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
蓝勇辉  1120130435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从研究观念到研究方法的转型期。概括起来可划为四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社会历史批评主导期、多元开放期。（参考了吕薇芬、张燕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赵敏俐《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齐裕焜、王子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20世纪初至五四（1900－191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转型的萌芽期。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为推行其政治维新的学说而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并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艺术作用。西方人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视此为金科玉律，极力从政治角度诠释小说在启发民智、富国强兵方面的作用。而他论证小说巨大的社会功用的理论依据在《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中有所说明，那就是引援进化论的观点。（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梁氏之论一出，响应纷纷，夏曾佑、王钟麟、狄平子等在其理论影响下，拉开了二十世纪古典文学文学研究的帷幕。梁启超虽不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业，但他能以西方文学观念来观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以其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来说，实为开风气的人物。王国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则具有里程碑意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着手，系统探究小说题旨和美学、伦理学价值，是东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完美融合的成果。他的《宋元戏曲考》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便是考据学与进化论相结合，这和梁氏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梁启超更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而王国维更重视的是从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如有学者所说：“运用考证的方法治戏曲史，贯穿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美学、文学观论述中国戏曲之艺术性，应该要算是王国维这部专著的最明显的两大特色。”他的《人间词话》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是中国新美学的奠基之作，其中提出中国诗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书中引入西方“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文学观念，来解说本国诗歌的不同流派和创作方法，并在借鉴西方美学观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抒情文学传统，提出“境界”之说，开辟了中国美学新概念，是一部中西结合研究中国诗歌美学的杰作。梁启超和王国维首先给古老的中国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其时虽未能蔚然成风，影响的范围还不大，但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赵敏俐《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五四运动至解放初（1919－1949）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高速发展期。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五四运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五四运动如一阵狂飙，西方文化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思路和新视角，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打破了中国惯有的学术套路，运用大胆怀疑的理性精神和逻辑实证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进行反思，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清理和重建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地建立起来。 
    五四的科学精神则表现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大量引进了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观念。如对学科的区分和界定，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文史哲是不分的，文学研究一向是经史的附庸。西学东渐以后，文学研究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新的科学方法的引进，也增加了研究的新视角，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改变了研究的方式。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过去一直是序跋式、小说评点式、诗话式或诗文选式等方法。新的研究方式则采用现代的论文与著作的形式，以整体系统的审视来代替局部零散、对具体作的个别的品味，以理性地思考替代感性地直接的体悟。运用归纳、演绎和推理的科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的力度及视野，避免对作品简单依附，增强了思维的逻辑性。新方法引进了西方的逻辑学、美学、文艺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文本学、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引进，以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各种视角来观照文学现象，以辩证的观点来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动态变化，有益于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葛景春：《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古典文学研究在胡适、鲁迅、陈寅恪、闻一多、郑振铎等大师级的人物中焕发出新的生命。胡适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但倡导了中国的白话新文学，对中国历代的白话文学也有深刻地研究。他受进化论的启发，用“历史的演进法”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考证出这些小说故事是在历史流传中逐渐丰富起来并经过多次加工成书的。他用自传说来解释《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对索隐派的旧红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而建立了新红学，直开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的先河。胡适自称自己是一个有“考据癖”的学者，他的考证既继承了清儒家法，同时也受了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五四之后的整整一代学人。 
鲁迅“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原”思想的指导下，整理钩玄古代小说资料（他集辑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书），写出的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和同时期的人一样，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不过，与之不同的是，鲁迅还汲取了传统诗文评和小说理论的术语。最为明显的是“文”和“意”。（刘勇强：《中国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76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史论》并没有盲目地借鉴西方文论的概念，而是尽可能地采纳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内涵和品格的传统术语，从而避免了胡适等人所谓的“科学方法”和小说鉴赏之间的疏离。这种研究方法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
其它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论稿》、《柳如是别传》，以诗证史，以史解诗达到圆融无碍的地步。“诗史互证”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方法。闻一多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综合考察与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庄子》、《诗经》和《楚辞》，破译了许多难解之谜。闻一多对唐诗研究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眼光，他用审美的眼光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评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认为它是宫体诗的自赎，是“诗中之诗”、是“顶峰上的顶峰”。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陈子昂，通过对陈子昂与张若虚、阮籍、庄子、李白、杜甫等人做比较，又将陈子昂诗与建安诗相比较，从而对陈子昂诗的特点与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善于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他将中国的诗经与印度的《梨俱吠陀》、希伯来的《旧约》及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较，以说明《诗经》在世界文化史的独特地位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闻一多宏阔的理论眼光和坚实的考证功夫，使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创获甚多。
郑振铎对中国的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采用进化论的观点写的，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期，着重从文体的进化来分期，其中对外来文化如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做为重点研究，对民间通俗文学也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郑振铎还写有一部《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来比较，有一种开阔的世界眼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部《文学大纲》就是一部世界文学比较史。正如范宁说的，郑振铎的经历基本涵盖了本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演进历程。由“进化论”到“实证论（归纳法）”，再到“历史唯物主义”，“一颗进步的心和时代脉搏同步跳动，日新月异，与时俱进”。（范宁：<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范宁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73页。） 
建国到文革结束（1949—1978）是社会历史批评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和其它文化事业一样得到一时的复苏。这个时期思想和学术研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着重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开掘文学的阶级属性、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文革前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名著上，基本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评价古代文学作品，强调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在今天。如周邦彦、柳永这样的伟大作家在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不是被一笔抹杀便受到口诛笔伐；《西游记》则被认为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等等。而到了文革时期，古代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附庸了，如《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被纳入了“评法批儒” 轨道了。总之，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受政治干扰很深，研究方法以机械的庸俗的社会学为主导。
第四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至目前（1978—1999）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多元开放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新思潮的涌起，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又一次带来生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空前繁荣期。从1978—1984年，这是拨乱反正期，对文革中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扭曲和变形，进行了全面地拨正。从1984—1989年，是古典文学的理论转换期。（分期见吴光正、李舜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在1984年掀起的新方法论讨论的热潮中，现当代文学首当其冲，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人文学术思潮。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审美心理学、现代阐释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神话学、接受美学等。此外还横向移植了自然科学的理论“老三论”、“新三论”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确实使中国学者大开眼界。对古典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下面着重介绍几种影响很大的研究方法。
1、叙事学
自西方文论涌进国门以来，在各种领域中各擅其场，其中以叙事学对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最大。始作俑者为陈平原，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出，一时云蒸霞蔚，用叙事学研究古典小说遂成一时风尚。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黄霖等《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邱江宁《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王昊《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吴士余《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陈美林、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结构》、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林沙欧《中国古代小说体叙事的历时性研究》、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宁稼雨老师的“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等等，有些本不是从叙事学研究的专著，也往往在书中独设某一章节探讨叙事，相关论文更是多如牛毛。这些论著的研究的焦点不外乎三种，一是围绕叙事学三要素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论述古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其中围绕叙事结构似乎更热闹，因为古代小说的结构内涵多重，而叙事学的“结构”又有“情节结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等不同层次，所以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二是关于叙事者和叙述语言的研究。古代小说具有独特的“史官”与“说话”叙述传统，因而古代小说具有两个“叙事者”形象，实现叙事者理论与古代小说叙事者形态的接榫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在西方结构主义思想影响下，叙事语言成为探讨古代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因而叙事者和叙事语言的研究有较大分析的价值，成为一些古代小说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上述提到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述》的专著就表现出这个特点。三是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坐标，努力构建属于中国的叙事学。近年来的专著表现了这种倾向。如上述黄霖的专著，张世君的《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这一方面杨义具有代表性。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既努力消化西方叙事学的概念，又汲取、独创符合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概念、术语，构建适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概念和方法。而《中国叙事学》则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与西方有别的中国叙事学理论。
2、传播学与接受学
    古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门“显学”。只要我们在中国期刊网输入“传播与接受”，一大堆的论文，包括硕士、博士论文足以晃晕我们的脑袋。我们深感这已经成为可操作的模式化、程式化学术方法。其始作俑者已难知道，事实上，在当前的一些专著中，虽然没有直接冠以“传播与接受”之名研究，但却往往不自觉或者暗合了这种说法。以王兆鹏的《唐宋词史论》为例，其中关于词的定量分析，一首词的唱和词数量多少的统计都符合了以“传播学”、“接受学”研究文学的路数。前几年，武汉大学文学院建立了“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其代表性成果是的王兆鹏、尚永亮建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辑刊）和一些博士论文。就目前来看运用传播学研究古代文学的情况，研究内容主要停留在三个方面：第一，某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传播接受状况；第二，某一文学体裁、题材、流派或艺术形象的传播方式或传播者考释；第三，跨地区、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交流情况。除此之外，研究者一般结合接受美学，其题目一般为《×××在×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接受美学是探讨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性接受姿态，从社会意识交往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创作和接受。受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接受美学把作者、作品、读者作为生产者、产品、消费者，置于交往动态关系中去考察。而文学传播学是研究作家的宴集唱和、结社、流派以及文学作品的生产、流传和影响的特征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作家的宴集唱和、结社流派以及文学作品传播的方式、地以及与文学传播接受相关的区域分布特征以及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等。（李永平《光明日报》，2005年7月第6版。）把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结合起来显然有助于我们分析定位一个作家或者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地位。
3、文化学
  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是近年来的热点。拿古代小说来说，这类专著不胜枚举。以《红楼梦》来说，就有“酒文化”、“茶文化”、“医药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可见《红楼梦》等长篇小说蕴含巨大的叙事包容量，因而有许多可开拓的空间。其它如《三国演义》与“军事文化”、“人才文化”；《水浒传》与“绿林文化”等等。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探讨古代小说演变过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类有吴圣昔《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文化》、孙逊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等等。文化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拓展小说研究的视野，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的创新思维，深入了解特定时代小说作家的心理状态。但在运用文化学方法研究时应注意避免将文学论文写成文化史或历史学论文，同时要注意材料和理论的结合，不能忽视文献材料。
除此之外，今年来比较盛行的还有主体性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等。
上述只是简单介绍一下笔者了解较多的学术研究方法。但现今一些专著往往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成果，如杨义《李杜诗学》就综合运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符号学、语义学、侄释学、人学、民俗学等等，均能运用自如,其最拿手的、作为其主要理论武器的叙事学就更不必说了。”（丁放《一部经典重读的创新之作—评<李杜诗学>》，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而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叙论》则综合运用了叙事学、文化学、主体性批评等多种方法。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队伍的扩大，学术失范、高重复研究等弊端使得古典文学研究陷入尴尬的境地。以自身体会来说，现在博士论文选题越来越难。其主要原因是古典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已臻成熟，有价值有意义的题目几乎被开发殆尽。不过，百余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史表明：学术生长点的培育、学术新境的开拓，新方法、新理论往往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新方法、新理论固然不能“点铁成金”，但从“非方法勿论，非宏观不谈”而走向“谈方法、理论而变色”，亦属偏执之解。经历了近二十余年的沉潜涵泳之后，加强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素养的提升，或许仍不失为博士们走出当前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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