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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研读之蠡得
集部研读之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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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ian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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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研读之蠡得
蓝勇辉
2013
级
1120130435
集部研读之蠡得----
从《汉志》、《隋志》、《总目》集部目录的嬗变评析楚辞学批评观念的演进
从图书分类的分类情况来看，集部似乎是历代官修史志中最为简明的。然就其在私家目录演变过程及与经史子三部的学术关系，特别是把它放在古代思想、学术的层面上去考查的话，集部又是比较复杂的。集部所反映出的古代文学批评观念是丰富的。本文拟以楚辞为视角，探索其在古代三本代表性的官修史志嬗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楚辞学批评观念的演进状况。
一、楚辞的被误读：依经解骚
《汉志》“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在屈原赋所系类下，还有宋玉、唐勒等人之作，当是受到《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之说的影响，宋玉、唐勒等人作品风格与屈原相似，这是遵循以类相从的道理。《汉志》序说：“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班固《汉书》中华书局本，1755-1756
）
这段话可视为西汉赋的简史，它追溯西汉赋的起源流变及赋的艺术特点。《汉志》从儒家诗歌教化论出发，赞赏屈原、孙卿赋具有《诗》的讽喻精神，而指责的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采华丽，内容铺张繁复而掩盖了讽喻的精神。引杨雄之语说明，诗人之赋辞彩华丽而符合讽喻之旨，辞人之赋辞采华丽却修饰过度。并认为，如果用孔子门人创作赋的方式，则贾谊、司马相如必定得到统治者重用。这说明，《汉志》对于赋的特性、功用、思想、艺术风貌的要求像《诗》一样。这是儒家文学政教论的反映。
另外，《汉志》认为赋与《诗经》可歌唱的音乐特质不同，不能歌唱而能诵读。但实际上，屈原作品中的《离骚》、《九歌》等均可歌。《汉志》把屈原作品看成赋，说明作者的文体观念不够明晰。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高等教育出版社，第78
页。）可见，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屈原之作不是赋，而是赋的文体来源之一。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在列传中已提及“楚辞”一名，解读楚辞是西汉的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此处《汉书》用“楚词”，下文用“楚辞”。奇怪的是，笔者检索唐李贤注的《后汉书》，发现其均用“楚词”。但自唐后，官修史书基本都用“楚辞”。)
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
硃买臣传》，第2791
页）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 为《离骚》作注解，“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 离骚》传。”
（《汉书·
淮南王传》，第2145
页）；“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 召见诵读。”（《汉书·
王褒传》第2821
页）可见，屈原作品被称为“楚辞”在西汉前中期便出现了，而且地位崇高，只是尚未 “辞”“赋”分离，被纳入赋的范畴。而到了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才“标志着‘楚辞’作为文体的独立，反映了‘辞’与‘赋’在汉人观念中，由合到分的巨大变化。”（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317
页。）不过，王逸《楚辞章句序》指出“楚辞”部分诗句来自经，依五经立义：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帝高阳之苗裔”
，则厥初生民，时惟姜
嫄
也。“
纫秋兰以为佩”
，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
夕揽洲之宿莽”
，则《易》潜龙勿用也。“
驷玉虬而乘
鷖
”
，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就重华而嫩词”
，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
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王逸《楚辞章句序》，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35
页。）
《离骚》本为诗，与经有显著区别，王逸依经解骚，不免胶柱鼓瑟，穿凿附会。但实际上，依经解骚当肇始于刘安。刘安所作《离骚传》，现已佚失，《史记﹒屈原列传》引用了其中的话：
“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禹，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司马迁《史记》，李贤注，中华书局版，1975
年版，2482
页。）
刘安对《离骚》的评价十分崇高，但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具有圣人刺世、明道治乱精神是从儒家文学政教论的角度谈的。
而王逸的《楚辞章句序》，一方面是对班固《离骚序》指摘屈原露才扬己，行为狂狷的纠正，与儒家温柔敦厚相乖。另一方面是对班固认为离骚的虚构不合经传法度的反驳。序中对于屈原作品的历史地位、影响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亦依经解骚，这显然是汉代经学发达的背景所决定的。另外，王逸把楚辞当作经，也是为了抬高楚辞的文学地位。
综上言之，在以儒家经学为基础的两汉时代，评判楚辞是非之准则，皆本之于儒家经义。刘安、班固、王逸等皆执经、传之义作为评骘楚辞的绳墨。以经评骚，这既提高了楚辞的历史地位，又成了正确认识楚辞独特文学及文体价值的障碍。这说明，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受制于时代学术思潮而被误解。直到南北朝，楚辞在文学批评巨作《文心雕龙》才极大地摆脱了经学的影响，得到正确评价。
二、楚辞的经典化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方面的繁荣，涌现了一批探索文学创作规律的文学批评著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并不否定，反对政教作用，但就总体而言，它所重视、所探讨的，主要是与文学审美功能、审美性质及有关问题。相对而言，它较少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是探讨文学内部的各种关系。”（王运熙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63
页。）儒家经学藩篱被打破，曹丕、皇甫谧、挚虞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评价楚辞。钟嵘《诗品》更是把《楚辞》作为李陵一系诗人的源头，且认为楚辞具有哀怨之情，这说明钟嵘认识到《楚辞》是诗歌作品，并注意它的“哀怨”特征。凡此种种都昭示着，魏晋六朝楚辞已经开始摆脱经学的牢笼了。刘勰《文心雕龙》承前人余绪，独设《辩骚》一章，对汉人的楚辞研究纠缪指正，成为楚辞研究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辨骚》一文，首先列举刘安、班固、王逸、杨雄四人论骚之言，批评他们依经解骚是：“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
页。），并对《楚辞》的文体、内容特点和各章艺术的特点做了分析：
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寄独往之才。（刘勰《文心雕龙》，第46
页。）
“骨鲠所树，肌肤所附”简练指出《楚辞》的“形”与“神”特点，说明无论从内容、形式或内质与外貌，虽然“取熔经意”，借鉴了儒家经义句子或思想，但主要是自铸伟词。这是说，《楚辞》汲取了《风》《雅》的文学养料，而内化成新的文学形态，不能简单与《诗》类比，更不能依经义穿凿比附。并且，《楚辞》自铸伟词还表现在屈原作品风格多样。“朗丽”、“绮靡”、“瑰诡”、“耀艳”等分别十分精准地剖析了《九章》、《九歌》、《天问》《远游》、《招魂》《招隐》的文本的艺术风格。刘勰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因而给予了“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刘勰《文心雕龙》，第46
页。）的高度评价。
除此之外，刘勰还对《楚辞》的历史影响有准确的定位。“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文心雕龙》第46-47
页。）
《楚辞》的艺术成就是多层面的，可资借鉴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多方的，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是不可估量的。“鸿裁”、“艳辞”、“山川”、“香草”，说明《楚辞》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而形成的浪漫主义色彩、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体貌写物的抒情、宏大而壮丽的叙事、美人香草的象征手法等等都成了后代文学家创作的源泉。
可见，《辩骚》廓清了汉人的误读，基本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为楚辞正名。尽管刘勰未能完全摆脱经学的影响，但《辩骚》对唐人正确评价《楚辞》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隋志》借鉴《七录》单设楚辞类，《总目》楚辞类序说：“《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四库总目提要》，第2167
页。）《总目》的解释十分中肯。《楚辞》的体例与他集有别，后世所出，无与之雷同，且为“总集之祖”，因而单设一类，这是楚辞经典化的最佳佐证。另外，“楚辞”概念正式确立，《隋志》序说：
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隋书》，第1055-1056
页。）
从作品的创作及编纂特点来说，首先楚辞是屈原作品集的总称，其次楚辞是所有模拟及研究屈原作品的总称。再次，《隋志》还意识到“楚辞”的地域特征。就文体上而言，“
楚辞”
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歌。这就意味着，《隋志》清楚地意识到“楚辞”的多重内涵。此外，《隋志》评价楚辞的艺术特点“气质高丽，雅致清远”。纯粹地从文学的角度去评价楚辞，摈除汉人依经解骚的做法，因而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当然，这与唐代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及学术政策相关，更与魏晋南北朝以来更加注重文学审美观念密切相关。事实上，初唐不仅在文学批评上沿前代余绪，更在文风上受到魏晋南北朝的深刻影响。虽然，初唐时便对齐梁文风提出不满，要进行古文改革。但从《隋志》集部总序大量采用四六句和对偶来看，初唐的文风绮丽华美，笼罩在南北朝骈文文风下。
《隋志》在唐前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中的楚辞研究成果影响下，一变《七录》丙部单设“诗赋略”，而首设集部楚辞类，标志着楚辞类经典化的正式确立，为楚辞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此，楚辞类基本成为了官修史志集部必设的对象。
三、《总目》的楚辞批评论
《隋志》虽设楚辞类，但未曾对著录之书进行钩玄提要，我们很难了解当时的楚辞批评思想。《总目》的楚辞类各提要，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馆臣的楚辞批评观点。大体归来，有如下两点：
一、《楚辞》的文学属性及相关问题。
楚辞本为文学作品，但有汉儒视之为经。对于楚辞的本质，四库馆臣的认识是明确的。馆臣批评李光地《离骚经注》：“楚辞本诗赋之流，未可说以诂经之法。”（《总目》，第
2170
页）李光地受到王逸注本的影响，用经的方法去释楚辞，必然缘木求鱼，背离作品原意。馆臣的批评是中肯准确的。楚辞既为诗赋，应当回到诗歌本身评论，因此，馆臣批评李云铭和朱冀以古文之法解离骚。“然二人均以
时文
之法解古书，亦同浴而讥裸裎也。”这样的批评是尖锐的。而屈复《楚辞新注》：“以新意疏之，复颇工诗，故能求骚人言外之意。”（
2171
页）工于诗者擅解诗，屈复认识到楚辞为诗，又有创作经验，所以能准确解读楚辞言外之意。
馆臣不仅认为楚辞为“诗赋”，而且对楚辞艺术特点的把握十分到位。在评汪瑗《楚辞集解》时，敏锐提出：“《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这是就《楚辞》内容与形式说的。《楚辞》采用香草美人意象的象征手法，意蕴深邃。说明，《总目》对《楚辞》的文学特质的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楚辞的多种注解本中，馆臣大都从楚辞的文学表现手法去评述。如评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说：“骚人寄兴，义不一端。琼枝若木之属，固有寓言。澧兰沅芷之类，亦多即目。必举其随时抒望，触物兴怀。”（
2168
页）楚辞的寄托遥兴方式很多，香草意象都是具有象征含义的。但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多引《山海经》之语解释《离骚》的花草名物，但违背了《离骚》本义，所以有“好奇之过”的缺点。
评顾天成《离骚解》：“词赋之体与叙事不同，寄托之言与庄语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张反复，迥出于溪径之外，而曲终乃归于本意。”（
2168
）这是对天成考证王逸《楚辞章句》提出“求女譬求君”所作的精辟评论。指出了诗赋不能等同于叙事作品，寄托之言和正论不同，楚辞寄托遥深，捉摸不定，难着边际，超人意表，应当回归到诗歌的本意去看。如果以训诂之法，“核以事实，则刻舟
求剑……不通
观其全篇，而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实之，反诋古人之疏舛。”（
2170-2171
）《离骚》采用神话的幻想的浪漫主义形式是为了表达诗人之情，具有虚构的特质。注解者，如果句句坐实，过度诠释，便会刻舟求剑。《总目》在对楚辞的文学特性的准确定位后，比《文心雕龙
﹒
辨骚》更深层地揭橥了《楚辞》的象征意象、象征手法的特点，
而如“文重义隐”、“恍惚汗漫”等论骚之语为通行文学史所吸收，而提出当归于本意以解骚的观点，更是四库馆臣在楚辞批评上的一大贡献。
二、重实风、黜臆测的楚辞文学批评观
《总目》既申明楚辞的文学属性，而又宗朴学实风，对于楚辞注本中的臆测、草率定论、过度诠释不能不有所指摘。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诋呵旧说，颇涉轻薄”（
2169
页）；林仲懿《离骚中正》“其说甚迂，故所释类多穿凿”（
2171
页）；毛奇龄《天问补注》：“语本恍惚，事尤奇诡，终属臆测之词，不能一一确证。”（
2170
页）；顾天成《读骚别论》“其说皆不免武断”（
2171
页）；屈复《楚辞新注》“大抵皆以意为之，无所依据也”（
2171
页）等等。
整体而言，《总目》的指摘应当说是比较妥当的。比如黄文焕《楚辞听直》将屈子的“忠君”延展到“孝”的内涵，其注《离骚》“字余曰灵均”时说：“顾名思义，当生之日，便是尽瘁之辰。使为臣不忠，辱其辰，辱其考矣。此又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远以亢宗，近以慰考，忠也，即所以为孝也。忠孝两失，而欲觍颜以立于人间，可乎哉？”（参考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80
页。）众所周知，屈原在《离骚》开头，阐述自己的生辰，姓名字号，并无忠孝的含义，这确实是大胆臆测，因此《总目》指摘他“大抵借抒牢骚，不必屈原本意”（
2170
页。）是深中肯綮之论。又比如林仲懿的《离骚中正》注“名余曰正则兮”为是“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显然不中绳墨，过于牵强。因而招致《总目》“其说甚迂”、“所释类多穿凿”之讥。
当然，“《总目》不仅代表个别人或部分人的观念
,
而是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代表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吴承学：论《四库总目提要》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
1998
年第六期。根据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统计，明代有
33
部楚辞学著，但《总目》只收六部，对它们的评价显然都比较低，比较出色的如《屈宋古音义》、《楚辞协音》仅置于存目中，这些都是比较遗憾的。（请参考郭丹《四库总目提要的楚辞学研究》，
2007
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
综上所述，从依经解骚—辞赋分离—楚辞经典化，再到楚辞文学批评的建立，楚辞文学批评观念伴随着目录学的演进一起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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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 22:30:59 2013/12/2 22:3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