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录学看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以子部为例
一、 《汉志》到《隋志》：子部书目的从无到有
两汉时期目录学著作中并无子部概念。《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类，并且总结了诸子的学术源流：“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这是班固对先秦时期诸子治学的回顾与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为实现政治抱负纷纷著书立说，游说于各诸侯之间，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状况，各家学术此消彼长，本无优劣之分，但是班固在排序时，显然是将儒家放在首位，班固在诸子各家序言中多次直接引用孔子的言论为论据评说诸子，如《汉志》农家类小序：“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悖论上下之序。”这反映出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到汉代儒学独尊的学术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诸子略的排序和诸子学术的评价所产生的影响。此时的“诸子略”仅仅指先秦诸子学派的书目。
　　西晋荀勖《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乙部著录有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五类书籍；诸子书籍和兵家、术数等应用技术类书籍合并成为了一个部类，构成了以后历代目录中子部的主要内容。荀勖的这一分类法，反映出自汉代之后诸子之学走向衰微、兵书数量也日渐萎缩的学术现状。但是从排序上来看，此时的子学类书籍仍是在是史学类书籍之前的。自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中经新簿》乙、丙两部对换，子书的地位再次下降，此后经史子集的排序地位渐渐确立 。
　　阮孝绪的《七录》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分佛法录、仙道录。《七录》在前代书目基础之上进行了创新，子部与兵部再次合成一类。又将《汉志》方技略中的房中、神仙两类书籍归入仙道录，这样一来医经、经方两类就不足单独为录，因此与术数书籍组合在一起称之为术技录。
    《隋书·经籍志》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名的四部分类法，其子部分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把《汉志》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四类的内容合并为一类，确立了子部的名称。较《汉志》多出了“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几个方面，少了“阴阳家”一类。《隋志》将《汉志》中“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原属于数术方技类的书目归于子部，说明这一类的书籍发展缓慢，较其他部类的社会关注度小，不再足以单独分为一类。另外，“阴阳家”从《隋志》的子部中消失。 “阴阳家”主要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汉初时“阴阳家”还存在。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阴阳家”的思想内容逐渐融人到儒家思想体系中，且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消失了，所以在《隋志》中看不到它的存在。《隋志》的分类奠定了后世目录分类的基础，其子部的划分构建了后世子部分类的基本框架。
　　总结：自《汉志》到《隋志》，子学类书籍在书目分类上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具体的书目内容却由最初的“九流十家”，衍变为了包含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诸多部类在内的庞杂的学术门类，由诸子式的分类转向子部分类。这背后的学术发展背景：一方面是诸子学走向衰微，书籍减少。另外一个现象也不容忽视：四部分类法确立之后，经、史、子、集有了大体明确的界限，经学类、史学类以及集部的著作都是日渐增多，体系走向完备，汉武帝时期儒学思想正统地位确立，魏晋后虽受到了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但总体上儒学还是占据主导地位，解经和治儒学的书籍大量的增加。史学著作体裁也走向完善，史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次，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佛教兴盛。但原属于《汉志》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偏向于应用类的书籍在分类上却因种属概念不清，而归属何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子部虽然种属概念明确，汉代之后，失去了诸子学失去了成长环境，书籍数量增长缓慢，因此这两类书走向合并也就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一粗略合并的做法，也为后世将部新增或归属不明确的书籍归入子部或集部埋下了祸根。
　　二、《隋志》到《总目》：子部书目的调整
　　自《隋志》开始，“子部”的名称确立之后，各个朝代的官修书目根据学术发展的现状，对子部进行了调整和细化。
　　《隋志》子部下共设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
　　《旧唐志》在子部下设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事类、经脉、医术十七类。《旧唐志》将类书从子部杂家类中抽出单列为“事类”类，佛教、道教书籍也被抽出单独归类；兵类分作兵书和杂艺两类。
　　《崇文总目》北宋仁宗时编修。子部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书、类书、算术、道书、医书、卜逛、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释书、艺术二十类。改事类为类书，天文为天文占书，杂艺为艺术；分历算为历数、算术，五行类为五行、卜灵；并经脉、医术为医书；另将附于道家的佛教、道教书籍抽出，独立设为释书、道书。
　　南宋私家藏书编目之风盛行，私修书目成为主导。私修书目对子部分类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遂初堂书目》“四家入杂”，新增谱录类，整合数术家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恢复阴阳家类。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既有学术门类发生变动的现实基础，也代表了书目编纂者的个人意愿。
　　《总目》是清乾隆时期的一部大型官修书目，该目充分吸取前代诸家书目之长，又别有创制，为我国古代图书目录编修的里程碑。《总目》将古今图书分为四部，四部之下分四十四类，个别类下又细分若干属，部下设十四类，有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其中个别类目下又设属，共计二十五属。
　　概括而言：自《隋志》到《总目》，子部各书目的变动情况不一，儒家因为一直占据着官方学术的地位，因而最为稳固，地位变动较小。法家，主要著录先秦法家著作和后世断案之书。法家类在《千顷堂书目》和《明志》中已经并入杂家类中，馆臣认为其对治世有益，“兼资法戒，……於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故在《总目》中将其恢复。
　　兵家、医方、术数等因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实用性也是地位变动较小。道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位与儒家并列，但是进入明清之后变动较大，《明志》将之列于子部倒数第二位，《总目》将其列于子部最后，四库馆臣所说：“道家类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道家最终因为掺杂过多宗教色彩而被排到子部之末。名家类 墨家类 纵横家类，在《总目》中均失去了独立成类的资格，或归入子部杂家类，或被踢出子部，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自汉代儒家地位占据主导之后，诸子学说也就失去了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成长空间被挤压殆尽。
　　除此之外，杂家类是《总目》子部中收录书籍最为繁杂，界限最为不明的一类。《总目》在实际分类之时仅并了名、墨、纵横三家入杂家。杂家类下设六属：杂学属，立说者，主要包括有名、墨、纵横、杂四家衰微诸子的作品；杂考属，辩证者，对书籍进行考证的著作都可归此属，如《白虎通义》；杂说属，议论兼叙述者，多为后世笔记体著作，如《梦溪笔谈》；杂品属，品鉴者，品鉴书画、琴剑、金石、文具类的书籍，如《洞天清录》；杂纂属，摘抄者，摘抄古书编为一书，如《意林》、《说郛》；杂编属，合编者，主要为丛书，如《少室山笔丛》。杂家类界限的划分�嵶钗�不明，书籍的归属多受编目者个人喜好所影响，爱之就将其归于儒家类，弃之就推之杂家类中。��
　　最后，相较于《汉志》和《隋志》，《总目》子部还新增加了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个类别，代表了《隋志》之后学术发展的成果。
三、 由子部的分类变化所反映出的学术现象
1、 诸子之学走向没落
　　子学类书籍起初由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而产生，但是在汉代之后都渐渐走向了没落的局面，这些在图书分类中都有一定的表现，仅以儒家为例，宋以后的儒家主要收录濂、洛、关、闽学派并及陆王心学，学派之间党同伐异、门户纷争，儒学甚至成为了立身扬名乃至邀功请禄的工具，已经背离了儒家的原始思想宗旨。《总目》在总结儒学的学术脉络时曾指出：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己，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阙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
　　四库馆臣认为儒学纷争的起源始于王通，但是自汉代儒家一尊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儒家就已经与士人的政治追求紧密联系起来。所以至宋至清，儒家这种变质的出现，是与儒家学说的政治优势地位及入世功利色彩有必然联系的。儒家外的其他诸家，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微局面，上文已有举例。
2、 类书地位变动频繁
　　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类书一般认为是《皇览》一书，荀勖在《新薄》中将其并于丙部史书类。由于该书已经亡佚，其具体内容不可见，因此归于史学类书籍的原因已经不可知。后世类书数量逐渐增多，私修类书也大量涌现，至隋时类书数量巳薪为大观。《隋志》子部杂家类中就著录类书约有二十余种，其在书目中的隶属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史部转入子部。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兴起，一些专门汇集诗词或典章制度的书籍方便了士子备考，因此也促进了类书的兴起。仅以《北堂书钞》为例，该书下设十九部，罗列文字训诂、包括经史杂传、涉及典章制度，汇编各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类书的内容山包海汇，旁征博引，囊括古今，渐渐脱离了史学的性质，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类书会被归入子部杂家类。可以说，这是类书自身学术性质发生变化的结果。到了《旧唐书·经籍志》，出现了“事类”这一小类，类书脱离杂家走向独立，《崇文总目》又更名为类书类，正式确立了其分类名称。此后的官修书目中，类书一直单独作为子部的一类。而这背后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社会需求，如科举制的影响，士子们无论是应考还是干谒、交友，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人们希望从类书中积累大量的词藻和典故，因此对类书需求增加，许多文人也以修类书为荣。其次，君主的提倡，彰显治世、标榜功业的需要，这一点只要体现在官修类书方面，如唐代欧阳询编纂《艺文类聚》，宋代编纂《太平御览》都是出于统治者敕旨编纂的。最此外，国家统一时期所奠定的丰厚的物质基础是保障。
3、杂家类走向了驳杂的一面
　　杂家本事先秦诸子之一，融合儒墨名法等各个学派，《汉志》中杂家居第八位，著录著作二十部，也是单独的一类：“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偏、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而到了《隋志》，杂家类著录先秦杂家著作四部，类书和佛教、道教书籍也被归入其中，渐渐走向驳杂，已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学术面貌。《隋志》对杂家的界定是：“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汉志》认为杂家起源于议官，《隋志》则认为起源于史官，古代的史官之职务包括星象、占卜、历法等。因此与祸福相关的佛教典籍，以及叙事类、传记类等书籍也就理当是“众家”之一家，被堂而皇之的被纳入了杂家类。而这背后的原因前文已有提及，即后世分类时，子学类书籍与应用类书籍混合，造成了子部分类概念不明确，包容性增强，后世新出现的无可归类的书籍大多被归入杂家类。《总目》又在杂家类下分六属，其中杂学属主要收录先秦诸子典籍，其余五属收录后世无可归类之书，杂家所收书籍进一步变的驳杂，以至于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杂家从先秦时期博采众家之长的独立学说逐步演变成为无多不包的杂家类，这背后的原因，既有杂家在起源之初就融汇各家，涉及多种知识门类的因素，也有诸子类图书不断亡佚、后世图书分类方法持续调整的因素，经、史、集的学术地位稳固，在图书分类中一直都占据着主导，而子学及子部书籍无力与之抗衡，后世新产生的书籍在归类上只得暂归子部。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是四部分类法定型之后日益凸显出来的局限性，所以也有诸多的学者曾尝试突破四部分类法。
4、 小说类走向繁荣
　　《汉志》著录九流十家，小说家不被认识是主流学术，且小道不可观：“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隋志》小说类中，已经可以看到许多被后人目为传记、志人、谐谑小说的作品，如《世说新语》等，而且经历了六朝的变化之后，小说类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学术上的地位也提高了，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隋志·子部》序中与小说与儒、道一起被列为“圣王之教”，《隋志》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可以看出，《隋志》小说类序中有意识地删除了《汉志》所谓“盖出于稗官”和“是以君子弗为也”，不再以《汉志》贬低小说的姿态对所录小说加以评价。《新唐志》编撰时，大量小说意味更强的志怪作品开始从史部迁入子部小说类，“小说”一步步向着今天的含义靠拢。《总目》小说类位于子部类书类之后,释家类之前。总目在子部总序中对小说类的定义及编排次序进行了说明：“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说明总目对小说的定义囿于传统观念,又回到了班固所认为的“稗官野史”之类，将小说当作是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总目》将小说类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个部分，但是出于正统意识的局限，四库馆臣除在小说类“异闻之属”录有部分传奇集外，多数单篇传奇小说、白话小说仍被排斥拒收，再次反映了小说一直被官方排斥的政治现实，《总目》固守传统,对白话小说的繁荣视而不见,“惟猥鄙荒诞,从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可以看出，小说最初作为史学思想的末流，与史部及子部诸家都有着深刻关联。但随着学术史的发展，尤其是小说观念中文学性元素逐渐得到认可，小说与史之间的界限逐步分明，成为子部的一个类目，尽管《总目》在著录上刻意排斥，但是仍不可否认小说走向繁荣的事实。
四、 总结
　　诸子学术是一定时代的特殊产物，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走向衰微，诸子略不得不顺应学术发展趋势与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合并为子部，确立了子部分类的主体框架，自《隋志》到《总目》，子部类目不断细化，子部中类目也一直调整，最终形成了一门驳杂的学术门类。这背后的原因既有书目编纂者的个人因素，也有学术发展的现实原因。学术的发展与社会治乱、文化传统都紧密联系。科举的实施，士子们以诗赋应举，促进了类书数量的增长，使其于五代独立成类; 在传统学术思想的笼罩之下，四库馆臣排斥白话小说，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这都反映在了子部书目的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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