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录学看学术思想史的发展
一、“经”的名称及种类概念的确定。
　　“经”，作为汉字，最早出现于铜器铭，表示编织物的纵线。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也。从系，巠声”。目前能见到的“经”最典籍的解释，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相关的文献记载如《管子·戒》：“泽其四经”。《荀子·劝学》“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诏天下郡国立学官，从此儒家经学取代了先秦诸子之学以及汉初黄老之学，以封建正统思想的身份居于当时文化学术领域的独尊地位，由对这些经典的解说、阐发经义而持续推动了经学的繁荣，皮锡瑞将西汉初至西汉宣帝间称作“经学昌明时代”。（见皮锡瑞著《经学历史》）
　　从目录学角度来看，刘歆著《七略》，以“六艺略”来命名“经典”，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共记载图书103家，3123篇，并对《六经》、《论语》、《孝经》及小学在汉代的传承源流作了梳理。
　　《汉书·艺文志》沿袭了刘歆的命名及分类方法：“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共记录“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一十二篇”。
　　晋荀勖《中经新簿》称为“甲部”。《隋书·艺文志序》：“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祕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其甲部即是继承了《七略》、《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是后世经部的雏形。
　　梁阮孝绪称“经典录”。其自叙分类的宗旨是“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可以看出，对于“经目”的命名与分类，阮孝绪继承了王俭的分类方法。而且已经需要对这类书籍进行重新命名与分类，这说明了自汉代至南北朝，经学作为官学被确立后，经部书籍的急剧增长。据《随书·艺文志序》记载了隋之前各个朝代书目的编纂以及收录情况：
　　（1）刘歆《七略》，三万三千九十卷。
　　（2）荀勖《中经新簿》，两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3）宋元嘉年间，谢灵运《四部目录》，收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4）齐永明年间，谢朏《四部书目》，收一万八千一十卷。
　　（5）梁阮孝绪《七录》，收书六二百八十八种，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卷。
　　隋之前的书目有经战火焚毁，但相比较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文献，书目数量及种类已经相当庞大。目录书的编纂以及对于部类的分类，是建立在现有的书目文献基础之上的，经部书目发展也可以由此窥见。
　　《隋书·艺文志》才正式命名为“经部”。透过《隋书·经籍志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的记载，仍是可以看到甲乙丙丁这种分类方法存在的痕迹。但《隋志》实际采用的是阮孝绪《七录》的分类方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种。自此之后“经部”作为“经史子集”的一部分，种类概念确定了下来，并为历代所沿袭。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修，在种类以及各大类的划分上都是以沿袭为主，变动较少。
　　新、旧《唐书·艺文志》虽然仍以“甲部经录”命名，但对于经、史、子、集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划分，《新唐书·艺文志》：“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经学典籍的命名，经历了由“六艺略”“甲部”“经部”这条变化线索，虽只是描述了经部的变化，但是反应出的是我国图书分类方法的演变过程。
　　历来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的创立归于荀勖，因为其明言“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等内容，但是《中经新簿》只有甲乙丙丁之号，而无经史子集之名。而且只有大类的划分，没有小类的名称，种类范畴不明确，至《随书·艺文志》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四部分类法才走向了完善。其大略可概括如下：
　　汉代《七略》《汉志》可看作是六分法；《中经新簿》采用的是甲乙丙丁的四分法；王俭《七志》及阮孝绪《七录》采用七分法；《隋志》采用的是四部分类法，此后虽有各类书籍的涌现，偶有打破这种分类方式，但是四部分类法一直延续下来。而且经部一直占据首位，“经部”最为一个类别，其种属概念演变以及确立，反映的是我国图书分类方法的逐渐成熟。
　　
　　
二、经部的发展与演变
　　1、由《论语》、《孝经》入经看儒家经学正统地位的形成
　　自刘歆《七略》始，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终把经学书目列于第一目录位置，这体现了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中的核心地位。
　　《论语》、《孝经》自刘向开始，入《六艺略》，与六经地位同列，尤懋《遂初堂书目》将《孝经》、《孟子》附入《论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论语》、《孟子》合称“论孟”。《明史·艺文志》将《论语》入四书。
　　《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在汉代之前并不是儒家的专利，诸子各家都把六经奉为上古经典，其学术界的地位不容置疑。《庄子·天下》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经学从以一确立起来，就把儒学学派奉为经学的正宗解说者，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地位受到了尊崇，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孝经》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自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的地位一直是与《春秋》、《诗》、《书》等相当的。《论语》被看做是《五经》的总传记，后世虽有《孟子》加入，但是其经学地位自汉代之后也一直少有变动。尊孔、尊儒的思想在《汉书·艺文志》的大小序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汉志》总是以六经为首，《易》为五经之源，以儒家的价值观来衡量各学说的优劣长短，并大量引用孔子的言语。《论语》、《孝经》与六经同列，反应的是儒家经学占据了独尊的地位，而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是儒家，汉初黄老之学也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自汉武帝之后就变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结合古今学者的观点，以下两点原因是共识性观点：
（1）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
（2）汉代新儒学汲取了上古三代学术与先秦诸子之学的长处，在知识形态以及社会价值观念上，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支撑。
只此解释远不足以概括儒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此处只就通识性原因作出概括。
　　2、谶纬书在学术史上的存亡。
　　纬书，自王俭《七录》将其列入“技术录”，开始单独成为一类。《隋书·经籍志》正式将其归入经部，《古今书录》及《旧唐书·艺文志》称为“图纬”。自宋至清，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外，其余皆将其剔除。
　　谶基本上都是神学迷信，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秦朝时期一些方术之士就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纬是相对与经书而言，是伴随着儒家经学独尊的过程产生的，应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谶纬作为两汉之际的特殊学术现象，是儒学经学的神学化发展，大量吸收了当时今文经学的思想营养，由于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信奉而盛极一时，如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与天下”，并制定了官方的谶纬定本系统。两汉之际谶纬类的图书虽多，但是《汉书·艺文志》并没有相关著录。而且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但是并不见《汉志》收录，深究其原因，参考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书，可以作如下解释：
（1）历代经籍志虽然以博大简称，但是所收录的并非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书目，都存在着一定的未收书。
（2）《汉志》主要是在刘歆《七略》所构筑的框架基础上撰写的，多沿袭而少创新。且纬书起源较晚，《七略》未见，故《汉志》也未能将其单独分为一类。
（3）国家法定且有专官典守的书目，不纳入校雠的范畴、《汉书·艺文志序》如淳注：“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说明当时的部分书籍是不示人的，班固亦不得见。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不见著录的原因，应当属此原因。
　　自宋至清，谶纬类图书不见历代艺文志收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汉代之后图书遭到禁毁，谶纬学消亡。《隋书·经籍志·谶纬序》曰：“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踰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宋史·真宗纪》：“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谶纬类书籍遭到了历代官方的禁毁，故而隋之后不见官修书目的纪录。谶纬学在兴起之初就充斥着对王朝兴衰、政权更迭的预言，在政权动荡时代，往往为人所利用，因此遭到官方禁毁亦是情理之中。
　　3、经解类书籍的出现
　　经解类书目，《汉志》附于《孝经》之后，《隋书·经籍志》以《五经总义》附于《论语》之后，《古今书录》及《旧唐书·艺文志》将其单独列为一类，除宋代《崇文总目》及《遂初堂书目》未收，其余官修及私修书目皆将其列为经部的一部分。《明史·艺文志》称作“诸经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作“五经总义类”。五经总义，即综合讨论五经意义的著作。这类书籍起源于汉代。汉代经学在发展过程中，因为所据文献以及师承的不同，对于同一部经典形成了不同的解读，官方及学术领域都有统一异议的要求。经过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及许慎、郑玄两位经学大家的辩论，形成了《五经异义》及《驳许慎五经异义》、《白虎通义》等文献。汉代以后，经学成为儒家思想传承的基本载体，解经学成为儒学延续的基本方式，历代围绕着什么是经、如何理解经，以及如何解经，形成了众多的文献。如唐太宗时期，孔颖达等人奉敕编写《五经正义》，为五经的注释理解提供了官方版本。由此可知，经解类书籍是始终伴随着经学的发展而产生的， 故而历代官修及私修书目都理所应当的将其归为为经学的一部分。
　　4、宋代四书的出现
　　如上文所述，尤懋《遂初堂书目》将《孝经》、《孟子》附入《论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论语》、《孟子》合称“论孟”。《明史·艺文志》将《论语》、《孟子》入四书。可以看到，《论语》的经学地位不曾变动。自宋始，《孟子》由子部升入经部。宋代王安石为《孟子》作注，并将其纳入科举考试的科目。由此，《孟子》成为一部与《论语》同等地位的官定儒家书目。至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已经将《孟子》一书与《论语》并列。而《大学》、《中庸》两篇也被宋人视为圣人之言，从《礼记》中凸显出来，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言“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序：“《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由此可以看出，在宋代四书都通过不同的路径成为了儒家经典，朱熹《四书集注》的出现并非是理学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宋代以四书学为中心的经典诠释体系正式形成，四书学成为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的重心。其背后反应的大背景是宋代汉学向宋学的转型。
　　
　　5、小学类的发展与演变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附于《六艺略》，且《尔雅》、《小尔雅》、古今字归入孝经类；自梁阮孝绪《七录》将小学单独列为一类；《古今书录》及《旧唐书·艺文志》将其分为小学与训诂两部分；尤懋《遂初堂书目》又将其分为文字和声韵两部分。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部分。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叙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有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为尚书御史。”《汉志》所论，皆为文字方面的内容，其所收小学类文献中即为《史籀》《八体六技》《仓颉篇》等书目，而且此时《尔雅》不归小学，而归《孝经》。
　　《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叙亦对小学类的学术发展作出的简要的概括：
　　说者以为书之所起，著于朱帛谓之书。十岁入小学，二十而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
　　该叙对《汉书·艺文志》的传统有继承和发展，相比较于《汉志》小学类只收录文字方面的书目，《隋志》所收集的小学类文献则涉及到了声、韵、义，训诂、书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体势之下附有西域胡书，完全反映出了自汉代至隋朝小学的发展面貌：受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自南北朝之后，音韵成为小学的一部分，尤其是沈约“四声八病”说的提出，促使诗歌走向声律化，音韵被纳入文人学习的范畴。
　　《新唐书·艺文志》收录小学类著作凡六十九家，一百零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小学类归为经部，无小叙，收录的书籍较为庞杂，除训诂、音韵、字书等，兼顾书法、书势、笔墨法等论书法的文献，并且收雅书。
　　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叙云：“《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
　　至清代时期，小学的发展已经极为博大、繁芜，《四库全书》辨析了小学类文献的发展源流，叙述了小学类各类书籍的著录、发展、传承、增删、分类、及整合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标准，如其所述，主要分为三类：《尔雅》以下训诂类，《说文》以下字书类，《广韵》以下为韵书类。这样既照顾到学术的传承流变，又考虑到具体书籍的内容、形式，凸显出其在经部文献中的学术地位。
　　根据汉代至清代小学类书目的变化，可以看出汉代的小学书目主要是有关经学的字书，以识字为主；隋朝至唐宋时期，出现了音韵、训诂、书法等各方面的书籍，如沈约的《四声谱》等书，小学的范畴极为扩大。清代则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整合发展成果，结合具体学术发展状况划定新的标准，并重新分类整理。
三、总结
　　通过历代官修及私修书目对经部的著录情况，可以窥探经部的发展脉络。自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之学，自此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学类书目也一直是书目文献中的第一大类，虽有有经学内部的调整和变化，但是总的趋势是持续的增多，并且伴随着图书分类方法的成熟，经部范畴在《隋书·经籍志》之后确定了下来。《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的变动较小。谶纬类书籍因与王朝政权联系过于紧密，从而遭到禁毁，变动最大。《论语》、《孟子》，自宋代成为四书之一，变成官方科举考试书目。小学及五经总义类，作为经学发展的产物，其门类逐渐增多，由最初的字书发展为涵盖音、义、形的大的门类。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 (唐)魏徵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3]（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5]（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
　　[6]（清）皮锡瑞著. 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张立文主编，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