应是可靠的。

　　　2.戏曲

　　王魁的故事进入戏曲世界自宋始。王魁故事的第一个剧本是《王魁》(一名《王魁负桂英》)，为宋代南戏，己佚。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温州)人作之。”故此剧可谓宋代南戏之鼻祖。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同书“宋元旧篇”条并题有《王魁负桂英》一本，注：“王魁名俊民，以状元及第，亦里俗妄作也”。此剧当与《王魁》同属一本。

　　宋元时代有关王魁故事的戏曲主要还有：

　　《王魁三乡题》，宋官本杂剧，已佚。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有著录。而日本戏曲家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认为这个剧目与上述《王魁》为同一剧本。

    《追王魁》，宋元传奇，已佚。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云：“此戏未见著录。《传奇汇考标目》别本，(清)无名氏中有此目，疑为旧传奇，佚”。

    《王俊民休书记》，宋元戏文，已佚。《永乐大典》、《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均有著录。

　　《海神庙王魁负桂英》，元代杂剧，尚仲贤作，残佚。《录鬼簿》、《永乐大典》及《太和正音谱》均有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双调·新水令》一套。

　　王魁故事的流传不仅记载在完整的剧本中，还见于其他戏曲中对这个故事的评价。如顾德润《愿成双·忆别》：“【尾】海神行忘不了些乔盟誓，多年前曾活取了个王魁，传槽病这些时敢轮到你。”孙季昌《滚绣球》：“指望似多情双渐怜苏小，到做了薄幸王魁负桂英，撇得我冷冷清清。 

　　进入明代，王魁故事有了变化，王魁这个角色从“负心”完成了“痴情”的翻案：

　　《王魁不负心》，明代杂剧，杨文奎作，己佚。清代姚燮  ((今乐考证》、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国朝杂剧))及减晋叔《元曲选》均有著录。“从剧名看来，它应是现存第一个为王魁翻案的剧本。”

    《焚香记》，明代传奇，王玉峰作。《今乐考证》著录，毛晋把它收入《六十种曲》中，现有传本。全剧共四十出，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巧借误会，将王魁由负心汉一变为至诚种，桂英由薄命女一变为公卿女，夫荣妻贵大团圆，可谓王魁故事的扛鼎之作。

　　《桂英诬王魁》，明代戏文，已佚。《南词叙录》著录，《今乐考证》亦著录，并注云：“当即《焚香》本”。从剧名看，它与杨文奎、王玉峰的作品当属同类，亦即翻案剧作。

　　至清代，王魁故事几无创新，有关的文献也散见于各种小说、戏曲之中。如《品花宝鉴》第五十回，简要重述了王魁负心故事的情节，并带有批判语调。《绣戈袍全传》、《女聊斋志异》、《侍儿小名录拾遗》、《古艳乐府》、《瑶台片玉》等书中也有对王魁负心的评价，以悲慨与痛斥为主。如此可见，清代王魁故事的流传回归到了以“负心”的版本为主。

　　到了近现代，王魁故事依然具有很强的活力，在各地方戏舞台上不断被改编演绎。皮黄戏《活捉王魁》、梨园戏《捉王魁》、蒲仙戏《王魁》、莱芜梆子《阴阳报》、晋剧《打神》、越剧《情探》、滇剧《活捉王魁》、川剧《活捉王魁》、弹词《义责王魁》、京剧《活捉王魁》

及《青丝恨》和评弹《王魁负桂英》等等。



　　　　王魁故事的演变轨迹

　　　　故事基调的逆转与回归

　　纵观王魁故事从宋元到近现代的演变，显而易见的便是王魁与桂英爱情结局“离散——团圆——离散”的变化。

　　王魁故事经历上千年的流传，无论王魁有无真人原型，其主要基调基本还是王魁负心，桂英复仇。现存宋元文献基本皆都是如此铺展。在思想倾向上，这样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倾向显然属于通俗文学中人们常常遇到并喜闻乐见的因果报应之范畴。元代，尽管批判王魁薄幸仍是王魁故事的主旋律，然从已佚的《王俊民休书记》的题目看，特别强调“休书”，可见王魁故事翻案始于元末。

　　“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不传。”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还总结性地认为：“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是以得名。可见事不奇不传。”这种认识可以代表明清戏曲从业者尤其是创作者对“传奇”的认识，“尚奇”就成了明代戏剧参与者对“传奇”这种文体的普遍期待。所以，明代出现大量的翻案戏，追求与前代迥异的结局，实现大逆转，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王魁故事，霍小玉等故事也在明戏中实现了基调逆转。

　　在《焚香记》中，王魁因落第而耻归故里，薄游莱阳，和妓女敫桂英相爱结合，与之前的故事几无差别。但是，此时王玉峰开始了堪称革命性的改编，不断加入各种人物，讲述错综情节。如莱阳的富豪金垒贪恋桂英貌美，就以利诱桂英假母，欲横夺桂英为妾。假母以利计，时时凌逼桂英，幸尔假父尚不时庇护。为全室家，王魁在桂英的劝说之下再度应举。赴考之前，他和桂英前往海神庙，为爱情焚香设誓。王魁状元及第后，丞相韩琦则欲以女妻之。魁辞以有妻得免。王魁寄书桂英，让她径到住地相会。金垒窃改王魁的邀书为休书，骗桂英说王魁已经入赘相府。桂英恨王魁薄幸，赴海神庙诉冤。然人神两途，桂英就用罗帕自缢，魂魄再谒海神。海神于是拘王魁之魂欲桂英质对。当海神查明冤案乃金垒所为时，青牛道人以法术使桂英还魂。但是，金垒贼心不死，再贿一兵丁往赴桂英，假称王魁战死。桂英不再轻信。最终魁桂团圆，金垒被诛。在对王魁形象实行完全反向的设定和刻画的同时，增加恶少、鸨母等经典角色和还魂复活等经典桥段，《焚香记》实现了故事基调的逆转。

　　相对于宋元明初的文学作品多案头之作而言，近现代的王魁故事多呈现为舞台上的戏曲，各种声腔均有。赵熙的川剧《情探》，田汉的京剧《情探》，周慕莲改编的《焚香记》，席明真、李明璋改编的《焚香记》等等均是是以弃妻别娶作结的。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大部分作品人物数量和线索设置相对较少，故事讲述过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王魁故事演变轨迹的探讨，还要重点对角色形象演变进行分析。

　　王魁形象的演变

　　与故事基调相应的，便是王魁这个人物形象“负心一一痴心—负心”的变奏。

　　《王魁传》中的王魁形象比较单薄，忘恩负义可谓他唯一的特性。于潦倒之中重新振作并最终成功，桂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桂英的帮助就没有王魁的后来的一切。对此，王魁起初也是心存感激的，上京应试前海神庙中的盟誓：“吾与桂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殖之。”到京后又传信表示痴心。但是，这种感恩心理，在高中状元之后，他马上起了始乱终弃私念。他的负心是那样的决绝，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的犹豫和心软，困境之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在前途功名光环的照耀下霎时土崩瓦解。对于桂英来说，王魁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负心人。

　　之后的话本小说完整保留了王魁的负心行径，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王魁高中后，读了桂英情意深长的来信后的反应是“涕下交颐”“隐忍未决”，反映了他面对的内心冲突，这样就有了其欲纳不能直至弃妻别娶的心理轨迹变化。同时，话本增添了其感情选择的外部压力，严父作主，约崔家女为亲，“魁不敢拒”，话本通过增设王魁情感选择瞬间的心软和外在的压力，塑造出了一个比之前更加丰满的负心士子的典型。这里，王魁的形象没有那么模式化，而是多少带上了一些生活的气息，真实可信。

　　到了《焚香记》里，开篇即云：“辞婚守义王俊民，捐生持节敫桂英。”这就彻底为读者奠定了主角形象的基调。从故事看，高中授官后，王魁就急忙打算着差人去接桂英同往任所“以慰久别之思”。在承相韩琦遣来求亲的媒人面前，王魁果断承认：“下官己有早年结发，乃贫贱糟糠，前不可弃，后不可取矣。并”威逼利诱之下而毫无所动：“我夫妻之情，又不比寻常。”在王魁心里，他与桂英的患难之情始终占有着不能动摇的地位，即便在前程功利面前也从未有过抛弃糟糠之妻的念头。这样一个痴情不悔的痴心汉形象便全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到了近现代，辞婚守义的王魁又变了回去，恢复了其负心汉的原形。


　　　　三．王魁故事的文化意蕴

　　　　1.青楼文化与女性地位

　　　　其实和王魁一样，桂英这一形象也是不断演进的。通过桂英的遭遇和形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青楼文化与女性地位在王魁故事的投射。

　　　　宋元时代的桂英只是一个绝色的妓女，这种身份使她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在与王魁的交往中，桂英始终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他们的相识只是由于王魁下第客居，纯粹闲游妓院，而绝无求偶之心，反而是桂英看出了王魁落第失意之苦，主动安慰他，两人一来二去，相玩甚欢。桂英还给予了客囊萧瑟的王魁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二人感情激增，在婚姻非“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不能成立的古代封建社会，桂英与王魁的婚姻完全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一如花魁娘子之于秦重。同是妓女从良，为爱义无反顾，只不过桂英所托非人，远远不及花魁娘子幸运。

　　　　宋元以后，以《焚香记》为代表，桂英的形象发生了转变。她已经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娼妓，她成了一个原本“出自名家，颇知诗礼”，只因“不幸父母双亡，别无兄弟，囊荚萧瑟，衣棺无措”，无奈之下，“过继在鸣呵巷谢家为女”，不料陷入烟花门户，别无脱身之计。此时的桂英，由于出身的巨大变化，大胆泼辣的主动性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宦家小姐的矜持。中国古代女性，尤其大家小姐，深受“三从四德”传统规范的约束，其最高道德规范，便是所谓贞、顺、节、烈。这些特点，在这位桂英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她姿容殊丽，德性闲淑，棋琴书画，针指女工，无所不晓，虽然误落烟花，但她坚持志节，.不肯苟且从人，在鸭子谢婆朝夕絮耻，终日逼令接客的淫威下，抵死不作妓家装束不肯轻易见人，表示倘或果欲堕落风尘，有死而己。婚后，桂英时时依赖丈夫，丈夫要赴京应试，她愁苦不堪，与之前作品中的坚强独立相比，这里的桂英是何等的软弱无助。丈夫离开后，桂英抵挡住了各方压力，不惜以死相拒，一心一意的等待丈夫归来。

　　　　从一个主动泼辣的娼妓到自矜懦弱的宦门小姐，桂英的形象一步步由妓女变成了淑女，魁桂爱情也一步步由士子妓女式转变成了才子佳人式。尤其让人感慨的是，这样的两个人最后收获的结局也是天差地别。敢爱敢恨、大胆从容的妓女自我了结，软弱无能、胆小自矜的小姐完整复活，两种身份、两种性格的差距不禁让后人感慨命运之不公。勇敢追求自由的娼妓终究抵不过男子的背叛，他们看似独立泼辣，但终究只是是附属品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弃。妓女表面违背封建道德，但是封建社会带来的道德压力是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她们，以至于最后会走向自我毁灭来实现彻底的解脱。

　　　　而《焚香记》中的桂英也在一方面折射了封建女性毫无地位、毫无话语权的现象。官家小姐即使落入风尘也洁身自好，获得自由以后也时刻规范自己，这是个以封建道德标准衡量近乎完美的女性，所以她的归宿与结局，相比之前王魁故事里的桂英要好很多。但是，这种人物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病态。之前的桂英试图抗争但是失败了，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哀；而这个桂英选择时刻以贞顺节烈作为人生信条禁锢着自己，作为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缩影，何尝不更是封建社会的悲哀？


　　　　2.理学发展与科举演进的反映

　　　　 A.理学的创立及发展。

　　　　理学产生后，借鉴佛、道两家的思想精髓，使儒家思想更加规范化、理论化。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规劝市民的思想，规范市民的行为，对妇女的思想和行为约束越来越紧。正是因为如此，文学家与小说家特别是民间艺人他们反而开始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从而促进了小说戏曲的多样化。同时对受压迫，受侵害的女性形象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更加在意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给予了更多的情感投入，过多地强调了道德的标准。妓女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屈辱的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起来。宋元时期的王魁故事就是对背弃誓言之人提出了严重的告诫。桂英对王魁恩重如山，但他功成之时忘恩负义遗弃桂英，致使桂英自尽，最后王魁亦死，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这样的作品就是在宋代新儒学的影响下，通过火辣辣的报复惩戒负心汉，让人们自觉地维护社会道德和规范。

　　　　至于明代对王魁负心故事的翻案，也是与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明代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宣扬妇德，为贤母节妇树碑立传，以达到“诱民衷而树世防”的目的。以教化为主的文学风气，最高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对文人创作不可避免的会起到引导作用"上行下效，朝廷对文学伦理教化目的的极力强调和文人士大夫的坚决贯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大批涂染了伦理教化油彩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王玉峰将王魁桂英塑造成一对义夫节妇，便是当时时代风气感召下的产物。

　　　　B.科举制度的演进

　　　　有宋一代堪称崇文盛世。科举取士数量的增多、条件的优渥使得贵易妻有了可能。另外，寒门书生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进军仕途，但通常苦于背景单薄，需要寻求权贵依托。豪门大吏也为了吸引人才扩充势力，因此热心挑选新进作为联姻对象，于是诸如王魁负心一样的书生负心现象极为普遍。

　　　　元代为少数民族专政，政治上存在歧视，文人地位的起伏变迁使人们不再谴责书生薄幸，而是同情他们的遭遇，而且文人群里本身大量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故往往给予文人角色相对完满的结局。因此，王魁故事在元代露出向团圆转化的苗头实在是自然而然。

　　　　及至明清两代，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科举上采用八股取士，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于是他们大多不敢越雷池之外。加上戏曲管制颇严，道德教化性为上。王魁故事出现了基调的大逆转，是极为正常的。清代，王魁故事热度大减更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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