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  1120130444
                   
                          目录学视野中的学术管见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经部书目

为中心
    作为“导学者以从入之途”的基础学科，目录学对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乃至

历史有重要意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堪

称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本文以三者之经部书目为重点观察对象，辅以

历代公私书目，力图从部类命名、体例形态乃至所录图书诸方面，管窥中国古代

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
    一、经部部类设置与体例演进
作为图书分类概念，经部经历了从无到有、显隐交变的过程。西汉刘歆

所撰《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除总论“辑略”外，实际包

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个图书门类。至东汉，班固对该目进

行了“删其要”、“备篇辑”[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1701页。]的工作，将“辑略”内容分归其余六略。《汉志》无“经部”一词，“

六艺”却著录了六经及《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典籍，已经具备经部的雏

形意义。
与刘氏父子相比，班固在类目上划分上似无实质突破，但其《汉志》却

成为六分法书目的典型代表，同时开创了于官方史籍中著录图书的先例。数百年

后，“经部”作为明确的图书分类名词，即诞生于隋代正史的《经籍志》中。
但“经部”并非偶然的发明。汉唐之间的几部书目，犹如承上启下的桥

梁，变革了《汉志》的分类命名模式，对《隋志》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魏晋以

来，文学、史学类著作增多，兵书数术类书籍减少，为了维持部类平衡，西晋荀

勖、张华等人的《中经新簿》首次改六略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

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

、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魏徵等：《隋书

·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906页。]。后世流行的图书四分格局已初见眉目

。在此基础上，东晋李充所修《晋元帝书目》又将二、三部调换。至刘宋谢灵运

、南齐王亮、谢朏所撰书录，悉从四部之例。宋王俭《七志》及梁阮孝绪《七录

》作为私家书目的嚆矢，以七分法规划群书，似依《七略》复古，却在名目上变

“六艺”为“经典”，增广了这一类目的涵盖性。唐代魏征等人袭用荀勖的分类

方法、李充的编目次序，又以概括群书内容性质的经、史、子、集代替甲、乙、

丙、丁为部类命名。至此，四部图书分类法基本定型[ 《隋志》于经、史、子、

集四部之末，又附有道经、佛经两类；至《旧唐书·经籍志》将佛道书籍归于子

录，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四部”分类。]，为后世普遍采纳。直至现当代，《中国

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

经、史、子、集后，加丛部，收录善本丛书。]等大型书目在子目分类上依然遵循

着经、史、子、集的编排体例。
当然，《隋志》奠定的分类体系也并非被所有书目编撰者奉为圭臬。如

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群书分为12类，前四类为经、礼、乐、小学；明

代晁瑮《宝文堂书目》以卷系目，上卷有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四类；清初钱

谦益著《绛云楼书目》分73类，经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小学、尔雅、经解、纬书16类为首。
书录面貌的多样化与宋代以后的社会文化状况有关。随着经济发展，印

刷技术进步，书籍流通更加广泛，民间藏书增多，编纂目录成为拥书众多之文人

雅士的普遍选择。在私人书目中，他们便于根据自己的收藏情况和认知水平划分

部类。但这种相对的自由性并没有完全打破“四部”规则。“经部”隐去命名置

于众类之中，但经部图书依然是目录里最为重要的实体性存在。
在经部（包括作为其前身的六艺略、甲部、经典录等）之内，传统儒家

典籍自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后代新增的经典及与经典密切相关的注解、纬书类著

作亦往往不容忽视，体现出目录编纂的统一性。然而不同的书目在具体名目取舍

、归划与排列上又各具特色，兹以本文副标题中的三部标志性书目为例说明。
《汉志》“六艺”依次著录了《易》《书》《诗》《礼》《乐》《春秋

》《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典籍，“孝经”类包含了作为解读儒家经典重

要工具的《尔雅》《小尔雅》《古今字》以及“无类可隶”[ 纪昀等：《钦定四

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422页。]的《五经杂议》。《隋志》大体遵照

《汉志》，但将南北朝以来多有帝王注疏的《孝经》提至《论语》之前，“尔雅

”类和“五经总义”类附入“论语”类，又将能够“解经”的“谶纬”类列于六

经之后，“以备异说”。《四库》增“四书”而删“论语”，早已形成规模的“

五经总义”书籍单独设类，又将“礼”划为“周礼”、“仪礼”、“礼记”、“

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六类，“小学”划为“训诂”、“字书”、

“韵书”三类，“尔雅”入“训诂”；亡佚的“乐”类从“六经”中剥离，降为

第九类。
与类目变革相适应的，是编纂体例的不断演变。《汉志》作前序交代春

秋至汉代的学术文化状况及《七略》的分类编制情况，所录图书大多仅注书名、

篇卷，或有传人、著者的姓名、地域等；书后统计篇数，有小序简述经典的产生

与传承。类末总序总结六经作用，指出是时经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隋志》形式上大体仿照《汉志》，但表现出进步之处：在统计现有书

目部卷的同时，亦“通计亡书”，加以总和；前序对先代图书流播聚散情况、目

录学发展历程作出较为全面的概述；各类书后小序中典籍源流的考镜或采自《汉

志》，却更加详赡。
《四库》书目著录的内容及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经部”以《总叙》

贯首，对自汉至清各派经学优势与劣势进行客观评价，简要勾勒历代经学发展轨

迹，表明“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之撰书宗旨，体现出清人处于古代社会终

端，富于总结意识的学术心态；既录书名、卷数，又注版本；设提要介绍作者姓

名字号、生平事迹，概述著作始末，对其内容进行简要评价；在考据学风的影响

下广参前代资料，“辨章学术”的意图更加明显；且将各类小序移于书目之前，

书目之后或加案语，解释分类归目之理由所在。
作为圣制御撰、“亘古所无”的“钦定”总目，《四库》在整理图书、

考源学术之外，还有强烈地谄谀皇权和自我标榜倾向，对于古往今来诸家著录抱

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批驳姿态，常能指出《汉志》《隋志》的失误之处。但《四库

》仍然在很多方面吸收内化了前代书目的合理因子。《隋志》虽然没有明确为礼

书设类，在具体操作上却是按照周官礼、仪礼、礼记、礼论、礼答问、三礼的顺

序辑录书名。考虑到元代延佑以来《四书章句集注》在教育应试体制中的重要作

用，《明史·艺文志》中已将“四书”别立一门。在体例上，南宋尤袤《遂初堂

书目》率先为经部和部分史部书籍记录版本，堪称版本书目的发轫之作。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有大序、小序置于部、属之前，书后设提要考征典籍情况[ 《郡

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藏解题书目，第一部解题式书目为刘向《别录》

，唐代已佚。]。《四库》的系统分类和完备体例有独出心裁之处，同时也是集前

代之大成的结果。
可见，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在不断演变中走向成熟，每一次的形态改变既

有立足现实的自我规划，又离不开对先辈传统的借鉴承袭。

    二、经典来源与属性定位
承袭，折射出一种崇古征圣的深层思想，这在经典来源上表现得极为突

出。从“六艺略”到“经部”，命名设类不拘一格、随时变迁，然所录文献大多

以六艺语孟、孝经小学为主。《易》《书》《诗》《礼》《乐》《春秋》为经部

之首，后世书籍多据此衍出。然而参照三部目录的话语体系对这些经典的产生与

属性稍作了解，我们就会发现，经部图书并没有统一的内容性质或纯粹的文体意

义。如《汉志》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

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1715页。]
再如《隋志》：
自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

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

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

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隋书·经籍志》，904页。]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

因被管弦，以存劝戒。[《隋书·经籍志》，918页。]
又如《四库总目》：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以风谣，《礼》寓以节文，

《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

人事者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页。]
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

伶官……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义至精，故尊其教于经。而后代锺

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室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

，并隶《云韶》。
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用以见大乐元音，

道侔天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500页。]
《周易》包含象数与哲理，与子部[ 四部分类形成之前，数学占卜多入

“术数”、“技术”类；四部成型之后多入子部。]之术数、子书类似；《尚书》

《春秋》是史官之作，《礼》为先王所制，均可视为史料汇编；《诗》采自民歌

，《乐》常与子部艺术、集部词曲混淆。这些典籍在产生时间上早于后代的诸子

论文、史传政书、歌赋词曲，堪称史、子、集部书的始祖。北朝颜之推在《家训

》中曾经指出：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

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

，生于《春秋》者也。
早于颜氏的刘勰亦发现经典中含有史传、子书、诗文等可资效仿的质素

，《文心雕龙·宗经》有云：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

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

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是否可以说，经部的分立标准是有异于其他三部的。六经作为史书、子

书、诗赋的源头，之所以不能散入其他部类而统归于“经”，最初与西汉独尊儒

术、设立《易》《书》《诗》《仪礼》《春秋》五经官学的统治政策有关。在儒

家学派“信而好古”、“征圣宗经”的思想影响下，经书被赋予了“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的崇高身份[ 此外，对于《论语》《孝

经》《尔雅》等书籍的经部定位而言，如王先谦《汉书补注》称：“别《论语》

于儒家，遵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尔雅》《古今字》，所

以通知经义、经字。”同样体现尊古宗经意识。转引自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

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98页。]，具有比其他书籍更为突出的典范教化意义

。这一点，《隋志》前序中讲得极为明确：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

，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

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

，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

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此事，《春秋》教也。”[ 《隋书·经籍志》，903页

。]
崇圣尊经思想在维系传统、弘扬文化乃至塑造人格等方面有其积极作用

，但又极容易使人陷入固执守旧的误区。《周易·大畜》主张“多识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尚书·说命下》则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

匪说攸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在日常生活、国家政治各方面将古

人之训、先王之迹奉为金科玉律。学术上亦复如是。《汉志》《隋志》后序中的

相关评述即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色彩：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

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

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汉书·艺文志》，1723页。]
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

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

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汨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

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此学者之蔽也。[ 《隋书·经籍志》，

947-948页。]
相比之下，《四库总目》的学术态度相对开明，对固守经义、食古不化

的学风有所反思：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

，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

也拘。[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页。]    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

连篇，斯巳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

，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至黄谏之流，欲使天下笔札皆改篆体，顾炎

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语皆作古音，迂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陈

禹谟至欲使九边将士人人皆读《左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3页。]
然而四库馆臣于批评他人极端泥古的同时，也不免打着“圣贤之学，主

于明体以达用”的旗号。在编制书目过程中，对“离经畔道”者“掊击必严”。
结合《总目》中书籍的内容与定位来说明。南宋蔡沈《洪范皇极数》原

为“书”类，《四库》谓其以象数结合理学，是“非解经之正轨”的“旁门小技

”，退于子部术数类。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但有志怪成分，亦被退于

子部小说家。《旧唐志》中归于“诗”类的《韩诗外传》被打入“附录”，因其

融合诸子杂说、古事古语，“与经义不相比附”。“礼类存目一”更将“好立异

义”之毛奇龄的《丧礼吾说篇》责为“颠舛乖谬”，“不特叛经，且背律矣”。

对“乐”类书籍的取舍评价，亦“依永和声之本旨”，“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

，仍列于经”，“诡词新论，悉斥不录”，将《新唐志》中列于经部的《羯鼓录

》《乐府杂录》置子部艺术类。
另一方面，经典至高地位的确立本身即是推行中央集权的需要；宗经崇

古的思想传统立足于对先王圣制的顶礼膜拜，体现出浓重的正统意识形态意味，

经学与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正导源于此。作为上古时期的象数哲

理、史料政策、民歌乐曲，经部典籍与史、子、集图书并无内容文体上的差别，

得以单独辑集且贯于群书之首，所依据的正是它们共有的政教色彩。相比于其他

三部图书，经部书籍更明显地具有政治“传声筒”性质，其垂范价值属于特定的

历史时期。崇古尊经，最初是为了辅助集权统治，一旦封建制度走向崩溃，儒家

思想式微，先王之制、圣人之言失去了号召力，经典便不再神圣如初，于近现代

走向解体，回归子、史、集的原始身份，亦属自然之势。蔡元培曾在《我在教育

界的经验》一文中说到：
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

《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

；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虽就学科分类而言，移之于目录定位，亦可代表时人观点。

三、经部图书的增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说经部典籍在最初来源与辑集归类上体现

了好古征圣的倾向，那么，于图书数量不断增衍的趋势中，则更多流露出趋新变

革的意识。
仍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为中心，我们可以发现，书籍的增

衍大体包含以下情况。
其一，主干经典队伍的扩大化。
上文已经指出，顶着“先王圣化”（《文心雕龙·征圣》）之炫烂光环

的经部典籍与史、子、集部图书在内容和文体上并无明确界限，这就为普通书籍

获得官方认可、跻身经典行列创造了可能。众所周知，儒家经典经历了一个由“

五经”到“十三经/十四经[ 《四库总目·礼类三》称史绳祖言《大戴礼记》被列

入十四经，其说不可考，见《总目》275页。]”的演变过程。“十三经”中的《

孟子》，在《汉志》《隋志》中均被列入诸子略或子部的“儒”类。陆德明作《

经典释文》，所释音义者，除“九经”外，尚有魏晋以来士人追奉的《老》《庄

》而独无《孟子》。中唐韩愈始尊孟轲；北宋王安石随流扬波，元祐时《孟子》

成为科考内容；南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赞孟子为仅次孔子的“大贤”、

“亚圣”。《遂初堂书目》开始将《孟子》附入经部“论语”类，《直斋书录解

题》把《孟子》与《论语》合并为“论孟类”。朱熹逝后，《四书》成为官学，

《孟子》的地位日盛，于南宋末年正式被列入经书丛林。宋元之间的马端临在《

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甚至于经部专设“孟子”类。清代学者虽有尊汉抑宋倾向

，但仍然将朱熹学说视为权威，《孟子》的经典身份也没有动摇，于《明志》及

《四库》中居于经部“四书”类。
新经典的生成，本身即是变革。在《孟子》步入经书殿堂的道路上，韩

愈、王安石、朱熹功不可没。韩愈以孟子的君臣大义反对割据，以其心性论排斥

佛老；王安石接受“权”、“心”之说推行变法；朱熹以孟子“性善”、“养气

”等思想完善理气学说。三人推崇先儒观点，皆非守旧从古，而是各从实际出发

，或解决现实问题，或构建新的理论。
其二，经典注解、辑佚类书籍的涌现。
随着经典的确立，传注训释类著作层出不穷。后世学者不拘于孔子所谓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保守为学之道，怀疑、考辨、补正、甚至推翻前代定

论自立新说，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四库》所录“五经总义”类书籍常以

“蠡测”、“稽疑”、“补义”、“正误”、“刊正”命名，其中多有精核赅洽

者。就单部经典抒发己见的情况则更为普遍。以《毛诗序》公案为例，《汉志》

仅记“《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不著其名”，序称“毛公之

学，自谓子夏所传”[ 《汉书·艺文志》，1708页。]。《隋志》云“汉初又有赵

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

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

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 《隋书·经籍志》，918页。]《

四库》经部“诗”类载欧阳修《毛诗本义》十六卷，为永叔质疑毛序及郑笺所作

，令人“读之如洗肠”；苏辙《诗集传》二十卷，疑小序“为毛公之学，卫宏之

所集录”[ 《隋书·经籍志》，190页。]；又有朱熹《诗集传》八卷，主要阐述

个人见解，对抗《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读。再如《隋志》书类有孔安国传《古文

尚书》十三卷，为东晋梅赜所献；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证孔传

古文《尚书》之伪；同时期的毛奇龄又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驳斥阎说，皆被

《四库》录入。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云：“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辞。”经典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使后人在依经立义的同时，能

够或多或少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经学本为阐述儒家思想而设

立，但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或有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引入其他思想文化因子。这

在《周易》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原因盖如《四库》所说：“《易》道广大

，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

援《易》以为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页。]；“《易》包万汇，随举一义

，皆有说可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

魏晋王弼以老庄解读《周易》，师心独见，堪称杰作。宋儒受其启发，胡瑗《周

易口义》“以义理为宗”，苏轼《东坡易传》“又杂以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10-11页。 ]。在正统眼光之下，这些学说常会受到非难。如《隋志》经部总

序将解读经典的玄言成分视为妖妄、放诞之谈；再如《四库总目》中，《东坡易

传》提要载朱熹作《杂学辨》驳斥苏轼；《用易详解》提要称“王弼辈扫除汉学

、流弊无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31页。]。但求新的尝试毕竟使经学呈现

出多元化的局面，经典的生命也得以延续。
对于失传的古籍，经学家也积极地从事辑佚、补编工作，使图书再现于

人间，学术思想亦有所传承。《隋志》列郑玄注《周易》九卷，此书后亡于南北

宋之间，然《四库》却著录了两种郑注《周易》。一卷本乃南宋末年王应麟从群

书中摭拾而成，三卷本为清代惠栋所编，“凡应麟书所已载者，一一考求原本，

注其出自某书，明其信而有征，极为详核，次序先后，亦悉从经文厘定”，“搜

采群籍……考核精密，实胜原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5页。 ]。
其三，经典的世俗化泛滥。
和崇古一样，趋新也有两面性。在历代增衍的经典附属类著述中，都不

乏刻意附会、穿凿立异者。汉儒秦恭释“尧典”衍出十余万字，朱普解《尚书》

长达三十万言，已被班固及刘勰[ 参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类后序及《文

心雕龙·论说》。]等视为不良学风。顾实《汉志讲疏》将汉儒以烦冗章句标新炫

世归因于“利禄之路”，然而，此与“科举时代之八比经义”尚且“相去一间”[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98页。]。明清取士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四书五经为

命题范围。明永乐年间，朝廷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作

为考生必读书目，这一情形至清代依然延续。与此相适应的目录学现象，即是《

明志》《四库》中“四书”类的出现以及相关图书的激增。明清流行的四书讲本

，大多肤浅割裂，缺乏独立的思想意义，又带有明显的应试目的性，将经典研究

推向世俗化道路。对此，《四库》在录制存目过程中多有指责：
《四书经学考》·十卷、《补遗》·一卷、《续考》·六卷：
皆时文评语，讲章琐说。
《丽奇轩四书讲义》无卷数：
其书不录正文，每章约诂数语，大旨为科举而作。
《圣学心传》无卷数：
其说殊夸。又谓於举业非相远，倘於此有得，以应试场，主司必当惊羡

，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欤！
《四书大全纂要》无卷数：
是编以明永乐间所著《四书大全》泛滥广博，举业家鲜能穷其说，乃采

其要领，俾简明易诵。然《大全》庞杂万状，沙中金屑，本自无多。裔介所摘，

又未能尽除枝蔓，独得精华，则亦虚耗心力而已。
《续困勉录》六卷：
此《续录》则专解《四书》。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

》二卷、《孟子》二卷。中多采录时文评语，似乎狭视《四书》矣。[《钦定四库

全书总目》，490-492页。]
……
案语：
《四书》定于朱子……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

道之书遂逐渐为弋取功名之路。
《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

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

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

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

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余年士习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481页。]
明确指出现实的学术弊端，申述上述存目的反面教材作用。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经书是仕进的敲门砖，如果说

宋代策论考试尚有经世之用，行至明清，程式化的命题与答题形式则更明显地表

现出钳制思想、僵化思维之弊。一方面，儒生唯经是举，将其他学问弃置不顾，

《儒林外史》写周进中举而误将苏轼作为今人，《香祖笔记》记老甲榜不知《史

记》何书，司马迁何人，俱有其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在诵经制艺、盲目应试的

过程中又逐影失形，忽略了对原始经义及先贤哲理的领会，博取世俗功名的科场

之艺与“先王之志”、“孔子之教”已然大相径庭。科举考试作为塑造、选拔明

经人才的政治举措，在封建末世最终使经学发生了畸形变异，二律悖反的荒谬现

实反映出集权制度的固有矛盾。

综上所述，“经部”的门类设定和体例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其

有无显隐的轨迹与古代书目整体形态的变化相伴相生。目录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了解经部形态演变、经典属性以及图书增衍的过程中，我们感

受到中国学术思想在“承袭”与“变革”两股力量掣肘中曲折发展的总体趋势；

经学在汉代官学中兴起，又在明清科举中沉沦，亦可见其无论承袭尊古，还是变

革趋新，都没有脱离政治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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