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作业 王珺 学号112013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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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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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作业 王珺 学号1120130436

浅析经学之嬗变

清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目录学之根本任务一说。而史书中的“艺文志”大抵是根据当时的政府藏书并参考其他官私书目编纂而成,因可利用其了解学术之流变。但正因此而引发一问——
一、并非所有史书都有“艺文志”
“艺文志”一词实为班固首创,《史记》中司马迁将专门史定名为“书”,如《天官书》便是天文方面的专门史,至班固改“书”为“志”。“艺”指“六艺”,即儒家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文”即文章之学,泛指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学术领域。故“艺文”指代经、史、哲等各个方面,作为所收录书记的总称实不为过,而《汉书•艺文志》亦可简称为《汉志》。后代方志如《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中编辑收录的诗文目录,亦称“艺文志”。仅《隋书》、《旧唐书》改称“经籍志”。
“经”是编织物的纵线;“籍”便是书册典籍。《隋书•经籍志》总序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其中以“经籍”指代天下书籍。“经籍志”虽名称与“艺文志”有别,但性质相同,都是历朝历代的典籍著录,体现了各种学说的流派原委,是时代学术文化的缩影。
清代因编纂《四库全书》而掀起修史的热潮,当时的学者对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等没有“艺文志”的史书做了大量辑补工作,如清钱大昭撰《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清侯康补撰了《后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北齐》、《周》、《魏》十书的《艺文志》并加以自注;等等。
笔者仅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这三座史志目录中的丰碑为主要参考,对经部目录的嬗变进行研究,但又由此引出二问——
二、并非所有“艺文志”或“经籍志”都有经部
这其实是个体例问题,要从《汉志》的起源说起。《汉志》的源起在其序文中有概括:“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由前可知,《汉志》是班固删刘歆《七略》之要而编成的。刘歆所著《七略》是在其父刘向所做《别录》的基础上分成七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成为了我国古代第一部全国性综合目录。《辑略》是全书的总要,因此《七略》的分类是六大类。但《别录》和《七略》都已佚失,《汉志》便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六分法奠定了目录学的基础,具有开创之功。
随着学术的发展,分类方法也在调整,至《隋志》为一变。《隋志》自序称:“今考见存,分为四部。 ……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例,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由此可见,《隋志》是在继承了《汉志》、《七志》、《七录》等六分法史志的基础上,借鉴发展了荀勖、李冲等以甲乙丙丁为序的四部分类法,正式以经史子集为四部的名称,概括该大类的文献内容,从此四分法便成为了史志目录分类方法的主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隋志》所确立的四分法正是吸取了前人经验而有所发展的结果,其中“经部”正是由《汉志》的“六艺略”演化而来。
四分法至《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大成也。其体例框架也基本延续《汉志》、《隋志》,但有所创新。《汉志》、《隋志》在体例上有总序、类序、子目类序,总序置于全篇之首。每部大序均置于每一部的最后,类下有小序。而《四库》则改为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初有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在各类之首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在各属之末或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这种部、类、属三级分类更细,体现了我国目录学从初起到成熟的历程。以经部为例,《汉志》为9类,《隋志》增设1类,至《四库》依然保持10小类,基本按时间列举书目,且把存书、存目区分开,设目合理。三者分类的情况,可窥见六分法0向四分法的过渡的过程,并最终四分法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的重要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经部一直处于首位,这是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治国,自此直到清末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直很稳固,经部在史志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官方对儒家经典的尊崇。虽然如此,但若庖丁细看经部各类便会发现问题其三——
三、经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为直观起见,不妨选取几朝史志的经部做一图表:
表1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宋书•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 四库全书总目
易经 周易 易 易 易 易 易
书经 尚书 书 书 书 书 书
诗经 诗经 诗 诗 诗 诗 诗
礼经 礼经 礼 礼 礼 礼 礼
乐经 乐经 乐 乐 乐 乐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孝经
论语 孝经 孝经 孝经 孝经 孝经 五经总义
孝经 论语 论语 论语 论语 诸经 四书
小学 谶纬 图纬 谶纬 经解 四书 乐
小学 经解 经解 小学 小学 小学
  估训 小学 
  小学   
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所示,历朝史志都将易、书、诗、礼至于经部之首,且排序没有变化,可知自汉武帝始,经部文献被历代统治者法定为必读经典,并且重视“经”的教化功能,认为儒家经典能很好地体现圣人的教化思想,有益于人事。梁启超曾言“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这一现象即是此言最有利的注脚。但在尊崇儒学的大框架下,各儒家经典的地位却悄然生变。
现象一:乐经在《四库》中地位下降。乐经自汉至明都位列六艺之五,而至清《总目》仅将乐排在“小学”之前,位列“经部”第九。究其原因,可从《总目》乐类小序一窥端倪:“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儒家经典在历朝的神圣化下教义越来越模糊,至明清采取科举取士,士人仅重视作为敲门砖的四书五经,对其他儒家经典的理解不甚了了。这一现象催生了反对宋明理学,回归汉学中儒家原典的考据学派的兴起。考据支派——朴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认为当时被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其实是后人伪托。而乐经地位的下降正与此思潮有关。《总目》编者认为至《隋志》乐经四卷都是王莽篡权时所伪造,并非原典。而后“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这便揭示了乐经位列经部的过程,并认为这样是“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于是编者便“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这便是“乐经”在《总目》中虽位列经部但不为所重的原委。
现象二:春秋在《总目》中地位略升。中国一直有重史的传统,《汉志》经史多混淆,如《战国策》便列于“春秋”一类,于《隋志》被剥离出来,列入史部,呈现出经史分离的发展趋势。但至清代同样是因为考据学的兴起,尊崇汉制,为抬举史学甚至提出“六经皆史”的论调,而“春秋”本就作为经部中圣人修订之史,地位提高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现象三:孝经地位的变迁。“孝经”自《汉志》而《四库》其地位呈现微扬之态势。《汉志》、《隋志》都指出:“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可见编者对“孝”的重视,各史志也都将本朝撰写的“孝”之经典编纂进来。值得注意的是《汉志》认为孝经是孔子为曾子讲解孝道所作,将《尔雅》列入孝经,而《隋志》则将其列入“论语”,《旧唐书•经籍志》单列“训诂”一类收录之,《新唐书•经籍志》始将其并入“小学”一类,既彰显其训诂的功能,又使类目得以简化,此分法一直沿用至《总目》。
现象四:谶纬的昙花一现。谶纬的起源,据梁启超考证当为“孔子小康之义,势不得不以一国之权托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权无限,而暴君益乘以为虐也,于是乎思所以制之。乃于《春秋》特著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而群经往往三致意焉。”自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肇始,使得儒学被神秘化,宗教化,谶纬之学便在两汉泛滥开来,魏晋南北朝时玄学兴起谶纬逐渐衰落,隋炀帝即位后“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至此方歇。《汉志》并没有专门辑录谶纬,但相类的书目可中散见于“天文家”、“阴阳家”、“术数类”等,如收录于“天文家”类下的《图书秘记》十七篇,便是“图谶之占”。《隋志》、《旧唐志》、《新唐志》都著录了“谶纬”一类,但对此类一些书籍的评价并不高,《隋志》更直言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从《隋志》小序中不难看出,谶纬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的干扰,统治者认为其为“妖言”,“恐其惑人”,不利于统治,从而加以废黜。谶纬之学固然因其迷信色彩浓厚不应伸张,但其衰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启超指出的“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君主若不行仁政,无以约束,连对君主稍有钳制的谶纬之说也被统治者自行斩断。
现象五:论语的归属问题。从《汉志》到《宋志》经部“论语”都作为一个类目被单独列出,至《明志》始有“《四书》类”,并将《论语》归入,《总目》沿用这一划分。《四书》之称谓由《四书集注•朱熹集注》而来,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而备受推崇,特别是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之后其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甚至超越了与其并称的“五经”,因此将《论语》并入四书类,看似削弱其独立成目的身价,但实际地位却上升了。
综上所述,目录学乃是考察学术思想流变的重要通道。以《汉志》《隋志》《总目》为界碑,以经部发展为视角,可以管窥历代经学学术思想曲折发展的大致脉络。呈现出我国尊经的传统,以及政、经相互影响的嬗变轨迹。
参考文献: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2012.

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1.





[十二君 于 2014-2-23 20:32:35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