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集部看学术思想史的发展
一、集部的从无到有
　　刘歆所著《七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国性综合目录,其中专门设立“诗赋略”一类。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继承其体例，将所收录文献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汉志》诗赋略分5小类: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凡106家1318篇。诗赋略中最后一类是歌诗,4小类都是赋,但《汉志》中的赋又并不单纯包含颂、骚等多种文体,一方面说明作为主导文学的汉赋繁荣兴盛的事实,也反映出汉人对各类文体概念的辨别还处于相对模糊的意识状态中。其中一个旁证就是，六艺略中有《诗》，专收《诗经》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诗、赋等却没有被归于“六艺略”中的《诗》之下。阮孝绪在《七录序》中也曾注意到这种现象：“《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诗赋略”单独列为一类,反映的是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作品须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其立类是文学地位提高的明证。而这背后繁荣的原因，是帝王文化背景下文学的发展，如宁老师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一文中提到的，秦汉以后，国家进入中央集权的统一时代，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成为士人向帝王献媚，以歌功颂德和彰显帝国气象为主要功能的宫廷文学局面。以辞赋为例，在汉代的表现就是，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辞赋成为歌功颂德的重要手段，使诗赋的数量增多。这种风气促进了诗赋文学的发展，是班固单独设立“诗赋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走向自觉,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兴盛,各种文体因现实的需要而日渐齐备。古籍目录中的集部也在作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如，《中经新簿》与《元帝四部书目》，分甲乙丙丁四类，其中丁类内部分为诗赋、图赞、汲冢书三小类。从内容上看，丁类的内容比《汉志》诗赋略多了图赞、汲冢书。《七志》、《七录》分别采用七分法与五分法，设置文翰志与文集录。阮孝叙在《七录》的序言中说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 在唐代释道宣的《广弘明集》中所保存的《七录序》中可以看到《七录》大致情况，其“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王俭在《七志》中设置文翰志，说明诗赋之外的文体的到了充分的发展，作品增多，诗赋之名已经不再适用。阮孝叙改文翰为文集则是因为集更具有概括性，是对所有文词的概括。在这里可以看出，“集”的概念在逐渐形成。
　　《隋书·经籍志》在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已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的基础上, 删去“杂文，正式设立“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 554 部、6622 卷,通计亡书合1146 部、13390 卷, 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奠定了以后目录分类中集部的基础。唐末两代官修、史志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承其体例, 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宋史 艺文志》集部的分类,在楚辞、别集、总集三类之后,又加文史一类,所著录是诗文评、史评之类的典籍;《明史 艺文志》改用断代著录,只收明代人的著作,其集部的分类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籍目录编撰体例的集大成者,其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
　  结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集部从无到有的发展脉络：先后经历了从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集这样一个渐进而复杂的过程。从开始以最具体的“诗赋”到“集”的历史嬗变,其间真实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也代表了文学客观发展的历史现实。
二、集部的发展——兼论集部与经、史、子的互动
　　1、文学类书籍的独立成类
　　先秦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作为古代典籍的一部分，与经学、子学类书籍互相包容、渗透，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文体面貌。子部方面，《七略》以“诗赋”名称,将先秦至西汉时期主要的文学作品楚辞、诗、赋就都包括在内,却没有文。许多优秀的先秦诸子散文、小说,被收到诸子略中，而不归文学类。 经学方面，以文学与《诗经》的关系为例，《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就其体例而言，应归入集部总集。但在无论是在集部成类前，还是成类后，都是被看做是经学著作，而不是文学类著作，如《汉志》将之归入六艺略，《隋志》之后将之归入经部。这反映出秦汉时期文学依附于帝王文化、为统治者服务的正统顾念。先秦儒家重视《诗经》的社会作用,主张利用诗乐来教化人民,达到维护封建道德的目的。儒家自身就强调《诗》的美刺作用,用诗歌对政治现实进行颂扬与批评,并强调温厚宛转、委婉含蓄的风格,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尊严。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代表儒家思想的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儒家诗教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刘歆、班固对诗赋的看法与其对《诗经》的看法基本一致,承袭并发展自孔子以来儒家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无论是辞赋还是乐府,都应该与《诗经》的宗旨一脉相承。正是基于这种看法,至汉代时,诗赋还只是《诗经》的附庸,没有独立的文学概念,文学只是统治阶级施行教化的工具,处于附庸、从属的地位。这是秦汉时期“文学”与“经”互动下的文学发展状况。
　　汉末之后儒学走向衰颓，经学日益走向繁琐僵化，社会动乱阻止了士人以明经获取利禄的途径。加之佛教与道教兴起,儒家思想的统治大为削弱,思想界出现了宽松活跃的局面。士人文化逐渐取代了帝王文化，反映到文学领域,表现出文学开始觉醒、逐渐摆脱经学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谢安及其家族。此外，代表这一时期士人文学的几种重要文体也得到了发展，集部中的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大类目中文体逐步成熟并趋向理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繁荣，促进了古籍目录中的“文学”类图书的相应变化，“文翰志”、“文集录”这种小类的出现就是文学类书籍发展的结果。至唐朝初年，魏徵、长孙无忌等奉敕修撰《隋书》，作《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把诗赋作品（含部分文论、诏令）单独归为一个大类，集部名称确立，文学类作品最终由依附于经部而单独成类。
　　2、楚辞类的发展
　　此处将要讨论的“楚辞”单指目录学著录中的图书分类名称，非指文学体裁，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汉志》无楚辞类，其作品收录于诗赋略下“屈原之赋”类，有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贾谊赋、枚乘赋、司马相如赋、刘向赋、王褒赋等，共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楚辞与赋,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但汉代人习惯于辞赋并称,把楚辞与赋混为一谈,诗赋略中著录的屈原作品名称就是“屈原赋”,与“枚乘赋”、“司马相如赋”等收在一类。到六朝时期的学者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除了《诠赋》篇之外,还另有《辨骚》一篇。萧统在《文选》中,把“赋”与“骚”分为两门。《隋志》于集部立楚辞一门,说明六朝以人们对“楚辞”与“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的认识,愈加明确。
　　而楚辞作为目录中的一个部类，最早见于梁阮孝绪的《七录》，其文集录著录“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将楚辞类列于集部之首，此后历代史部书目中相沿袭，楚辞类著作都是单独作为集部的一小类，少有变动。相比《隋志》，唐代史志的楚辞类不仅没有新增书目，反而少了皇甫遵《参解楚辞》、诸葛氏《楚辞音》及未著撰者的《楚辞音》。这种不著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在唐代已亡佚，并且此期的《楚辞》研究趋向中落。至《崇文总目》，楚辞类文献仅收录了1部:《楚辞》17 卷，把它放在总集类中，反映出编撰者把楚辞类文献当作最早的总集这样一种思想。楚辞作为一个小类并入了总集类。
　　自宋到明代，也部分私家书目将楚辞归入总集，但是内容性质上变动较小，至《四库全书总目》，其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楚辞虽然所收载的文献数量较少，依然保存了作为一个小类的单独存在状态，对此，《总目》在《楚辞类序》中解释道：
　　  《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按照四库馆臣的说法，楚辞类书籍自汉魏之后，不与其他文体相融合，因此才能够保持其作为文学性小类的独立性。此外，《总目》在序中分别对刘向以后各个时代楚辞类的整理、研究作出了全面的总结。
　　总结：楚辞类书籍自成书以后，由于受到不同时代社会、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各种史志目录中的不同评价。这些评价为我们了解一部文学著作的流变过程、不同时代的文学观点、文学思潮提供了基本线索。
　　3、别集类的发展
　　“别集类”至《隋志》方得以正式确立，其序曰：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隋志》认为，别集的源流起于汉代，并且总结了别集兴盛的原因，即“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隋志》认为文人将诗文结集，一方面是瞻仰前人风采，一方面是宣扬自身文名，所言有一定的道理。
　　从《后汉书》提供的史料来看,东汉期间,已出现了自觉编纂文集的事实,如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苍传》载:宪王苍卒后,“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这是由朝廷诏告而编成的别集。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编纂别集的事例,但就总的态势来看,当时编的别集数量不多,《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以及卷五十九《张衡传》、卷六十下《蔡邕传》等著名文人的传记中,均言其作有诗、赋、碑、诔等若干篇,而未云有别集,也未见使用“集”和“别集”之类的名称。这说明当时别集编纂的行为并未普及，只是个案。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走向自觉，文人作品增多，编纂别集的作法才渐渐普及，而且文人有借文章求名的心理，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一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的盛行，家族文学时代传承，别集编纂成为一时风潮，《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载：“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这些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增多，为别集类的产生奠定了文献基础。在《隋志》集部中,第一次明确设有“别集”类。“别集”类共437部,4381卷,注云:“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别集自“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开始至隋“著作郎《王胄集》十卷”,其中有不少的别集,特别是楚、汉时期的别集,主要当是南朝和隋代编纂的。至明清时期，别集继续沿袭这种编纂方式，虽然有小的细类的变动，如内容上，乾嘉考据学成为别集的一部分，但是总体分类上是无太多变化的。《总目》别集类以时代排序，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清代六个时间段。东汉以来文人别集的复杂情况，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品质不佳或不受重视的别集散佚情况严重，《总目》别集类中，东汉至魏晋时期保留下来的别集，都属于在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如鲍照、谢灵运、陶渊明等，与《隋志》相比，著录更为丰富。
　　4、“总集”类的发展
　　阮孝绪《七录》最早设立“总集”类的目录著作，其序文和目录保存在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 三中，收录总集部共16 种 64 帙 649 卷，别集部，768 种 858 帙 6 497 卷，杂文部，273 种451 帙 3 587 卷，总集虽然远远少于别集部和杂文部，但是已经明确地作为一种独立的门类而存在了。至《隋志》，将“杂文部”归入“总集部”中，共收录图书“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也包含了刘勰《文心雕龙》、李充《翰林论》、钟嵘《诗评》等文史类文献。至《崇文总目》首先在总集之外设立了文史类，收录诗文评类文献，从而把原属于总集类的诗文评文献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部类; 另外去除了楚辞类，楚辞类文献仅收录了 1 部:《楚辞》17 卷，把它放在总集类中，反映出编撰者把楚辞类文献当作最早的总集这样一种思想。再则，总集类列于集部之首，这种排序方式直接表现出《崇文总目》对总集类的重视。尤袤《遂初堂书目》集部分 5 类: 别集类、章奏类、总集类、文史类、乐曲类，章奏类首次从总集类中离析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楚辞类则包含于总集类中，除去 7 部楚辞类文献，《遂初堂书目》总集类共著录 110 部总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在总集之外又设立了楚辞类、诗文评类，收录楚辞类文献和诗文评类文献，在史部设立诏令奏议类，专门收录章奏类文献，从而使得总集类著录的内容再次回归到纯一。另外，《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不再按照文类、诗类分别著录，而是按照朝代顺序分为 5 个小部分，一个朝代内的诗总集、文总集再按时间先后进行排序，这样的排序方式虽然打乱了诗、文两个系统总集类的发展脉络，但是却保证了一个时期之内总集类发展的原始风貌，也有一定可取之处。一方面纠正了明代总集类过于细化、过于杂乱的弊端，使总集类的分类和内容稳定下来，同时其分类方法为后来很多目录著作所取法，从而逐渐结束了以往繁杂不一、见人见智的复杂局面。
　　5、诗文评类著作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和成就,产生了一些专门论文学之作,如:曹巫《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怨《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等等，这时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进入自觉时期，但是此时并未单独成类，《隋志》中，诗文评类著作归于“总集”类，如“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李充《翰林论》三卷、刘僻《文心雕龙》十卷、钟嵘《诗评》三卷，姚蔡《文章始》一卷。另外,子部“杂家”类著录有王充《论衡》二十九卷、葛洪《抱
朴子·外篇》三十卷。而曹王《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不见著录。当时的史志目录撰者已开始注意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独特性,但认识不明确，因而没有单列一类，分散在集部或子部之中。至《新唐书·艺文志》，集部虽依旧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 但是“总集”类之末另行有文曰:“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至此,史志目录中正式出现了“文史”类名,不过尚未独立成为集部一大类,仍在“总集”类之末,只是已开始区别对待。《新唐书·艺文志》不仅始立“文史”类名,认识到文学理论与批评之作与其他总集性质的不同,而且著录的范围扩大,数量增多,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文创作的兴盛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以“文史”来命名文学批评理论著作，说明这类书尚在演化，当诗文评与史评仍杂合一处,文史不分。明焦阂所撰《国史经籍志》集部分为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六类。所设类目、类数与前代史志目录大为不同,已将“文史”类更名为“诗文评”类,将史评从中析出,进一步明确了此类收录范围,足见撰者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充分认识和重视。《清史稿·艺文志》其集部分为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和词曲;史评单立一类归入史部第十六类，诗文评和词曲类分为二。词曲类单独成类，反映出市民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尽管如此，但《三言》《二拍》《金瓶梅》《西游记》等文学价值极高的作品仍不被纳入史志目录，文化上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士人手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沿袭《清史稿》分类方法，录书八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四卷。并且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变迁: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今人王重民曾分析了文学批评类书籍造明清之后的发展流变云:“唐宋目录中的文史类,明清又区分为史评类与诗文评类,指历史与文艺的批评书籍。”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类著作在唐宋文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脱离了史的痕迹，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的书籍，其发展线索是先后经历了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词曲这么一个由驳杂到纯粹的过程。
　　集部与经部、子部、史部的互动主要缘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文化体系。在集部与经史子三者的关系方面，《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既是文学作品也是经学著作。《诗经》追求委婉含蓄、美刺的传统一直都是评价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之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被列入子部，而没有列入集部《隋志》，以及集部中出现“文史”类，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与史评类归为一起，王充《论衡》二十九卷、葛洪《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而又归于子部杂家类，说明集部在于起源之初与其他三部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三、集部分类所蕴含的文体意识发展脉络
　　从汉到清，集部的发展经历了从帝王文化到士人文化，再到市民文化的转变，而随着创作主体的不同，文体与文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汉代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依附于经学与政治，具有政教实用化色彩，偏重实用性。此时的文学创作主体主要是围绕在权力中心的精英文人，他们与政治的关涉度极高。如，司马相如本为梁王文学群体中的一员，后以《子虚》《上林》二赋见幸于武帝，《汉志》又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由淮南王刘安门下作家群体创作。而且文体众多，如赋体文学的蔚为壮观，汉乐府诗的确立，五言诗的产生，七言诗的萌芽等。但是此时的文体分类意思尚不明确，《汉志》“诗赋略”只分赋和歌诗两种文体，如楚辞与赋混为一谈等现象。
　　 魏晋六朝时期，文学逐渐脱离了政治的附庸开始更注重自身的审美，世家大族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激增，而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又导致文人开始对文学理论进行探索，进而对文体进行细 致分类，如萧统的《文选》对文体进行了区分，分为赋、诗、骚、七、诏、策、令等三十八类。说明这一时期文学走向自觉，诗、文、赋等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同文体的作品大量以“集”的形式出现。
　　至隋唐时期文体的分类意识成为一种自由自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隋唐时期文学作品表现领域的不断扩大，表现技巧的日益丰富，文章体裁的进一步发展，新文体的不断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倾向，隋唐文体的分类意识才发展为自由自觉的。刘善经承接曹丕、陆机的文体论，在其《四声旨归》中有《论体》这篇文章中谈到了颂、论、铭、赞、诗、赋、诏、檄、表、启、箴、诔这十二种文体。《隋志》的“集部”总序有言：“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又言：“时移治乱，文体迁变。”这里明确指出了文体变迁的原因及各类文体的作用，局限就是这里的文体划分都是对于“古者”而言的，对于今之文体的划分则主要体现在集部所收入的作品中，《隋志》“集部”共收入十七种文体，这种文体分类的繁密正是对前代文体分类的进一步提升，是文体分类意识的自觉，也是文体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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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商务印书馆.2011.
[5]袁济喜，从集部形态看文学观念在中国，中国文化研究.2012.
[6]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J].中原文化研究,201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