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巫阳招魂”与“云梦田猎”

略论“巫阳招魂”与“云梦田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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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巫阳招魂”与“云梦田猎”

略论“巫阳招魂”与“云梦田猎”
熊人宽
内容提要：《招魂》中巫阳招离魂“反郢都故居”是屈原的蕸想。“乱辞”的“魂兮归来，哀江南！”是屈原让蕸想的思神（魂灵）回归现实（即“自招”）。有些把《招魂》说是“为楚王招魂”的学者，为了解释“乱辞”中出现的“魂兮归来哀江南！”，把它说成是“楚王離魂未归”需要再次“招魂”。此论的实质是说“招魂”失败了！这不但与《招魂》的主旨不符，而且，对于巫风盛行、相信上帝鬼神的、战国时代的楚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关键词《招魂》，屈原，宋玉，楚襄王。

一、巫阳招魂梗概与《招魂》的“乱”

（一）、巫阳招魂“反故居”与乱辞“魂兮归来哀江南！”。

在《答对“屈原自招”的驳难》中，笔者已经阐明：“我们所谓的‘屈原自招’是屈原‘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意’的虚构幻想。是屈原被流放江南之时，念念不忘返回郢都。在离殃而愁苦中蕸想：自己身体似乎仍在郢都故居，而灵魂却离散在外。同时虚拟出上帝命巫阳为自己招魂的幻境，假借招魂表达欲归郢都的愿望。”[1]巫阳招魂，第一步从“天地四方”将离魂“招入修门”。第二步（从“工祝招君”到最后的“反故居些”），把招入郢都之魂引入故居（回到失魂者之恒干）。巫阳完成招魂任务后就退场了。“而《招魂》的乱辞，已经从幻境返回现实。其‘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则是屈原让蕸想的思神（魂灵）回归现实（也就是‘自招’）。”[1]

（二）、屈原作《招魂》，与巫阳“招辞”的志趣不须相合。

有些学者认为《招魂》的“引文”和“乱辞”与屈原的风貌相符；“招魂辞”与屈原的志趣不合。我们认为，屈原作《招魂》，巫阳的招魂辞不须要与屈原的志趣相合。因为《招魂》篇中的“招辞”，很可能就是根据历代楚国巫官留传的某一“招魂辞”改写而成，它具有招辞的“通性”，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特性”。要求巫阳的“招魂辞”与“屈原的志趣”相符，那就不符合招魂辞应有的通用性，也不符合巫阳的身份。就像女媭的话、渔夫的话，不必与屈原的“志趣”相符一样。

（三）、《招魂》似乎隐喻屈原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熊任望先生说：“巫阳的招辞，在本质上类似《离骚》中女媭所说的‘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你回来吧，只要你能安于如此这般的生活享受，准行。否则，反郢绝无希望。作者通过巫阳这个人物，提出面对楚国现实‘何去何从’的问题。”[2《楚辞探综》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07]（P229）

屈原在《卜居》中曾经列出了八个正反两方面的选择。《招魂》的“巫阳招辞”招离魂“反郢都故居”；而“乱辞”中的屈原自招，则是“魂兮归来，哀江南！”。魂归地点的不同，似乎隐喻屈原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是放弃美政理想回郢都“复官”享受呢，还是坚持高洁“好修”继续流放受苦？往日与怀王的“君臣相得已一去不复返。既然回郢无望，那只有‘魂兮归来哀江南’了。” [2《楚辞探综》]（P229）熊任望先生的“何去何从”论，为“魂归两地”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

（四）、《招魂》的“乱”：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叙述被流放南征，从鄂渚去沅江上游（溆浦），途经云梦附近，触景生情，引发了回忆：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王逸注曰：“以言尝侍从君猎，今乃放逐，叹而自伤闵也。”[3《楚辞补注》]（P214）

“硃明承夜兮，时不可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想当年“侍从君猎齐千乘”，现如今凄清冷落，只能遥望千里迢迢的故乡，徒然“伤春心”。——呼唤沉浸在蕸想、回忆中的灵魂：回来吧！回到现实中的江南吧！

“云梦田猎”是回忆，不是纪实。首先，从“乱辞”前后文的关联上看，前一小段，“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诗人被流放前往江南，路过云梦；“倚沼畦瀛兮，遥望博。”孤独的站在水边遥望。这时并没有“齐千乘”、“悬火延”的盛大场面。　再看后一段：“硃明承夜兮，时不可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日夜相代，时不淹留。今日的云梦，大路小径都被荒草遮掩了……自己却被流放，孤独的留在江南……。当年“千乘夜猎”，今朝“凄清冷落”，对比何等鲜明。把“乱辞”三小段联系起来看，“云梦田猎”显然是回忆，而不是纪实。

（五）、胡念贻等人的“云梦田猎实写”论，缺少依据，

胡念贻先生说：“‘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分明是实写。……作者写他在初春时，曾和楚王南行打猎，车骑随从甚盛。作者同楚王一道直趋云梦，课第诸臣功绩之先后。楚王曾亲自引弓射兕。” [4《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1984 （P443）

潘啸龙先生说：“可以推断此次射猎惊魂，……大体在《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所揭露的‘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的那一段时期。”[5《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3(3)]（P16）

潘氏所说的《战国策》之文，正可作为“郢都失陷前”不存在“宋玉陪同楚襄云梦田猎”的证据。《庄辛说楚襄王》叙述的是前278年郢都失陷前、后之事。此记与《新序》卷二类同，其内容可信。

据此可以推断：第一，东迁前围绕在楚襄王身边的是“州侯等四宠臣”。其时，即便宋玉已是襄王的小臣，也不可能“同楚王一道直趋云梦，课第诸臣功绩之先后”；这个“陪乘”的位置属“四宠臣”专有。第二，东迁前，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与州侯，夏侯，鄢陵君与寿陵君这些宠臣“驰骋乎云梦之中”。间接说明“襄王迁陈以前的几年”中并无“襄王田猎惊魂而病”之事。假如楚襄王经历过此事，“病好之后也没有情致再去云梦田猎了”。第三，东迁以后楚襄王有所醒悟，摒弃了“州侯等四肖小”；任用庄辛“乃以执圭而授之为阳陵君”[6]。这时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才得以出现在襄王身边。第四，东迁以后，即便有宋玉“侍襄王云梦田猎”，那也不可能再到秦人占领的“江南云梦”去；更不可能在“郢都”为楚襄王招魂。

二、钱钟书等人的“巫阳招魂失败”论

巫阳招魂回郢都故居，与“乱辞”中“魂兮归来哀江南！”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可是把《招魂》，说成是“为楚王招魂”的学者，为了解释“乱辞”中的“魂兮归来哀江南！”，只好把它说成是“楚王離魂未归”、“卧病郢都”，需要再次为他“招魂”。此论不只是说“巫阳招魂”无效，而且宣告了整个“招魂”的失败！这不但与《招魂》的主旨不符，而且，对于巫风盛行、相信上帝鬼神的、战国时代的楚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乱辞”中的“魂兮归来哀江南！”，成了“招楚王魂”论者无法说通的关卡。

（一）、钱钟书先生的“驚魂之離恒幹已自春沮夏”

钱钟书先生曰：『“乃下招曰”至篇末俱为“君王”招魂者之词，《乱》之“吾”，即招者自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乃追究失魂之由……“春”上溯其時，“夢”追勘其地，“與王後先”復儼然如親與其事，使情景逼真。蓋言王今者獵於雲夢，為青兕所懾，遂喪其魂；……接曰:“朱明承夜今，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謂驚魂之離恒幹已自春沮夏，來路欲迷，促其速返故居。故以“魂兮归来”结焉。』[6《管錐編》（第二冊）中华书局，1979]（P632）

潘啸龙先生说：“这一段精辟解说，堪称揭破了《招魂》研究的千古之谜”；是“钱先生之创获”。[7《〈招魂〉研究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4期] （P40）

我们来推敲一下钱氏之“创获”：

1、按钱氏之论：“‘乃下招曰’至篇末俱为‘君王’招魂者之词，《乱》之‘吾’，即招者自称。” ——“乃下招曰”的是“巫阳”，那么，《乱》之“汨吾南征，……与王趋梦”者难道也是“招者”巫阳么？这显然是误判。

2、“惊魂之离恒干已自春沮夏……”也就是说正文中的“招魂者”巫阳“招魂失败了”，故在《乱》中“招魂者（巫阳）”要再次呼唤“魂兮归来”，以“促其速返故居”。——这显然与诗文之意相悖。《招魂》中“巫阳”先成功地将离魂“招入修门”；最后再将入招郢都之离魂，引“反故居”。完成任务后巫阳就退场了。《乱》中的“魂兮归来，哀江南！”与巫阳无关。

3、诗文中“献岁发春”是“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还是“春”，錢氏的“自春沮夏”是从何处得来的呢？

从以上分析可见，錢氏的“巫阳招魂失败”论，经不起推敲，属于“郢书燕说”。

（二）、胡念贻先生：君王从“初春至春深”卧病论

胡念贻先生说：：“初春之时，曾和楚王南行打猎……春深了。皋兰覆径，君王[卧病]不来，路上草都长满了。江南是昔日田猎之地。‘乱辞’专写南行打猎一事．故以‘哀江南’而兼招魂作结。” [4《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1984 （P443）

胡念贻与钱钟书先生都认定：楚王因“射兕丧魂”需要招魂治病。胡先生的从“初春至春深”，“君王[卧病]不来”；与钱先生的“惊魂之离恒干已自春沮夏”类似，都把“乱曰”之“魂兮归来哀江南!”当作巫阳招魂失败、离魂仍然在外游荡，需要再次招唤“魂兮归来”。

（三）、潘啸龙先生的“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淹’，还不见起色。”论

潘啸龙先生说：“襄王由于亲自射兕，受了凶猛青兕的惊吓，从此卧病郢都。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淹’，还不见起色。”； “‘乱曰’的结尾，以最凄怆的语调，发出了‘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长长呼唤。其旨无非在招唤襄王失落梦泽之魂，快快归来。” [7《〈招魂〉研究商榷》]（P40）

1、潘先生的《招魂》梗概：

1）、因为楚襄王荒于淫乐；导致了“猎于云梦，为青兕所慑，遂丧其魂”。

2）、宋玉代楚襄王“请求上帝解除厄难”。

3）、上帝“有好生之德，愿意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遂令“巫阳”为楚襄招魂。

4）、巫阳招魂失败：“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渐’，还不见起色。”

5）、再由宋玉出马：“招唤襄王失落梦泽之魂，快快归来。”

（按：到底有没有把楚襄王“失落梦泽之魂”招回来呢？潘氏没有交代。看来宋玉当无此能力，也就是说《招魂》之“招魂”整个失败了。）

潘氏自述：这是“受到了钱钟书《管锥篇》有关论述的启发”[7]（P40）并有所“发挥”。

2、潘氏的“发挥”——修改了錢氏的几处硬伤：

1）、潘氏意识到《招魂》之“乱”是诗人感情的流露，有别于巫阳招魂。巫阳也不可能“汨吾南征、与王趋梦”。故而把錢氏的“《乱》之‘吾’，即招者（巫阳？）自称。” 改为《乱》之“吾”为宋玉。

2）、再把錢氏“惊魂之离恒干已自春沮夏”，改为襄王“卧病郢都。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渐’，还不见起色。” 潘氏虽然回避了无根据的“自春沮夏”，但是在认定“巫阳招魂无效”这一点上，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因为，从“菉苹齐叶兮，白芷生”；经过云梦田猎的“千乘”和众多徒卒的践踏，路径上不可能再有荒草了，至少要等个把两个月的生长，才可能“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潘氏笔下的“离魂”，虽不是“自春沮夏”，至少也在外游荡了1～2个月。

3）、最后让宋玉“招唤襄王失落梦泽之魂，快快归来。”这就比錢氏走得更远了。巫阳招魂名正言顺。巫阳都失败了！宋玉是什么人，敢接这烫手山芋？难道并非巫岘的小臣宋玉，一句“魂兮归来，哀江南”，就能把“失落梦泽之襄王魂”招回郢都故居吗？

套用潘氏的话来说：「难道巫阳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招入“修门”、“故居”的主人公之魂，不但没有回到“失魂者之恒干”，却让他在“梦泽”长期游荡；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渐’，还不见起色。” 再让小臣宋玉“招唤襄王失落梦泽之魂，快快归来。”这样的解说，岂非连起码的常识、起码的逻辑都不顾了？」[8潘啸龙.《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三、錢氏等人的云梦田猎“楚王丧魂”论

（一）、钱钟书的“为青兕所慑，遂丧其魂”论。

　　钱钟书先生曰：『蓋言王今者獵於雲夢，為青兕所懾，遂喪其魂；《戰國策·楚策一》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事頗相類，然彼“一發”而“殪”兕，此“親發”而“憚”兕，強孱判然。』[6《管錐編》（第二冊）中华书局，1979]（P632）

《楚策一》中楚宣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与《招魂》之“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两者都是记“猎杀兕牛的乐事”，可以互证。钱氏之“为青兕所慑，遂丧其魂”只是一种臆想，并没有可信的内外信息。可见将“惮”，解释为通“殚”，意为“斃”，可能更符合诗文本意。屈原在这里“以乐写悲而愈增其悲”也（王世贞）。

（二）、潘啸龙、赵逵夫先生的“射兕禁忌”论

潘啸龙先生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君王亲发兮惮青兕”一句，正是它点明了襄王得病的缘由：襄王由于亲自射兕，受了凶猛青兕的惊吓，从此卧病郢都。直至“皋兰被径兮斯路淹”，还不见起色。况且按楚人的迷信，兕牛是射不得的，谁要射杀它，“不出三月”必死(见《吕氏春秋·至忠》所记“荆哀王”射猎云梦的传说)。这就更有必要为受惊的襄王招魂了。』[7《<招魂>研究商榷》]（P40）

潘氏在钱钟书楚襄王孱弱“为青兕所慑，遂丧其魂”的基础上，舍去了錢氏“兕牛射得”的观点，采信《吕氏春秋·至忠》所说“兕牛是射不得”的观点。为他的“楚顷襄王云梦田猎失魂”论添加证据。

赵逵夫先生也说：“怀王田猎中因遇到青兕，亲自发箭射之，犯了禁忌，也受了惊吓。” “这种禁忌在楚王、屈原的心理上都有一定影响，但仓卒逢兕，不能不发矢而射之。既罢，诗人撰此文以招楚王之魂。”[9《屈原和他的时代》P330-331]

潘啸龙和赵逵夫先生的“射兕禁忌”论，原自《吕氏春秋》所引的《故纪》。

陈子展先生在1962年写的《招魂試解》中就指出：“第一個發現這個憚字的確詁，……是（清）朱亦棟。他在《羣書札記》十七中说：“考《吕氏春秋·至忠》篇……《故記》曰,殺随兕者不出三月。……”[10《招魂試解》《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華書局1962年8月（P157）]。后来他又在《楚辞直解》中引(清)曹同春纂《楚辞约注》:“惮青兕者，《故纪》之旨也。《故纪》曰：射中青兕者必死。”[11《楚辞直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P357）]

《吕氏春秋·至忠》[12]（P73）记叙的：庄哀王“射随兕，中之”，后来，“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子培之死，与“杀随兕”有关吗？假如真有一个主管此事的凶神恶煞，难道会不分真假，去惩罚冒认者吗？此类怪异之记，不宜作学术论证的依据。

“荊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13《战国策·宋卫》]；《荀子·议兵》：“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兕牛是楚王的猎获对象，楚国每年要猎杀很多兕牛用于制造盾甲。怎么会有“射兕禁忌”呢? 既然是“君王亲发”，就不会害怕射兕，更没有“射兕禁忌”。《战国策·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曰：“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之嗥声若雷霆，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13《战国策》]（P594）楚宣王（前369—340年）“亲射狂兕”，以为乐事。既没有射兕不吉之说，更没有因杀随兕，“‘不出三月’必死”。此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证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并无“射兕禁忌”。

潘先生所说的襄王“受了兇猛青兕的驚嚇，從此臥病郢都”等臆想，并没有可信的内、外证据。把屈原言志之作的抒情诗《招魂》，说成“宋玉为楚襄王招魂”的历史事件。为了牵就“为楚襄王招魂”，必然会遇到很多讲不通的地方。

赵逵夫先生的：楚怀王在“汉北云梦”田猎射青兕，“犯了禁忌，也受了惊吓。”为此屈原“撰此文以招楚王之魂。”之说，更没有任何内外依据。套用赵氏的话来说，这“只是无所依傍的混猜”[8《屈原和他的时代》.P450]。可赵氏还自诩道：“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前在《招魂》解说上的重重迷雾，便全部消除了”！[9《屈原和他的时代》P331]

杨义先生说得好：“君王亲自发箭，射杀了青色大野牛。……借着云梦狩猎的一幕充分地显示着、甚至炫耀着楚人当日的国威军威。而‘与王趋梦兮课后先’，也透露了屈子任左徒，未受谗遭疏而备受信任之时，作为近臣奔走于王车左右的情景。”[14杨义《楚辞诗学·〈招魂〉与〈大招〉的诗学比较》（P595）

四、“与王趋梦”的“梦”在那里？

（一）、“与王趋梦”的“梦”，即《左传》的“江南云梦”。

《招魂》中的关键地名是“梦”和“江南”。这两个地名在很多古籍常见，地望比较确实可靠。“梦”即楚王田猎之“云梦”。“云梦”不只一处，大江南、北皆有，可简称“梦”，亦可简称“云”。（详见拙文《荆楚云梦、洞庭商榷》[15]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91777&highlight=%2Blst）。

《左传·昭公三年》（前539年）有：“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定公四年》（前506年）有：吴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16]

《左传》的“江南之梦”及“入于云中”，都是指“江南云梦”。

《招魂》中有“汩吾南征”，“与王趋梦”和“哀江南”综合来看，其“梦”当与《左传》的“江南之梦”，同为一个“梦”。

刘刚先生把“与王趋梦”之“梦”说成是：“此‘梦’当是其本义泛指草泽的引申用法，即指楚中某泽”[17《宋玉作〈招魂〉说新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 04]似乎与诗文之意不合。

（二）、赵逵夫先生的“汉北云梦”

赵逵夫先生说：“‘与王趋梦’，指由汉北驻地向云梦田猎之地进发。……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流被放汉北……汉水下游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汉川五县地，正是先秦时楚人所谓‘汉北云梦之地’。”[9《屈原和他的时代》P307-308]

《宣公四年》（－605年）：䢵（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䢵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15《左传》] 今云梦县附近确实是䢵子田猎之云梦。但是先秦乃至秦汉各类古籍、文献中，并无此处属汉北的记载。

《史记》所记的“汉北”见《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18《史记》P344]

上庸、汉北相连，都在楚国北部靠近秦国之地（那些原为楚国土地，后被秦人夺去的地方）。上庸在汉水西南，今竹溪、房县一带，再向东北过汉水为汉北，即今襄樊北东一带。　再者“割汉北予秦”的第二年（前279年），秦再向南蚕食楚地。《秦本纪》：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16. P50] 这说明“鄢（今宜城）、邓（今襄樊）”不属汉北。如果按赵氏之说，楚王先割“鄢、邓”东南的“汉北云梦之地”予秦，而把其西北的“鄢、邓”等等大片国土，置于秦人占领区的包围之中，这是不可理解的。

今襄樊北一带称为汉北，有其历史渊源。《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19《尚书》] 按《禹贡》的说法，汉水源头称为漾水，向东流上游称汉水。中游称沧浪水，下游称为三澨水（？）；到达大别山（今汉阳北），向南流入长江。《禹贡》之记正反映出远古时代人们活动范围比较小，一条长河各处名称不同的遗存。《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15《左传》]。楚人长期居住区在雎、漳上游的“荆山”，其北是《禹贡》记为“东流为汉”的一段近东西走向的“古汉水”。故楚人把汉水上游这“古汉水”以北的地区称为汉北。可见汉北之名有其历史渊源。

其实赵逵夫先生在1990年曾经说过：“关于汉北其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汉北，今郧襄之地。’郧襄一带在上庸以东，……襄樊以南至宜城一带称为汉南，则与之隔江相对的‘汉北’应是专指今樊城以北的一片地方。这里是楚与中原南北来往渡汉之处，故有汉北、汉南之称。这个地方在庸以东四百里左右，它在怀王时一直是属于楚国的。”[20《屈原未放汉北说质疑与被放汉北新证》《中国文学研究》1990.3]（P23）可惜，赵先生为了迁就“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官”的臆断，放弃了这个观点。

　　赵逵夫先生所说的“汉水下游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汉川……‘汉北云梦之地’”，应当是楚人所称的“汉东”。《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三十五年）斗伯比对武王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由于从襄樊到潜江这一段汉水近南北走向，人们习惯地把分布其东的，以随为首的周代诸侯称为“汉东诸姬、汉东诸国”。

　　赵逵夫先生还以作于汉北的《思美人》还写到“江夏”为由，说：“如果汉北其地在今襄樊以北，则诗人便不可能‘遵江夏而娱忧’。所以说，这是屈原被放之处汉北其地在汉水下游北面的又一证明。” [8《屈原和他的时代》] 这就更没有说服力了。首先，《思美人》之“遵江夏而娱忧”是遐想中的表白，不能证明屈原身处其地。其次，即便是实指“江夏”，也与“汉北”无关。例如《哀郢》有“遵江夏以流亡”，难道郢都也在“汉北”附近吗？

赵逵夫先生所谓的“汉北云梦之地”,“脱离了战国时楚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心理语言习惯等的实际”，脱离了楚国的历史，属于没有依据的自说自话。与《史记》所记的“汉北”，《左传》所记“汉东”相抵牾。

五、“路贯庐江”问题

对“庐江”的理解涉及《招魂》作者，招谁，创作年代，及屈原身世、行踪等问题。只是分歧一直很大。例如：

王逸《楚辞章句》注：“贯，出也。庐江、长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庐江，过历长薄。长薄在江北，时东行，故言左也。”

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前汉·地理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即现今安徽东南青弋江。

王夫之说：“襄汉之间有中庐水，疑即此水。”（今湖北宜城县北）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歌史》曰：“《招魂》乱辞里讲到楚王到庐江打猎。庐江在今安徽（一说江西），所以这篇大概作于前二四一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其作者便不可能是屈原了”，而只能是宋玉。”

郭沫若《今昔蒲剑》中，引谭其骧之说：“所谓庐江在今湖北宜城县北，其地在《汉志》为中庐县。” 在《屈原赋今译》中，将该句译为：“路过庐江在长薄西。”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提出：“庐”为“芦”的通假字，认为所谓“庐江”或即长江初生芦苇之时。林先生认为：“长薄”为一片长的丛林。

朱东润《〈离骚〉以外“屈赋”》，说：“云梦在湖北南部，庐江在安徽中南部，假如所招是屈原之魂，从江陵到云梦，无须经过庐江”。

……

“路贯庐江”之解。

“路”，车行道。周代可容乘车三轨的最大车行道为“路”。

『据《周官》记载，路有五等：小路为“径”，只能容牛马；大一些的为“畛”，可容大车行走；大路为“涂”，可容乘车一轨；再大的为“道”，可容乘车二轨；最大的为“路”，可容乘车三轨。所称一轨，注为八尺。……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邮传制度的建立。在主要交通要道上，每隔相当距离，即置邮或传舍。分别备有遽（用车）、驿（用马）、徒（步行）……“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驲就是驿站专用的车，不乘兵车而乘坐驿车，这是为了出其不意，击败敌人。』[21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第九章第二节“古代陆路交通”]——屈原或许就是乘驿站的驲车“南征”的吧？

陈子展先生《楚辞直解》译“路贯庐江”为：“路程穿过庐江啊”。文怀沙先生译为“我的行程穿过了庐江”。把“路贯”解释为“路程穿过”并不融通。还有人把此处的“路”解释为“路车”也不一定合适。此处的“路”，或许可与其后的“斯路渐”相呼应。前有“路”，后有“斯路”。这“斯路渐”之“路”，无论如何是不能译为“行程”、“路程”；更不能解释为“路车”。可见“路”当指车马大道。

“贯”，连通、穿过。

此处当译为“连通、贯通”。若把“贯”，理解为“穿过”——“大路穿过庐江”。恐怕屈原时代尚不能建造能容车马通行的跨江之桥，“过江”需要“济（渡）”或“梁（浮桥）”。

“庐、江”

前人的注释，往往把“庐”与“江”合称为“庐江”。但是，先秦文献中，水名多单称並不綴以“江”字，合称也多称为“×水”、“×川”，称“×江”者少见。（当然不是绝对的，《鄂君啟舟節》中有一例：“入泸江，適爰陵。”）

《招魂》中的“路贯庐江”，其“庐”、“江”是两处，还是指“庐江”一处，难以定论。再从“庐”字的结构上看，也不一定是水名。“庐”《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如果把它看作是“十里有庐”之“庐”，也未尝不可。也许“庐”为地名或水名。但“庐”在何处，现今难以坐实。试想，秦代若大一个洞庭郡，在“里耶秦简”发现之前，任何史册、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现在要想把《楚辞》作品中的小地名，准确的落实是多么困难。若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后代著作中的“庐江”，作“拉郎配”多半没有说服力。

对词、句的考订不能脱离对作品通篇的理解以及对屈原思想的把握。即便“庐江”是战国时代之水名，也必须与诗中“汩吾南征”、“与王趋梦”、“哀江南”等联系起来考虑。这样的话“庐江”当离云梦不远，与安徽等处的庐江无关。周秉高先生说：“‘庐江’是在屈原被迁涉江南行路上，云梦附近，而决非安徽、襄汉或别的什么地方。”[22周秉高《〈招魂〉写作时地新探》P15]可备一说。

“江”，一般指长江。这里的“江”和第三小段“湛湛江水”之“江”也可能是指同一条江，如果是，则可能指长江，亦可能指“湘”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路贯庐、江”，可译为：“大路连通‘庐’和‘江’”。——大路只能到达“江”边，不能“穿过”江。

　　注释：

[1]熊人宽《答对“屈原自招”的驳难》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6231

[2]熊任望《楚辞探综》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07（P229）

[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P214）

[4]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M].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11月

[5]潘啸龙《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学遗产》2003,(3)：P7-16.

[6]钱钟书《管錐編》（第二冊）中华书局，1979]（P632）

[7]潘啸龙《〈招魂〉研究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4期] P35-43.

[8] 潘啸龙《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J].云梦学刊,2006,(5)：P27-31.

[9]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10]陈子展《招魂試解》《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華書局1962年8月（P157）]。

[11]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P357）

[12]《吕氏春秋·至忠》]（P73）

[13]何建章《白话战国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2：《楚一》（P594）

[14]杨义《楚辞诗学·〈招魂〉与〈大招〉的诗学比较》（P595）

[15]熊人宽《荆楚云梦、洞庭商榷》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91777&highlight=%2Blst

[16]《左传》

[17]刘刚《宋玉作〈招魂〉说新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 04

[18]《史记》

[19]《尚书》

[20] 赵逵夫《屈原未放汉北说质疑与被放汉北新证》《中国文学研究》1990.03 (P19-25)

[21]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第九章第二节“古代陆路交通”。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考》《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01期P34）

[22]周秉高《〈招魂〉写作时地新探》《职大学刊》1994年第2期P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