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目演变与中国经学思想发展

经目是梳理经学史最为清晰的线索。因此，自宋代开始就有学者整理历代经目的演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当为南宋中后期王应麟在《玉海·总经解》中的讨论：

《记》之《经解》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经之名。《庄子·天运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经先王之陈迹,实昉乎此。太史公《滑稽传》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学配五常,而《论语》《孝经》并记于《六艺略》中。自时厥后，或曰五经，或曰六经，或曰七经，至唐贞观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褚遂良称为九经库,九经之名又昉乎此。其后明经取士,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毅》为小经,所谓九经也。

“九经”,是经学史的自然演变过程,是经典范围不断调整的过程。明清之后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一调整,演变的过程随着“十三经”的最终确立而最终完成，“十三经”的确立也就意味着经学格局的最终形成。“六经”到“十三经”,是经学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如清代陈兆仑《经解》：

六经者,《易》《诗》《书》礼》《乐》《春秋》也。董子所谓“六艺之系，孔子之术”者是也。五经者,《乐经》亡也。汉武置五经博士,其始事矣。七经者《诗》《书》、三《礼》《公羊春秋》《论语》也。九经者，五经、《周礼》《仪礼》《孝经》《论语》也。十一经者,《书》《诗》、三《礼》《春秋》《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书也。十三经者，《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也。其名亦世为进退，而迄宋始定焉。

在这一过程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疑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官修经目及其演变综观七部官修史志目录，可见历代经部从编写体例来说，相对稳定。《汉书》虽无艺文志，但《六艺略》所收书目基本与后世目录著作经部同，可以看作是经目目录的雏形。《隋书·经籍志》在确当四分的目录分法的主导地位中起着决定作用，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可以看作是中国经学体系的最后定型。

以六部官修史志和《总目》中的经类为例，经部目次变化如下：

《汉志·六艺略》列九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志》经部十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旧唐志》经部十二：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经解》《诂训》《小学》

《新唐志》经部十一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经解》《小学》

《宋志》经部十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解》《小学》

《明志》经部十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

《总目》经部十个大类：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其中《礼》类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个小类，小学类则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个小类。

下面简述《汉志》《隋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具体收书情况。


（一）《汉书·艺文志》

自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颂武帝对经学的推崇之后，武帝尊儒被视为经学史的开端。《汉书·艺文志》作为“经”权威地位确立后的官修经目，其草创作用自不必多言。但是《汉书·艺文志》并非班固独创，而是在刘向、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志》所著录图书总量较《古今书最》所纪《七略》之书38种，603家，13219卷，减少七家，增加50卷。这应当是班固根据《七略》考录兰台藏书之后掌握丰富的图书目录资料的结果。

从收书情况来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录九类书，一般都有经、传、说解和章句四大部分。在“经”一部分中，除易、乐与小学不不涉及此问题，其他都出现了今古文经并行不悖的现象，具体如下：书一类中，既有伏生口授，大小夏侯所传的今文经，也有“出孔子壁中”的古文经；诗一类中，既有立于官学的齐鲁韩三家诗，又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礼一类中，既有出鲁淹中和孔壁的古文本，也有高堂生所传的今文本；春秋一类中，既有《左传》所附的《春秋古经》，也有《公羊》、《穀梁》所附的今文经；论语一类中，既有“出孔子壁”的古论语，又有今文本的《齐论语》和《鲁论语》；孝经一类中，既有“出孔子壁”的古孝经，又有长江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所传的今文本。在《汉志》中，班固没有对于今古文经做过多主观上的评论，只是简要介绍了其发展源流以及他们之间在篇目数量上的不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汉志》中的“小学”一类，“十家、四十五篇”。《史籀》十五篇为秦大篆字书，《八体八技》为字体书，《苍颉》为秦小篆字书，《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苍颉传》为汉隶字书，其余三种为班固新增字书。西汉初年的文字教学承袭秦制只教授篆书，《汉志》中汉隶字书的增加反映了东汉以来古文经学大兴，今古合流的大趋势。

东汉到西晋的政府藏书目录是在刘向、刘歆的成规下继续进行的。东汉和三国虽然屡次校书，但没有编成完整的系统目录。西晋编成了《晋中经簿》，在分类和著录上都做了适当的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好的一部官修目录。它整理了东汉、三国300年间积累的十几万卷藏书中整理出来，对于隋唐经学目录乃至于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二）《隋书·经籍志》

入隋后,朝廷制度主要继承自北齐,但同时也受到南朝的影响,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来看,隋代经目大抵如下：


《周易》: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尚书》: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


《毛诗》: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


三《礼》:唯郑注立于国学。


《春秋》: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毅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孝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


《论语》: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

《隋志》是《汉志》体例的基础上，综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编纂而成，隋文帝、唐太宗都非常重视经、史对治国安邦的作用，当时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经学家，如颜师古、孔颖达等。此时的今文经学早已随东汉的灭亡而衰亡了，古文经学在综合今文经学后，到唐代首先出现了九经的说法，唐文宗时在九经的基础上形成了十二经，即“三传”、“三礼”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可见唐代对于经学的重视。《隋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汉志》古文经学的学术背景一脉相承，将经单列一类，这一方面体现了整个社会对经的重视，另一方面，六经发展为十二经，再沿用“六艺”的说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以“经部”统列用于十二经，收录相关书籍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最后且最巨大的一部官修目录。序言与前二者相比，继续保留了对学术历史的叙述，阐述了从汉代至魏晋、宋代、明代清初的学术历程，同时增加了学术评论的内容。如：“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又在具体的作品提要中，特别注重对该作品的评论。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一部目录学著作，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评论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每部在录著作皆有提要，对比《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录著作后的介绍，内容更加丰富，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作者的介绍更加详实，翔集史料，具考证之风。如“《周易口诀义》•六卷（永乐大典本）唐史徵撰。《崇文总目》曰：“河南史徵，不详何代人。”晁公武《读书志》曰：“田氏以为魏郑公撰，误。”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三朝史志有其书，非唐则五代人。”避讳作证字。《宋史•艺文志》又作“史文徽”，盖以徽徵二字相近而讹。别本作“史之徵”，则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讹耳。今定为史徵，从《永乐大典》。定为唐人，从朱彝尊《经义考》也。（2）增加了对著作的内容考辨，并涉及著作的流传及接受研究。如“《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条即用很长的文字阐述该书的形成并流传情况：“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後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炭凭偬踔疲�《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於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於《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後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3）增加了对著作内容的评论。如录宋苏辙的《孟子解》时，评其书云：“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为强饰於外，皆未免驳杂。盖瑕瑜互见之书也。然较其晚年著述纯入佛老者，则谨严多矣。”又评宋陈详道的《论语全解》：“於‘《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污谓之污，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俱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证。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文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以其间徵引详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无论其评论公允与否，皆是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体现。

四库全书总目》采用四部分类法，分别为经、史、子、集。就经部而言，又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与《隋书•经籍志》相比，具体有一下变化，（1）谶纬类已经被剔除，只略附几本于《易》类之后。（2）《论语》不再单独为类，新添《四书》和《五经总义》两类。（3）录有大量的“存目”。

“存目”即不收录其著作入库，只保留的书目，其取舍标准主要是是否符合封建统治思想。另，各类著作中又有些微变化：（1）《诗经》类出现与传统解诗不同路数的著作，主要研究《诗经》中的地理名物等。如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钱澄之《田间诗学》、清毛奇龄的《续诗传鸟名》。（2）将《大学》、《中庸》移出《礼》类入《四书》类。（注《千顷堂书目》此二者仍入礼类）（3）《春秋类著作中，单独研究《左传》的著作相对《隋书•经籍志》已减少，仅有14部（不计存目）。而《春秋繁露》则仅居附录。另出现《春秋》地理考据类著作，如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4）《小学》类中，音韵学著作大增。

二、经目变化

（一）《易》群经之首地位的确立

《易》多为占卜之词，然而历来深受尊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将其列为书之首目。《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乃哲思之原典、占卜之全书，故无论是在中国哲学史还是文学史皆有着极高的地位。在秦始皇焚书时，由于李斯认为它是卜巫之书而得以幸存，由于它起源最早，有伏羲画八卦之说，故位列“五经”之首。刘向、刘歆以《易经》讲变化，认为它是六艺之源，列为《七略》之首。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对对此岂能不知晓，故将其列为全书之首，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它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同时多次引用该书，尽在《汉书艺文志》中多达五次。班固的这种将《易》列为篇目之首的安排为《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所继承。

《隋书经籍志》亦将《易》列为全书之首，这是对《汉书艺文志》的继承，亦是对《易》地位的认可，与《汉书艺文志》相比较来看，它对《易》的收录更为丰赡，共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若计亡书则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同时对《易》的流变状况梳理的更为系统，以时间为线索，阐述了从伏羲氏创画八卦至隋代之间《易》的流变，勾画了《易》的传授脉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样亦将《易》列为全书之首，对《易》的书目收录较之《汉志》及《隋志》则更为丰赡，共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六十一卷，另有存目三百七十一部、二千四百卷，由此可见，收录之详密前所未有，《四库全书》编撰者对《易》定性，力图纠正世人对该书的错误认识，它寓于卜筮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强调其实用的价值。《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易》劝诫意味浓厚“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要而言之，《四库全书》编撰者从多方面肯定了《易》的价值和地位。

此三书尊崇《易》固然由《易》的价值因素所在，然而同时亦体现了中国学术思维之传承，班固列将《易》为《汉书艺文志》之首目，《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提要》袭而承之。


（二）《孝经》地位的上升

《汉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志》中孝经类（其中亦包括《尔雅》等文献）被置于论语类之后，《隋志》经部中却被提前，可见到了《隋志》时期，从统治阶层到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孝道。《隋志》云：“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可见，《孝经》不仅仅是人行为道德、伦理规范，统治者更把它当作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法宝。至于其出处，郑玄在《六艺论》中总结道“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而《总目》中认为“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秦汉之际才成书，假托孔子所作，足以说明其重要地位，孝经类又被提升至春秋类之后，位于第六位，可见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发展，孝经类被重视程度也逐渐提升。

（三）纬书的变迁

纬书不见于《汉志》，到《隋志》才有著录。对于纬书的起源，凡有三说：作于孔子说、起于哀平说以及起于嬴秦说。第一种说法当然是伪托之说，《隋志》即已有所怀疑；荀悦《申鉴》、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孔颖达《尚书正义》主第二种说法；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持第三种看法。

作于孔子说

《隋书·经籍志》:“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合前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含神雾》,《孝经》《钩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则《隋书》已疑孔子作纬是伪托之言。《文心雕龙·正纬》篇更说纬谶之伪凡四。他说:“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接摘干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箓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这话很能有条理的指出谶纬的伪托。

起于哀平说

荀悦《申鉴·俗嫌》篇说：“世称纬书仲尼所作,臣叔父爽辨之,盖发其伪也。其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孔颖达《尚书·洪范正义》：“纬候之书,不知谁作；通人讨核,谓伪起哀平。”按荀悦生于东汉末年(公元—四八——二〇九年)已不能确定纬书的起源;其所谓“起于中兴之前”,也不过是推测之辞。

起于赢秦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经总义类附录《古微书》下说:“考刘向《七略》，不著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至,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征见，皆谶纬之说也。《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又本书易类附录《易》纬下说：““此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结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放不能托诸孔子。”按本说略名取实，以为纬书起于秦、汉之际，见解固高一层；但我们追溯起来,纬书实和春秋战国以前的阴阳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纬书发源于古代的阴阳家、起于嬴秦，出于西汉哀平，而大兴于东汉。

关于纬书的变迁，大约纬书盛于两汉,衰于隋唐：到了前清，因辑佚学兴盛，纬书又大略可考。汉至隋唐，《隋书·经籍志》可以视为记载纬书最为全面的史料：“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含神雾》,《孝经》(钩命决》、《授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都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隋)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伐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诚纬相纱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隋志》纬谶类,著录十三部,合九十二卷：其中纯粹纬书，计：《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诗》纬十八卷，《礼》纬三卷，《乐》纬三卷，《春秋灾异》五卷,《孝经钩命决》六卷,《孝经摄神契》七卷；共八部,六十三卷。到《旧唐书·艺文志》，许宋均注《易》纬九卷、《诗》纬十卷、《礼》纬三卷、《乐》纬三卷，《春秋》纬三十八卷、《论语》纬十卷、《孝经》纬五卷，郑玄注《书》纬三卷，《诗》纬三卷：共二家,九部、八十四卷。按隋、唐志，除《礼》《乐》纬外，其余与《后汉书》注及王说互有异同。这或者由于卷数分合及书籍散长的关系,现在因为“书缺有间”,也不能详细考核了。到了赵宋,纬书散亡殆尽,而仅存《易》纬。王应麟《困学纪闻》说：“隋焚其书,今唯《易》纬存焉。正义多引谶纬,欧阳公(修)欲取九经之萌,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感乱,然后经义纯一。其言不果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微书》下亦云:“宋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制子,欲于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说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经正义》,始尽削除。”可见纬书的残缺,宋儒的排斥也不无关系。又当时所存《易》纬,于六种外,又有《乾坤凿度》(或称《坤凿度》)及《乾元序制记》二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坤凿度》不见于隋、唐志及《崇文总目》,始载于元祐田氏书目,当是宋人依托。《乾元序制记》不见于《后汉书》注七纬,盖出于李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以《乾元序制记》为后世术士所附益。清张惠言《易纬略义》也以为“《乾坤凿度》,伪书也,不足论。《乾元序制记》,宋人钞撮者为之。”大盖二书后出,实在可疑之列。

明明孙毅杂采旧文,成《古微书》三十六卷,这是辑纬之始。《古微书》本分四部:一曰《焚微》,辑秦以前逸书;二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三曰《阙微》,征皇古七十二代之文;四曰《删微》,辑两汉纬谶。前三书不传,仅传《删微》,所以独被《古微书》之名,其实不过其中的一种。所采凡《尚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大部分是纬书。但此书不过得其大概,不免有遗漏或杜撰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它说:“以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恰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余条,少者数十条。今所得完本校之,毂不过粗存粳概。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余条，少者数十条。毂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传》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

清初，除《古微书》所辑外，纬书传世的，仅有《乾凿度》《乾坤凿度》二种。乾隆时，才于《永乐大典》中辑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书。后来辑佚之风大盛,甘泉黄奭于《汉学堂丛书》中辑纬谶十一类、五十五种,其中关于纯粹纬书,凡七类,计《易》类六、《书》类四、《诗》类三、《礼》类三、《乐》类二、《春秋》类十三、《孝经》类三,共三十四种。历城马国翰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纬书类四十种,其中关于纯粹纬书,凡《尚书》纬五、《诗》纬三、《礼》纬三《乐》纬三、《春秋》纬十三、《孝经》纬二,共二十九种。侯官赵在翰辑《七纬》,于《易》纬八种外,辑《书》纬五、（诗》纬三、《礼》纬三、《乐》纬三《春秋》纬十三《孝经》纬二,共二十九卷,加(易》纬、叙录、叙目,为三十八卷,较他书更为详尽。同时《齐诗》学专家陈乔枞以为赵书于“《诗》纬佚文仍多遗漏;且以孔氏《诗正义》语墀入《泛历枢》中,亦失之疏”,于是另辑《诗》纬四种,加以考订,成《诗纬集证》四卷。于是残缺的纬书大略可考。

所以，纬书在经目之中昙花一现，始于《隋志》，在新旧《唐志》中沿袭，而后从经部经目中消失，将其援入“易类”末尾，其原因在“易”后序说得很清楚：“又杂以河、图、代姓纪及策辞、政典之类，浅陋尤甚……伪中之伪，益不足辨矣。”又，“然伪本既托于三《易》，不可复附书类中，姑从《易》纬之例，附其目于诸家《易》说之末。”撰者认为谶纬书籍为“伪书之拙”，“伪中之伪，益不足辨矣”。这种对谶纬的轻视态度，与清时考据、朴学等学术风气关系莫大。


（四）《乐》类地位下降

《乐》在经部典籍中颇为特别，孔子编订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独《乐经》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关于《乐经》何时何地、因何亡佚，历代学者有不少说法。有的认为亡于秦火，有的则认为《乐经》本就不存在，还有的认为《周礼•春官》中的“大司农”章即儒家所传《乐经》。无论事实如何，从早期的文献资料来看，乐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孔子对于乐十分重视，在论语中提到“乐”多达40余次，并且说过：“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充分肯定了乐在礼教中的作用。因此《汉志》在排列次序时将乐排在第5位，紧随在诗、礼之后；《隋志》也将其排在第五位，同样与诗、礼毗邻；之后的《宋志》、《明志》莫不如此。乍看之下，乐的地位似乎一直很稳定，但如果仔细审视这个排名，就会发现其名不副实之处。历代目录编纂者们其实并未真正对乐经形成重视，这从各类目录中乐类的小序中就可以看出。但凡谈到乐，目录学家们永远将其作用并列于诗、礼之后，这正说明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惯性思维的因袭。可以说，乐从一开始就未能形成完全的独立地位，随着目录学分类的成熟，其地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

《乐》地位的下降，除了本身独立性不强之外，尚有其他因素。这一点其实在《汉志》中已经有所论述。《汉志》乐类序曰：“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通其义”。这段话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正如颜师古在此处注曰：“眇，细也。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寥寥数语，道出了古乐所以早亡的原因之一。六艺之中，其它都因有文字记载而得以流传，而乐由于重在演习与口授，所以很难用文字形式保存下来。这一点从历代目录中乐类典籍的数量也可以得到印证。《汉志》中“共有乐六家,一百六十五篇”；《隋志》载乐类:“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四库总目》载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存目“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于经部其它门类相比，乐类的数量增长实在有限。这说明了乐类不但没能得到发展，已有的典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存，其在经部的地位早已名不副实。其二，所谓“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通其义”，说明古乐失去了其流行性，被变化了的新声所取代了。《礼记•乐记》曾记载魏文侯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可见在周代末期，古乐已失去了其崇高的地位。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都以自己的流行乐曲替代了古乐，因此与古乐相关的音乐著作自然会被逐渐湮没，其在目录中地位的下降也是必然结果。

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长期以来诗、礼、乐三者并举的传统思维定势，自《汉志》到《明志》的作者们都并未改动其位置。到了清代编纂《四库总目》时，这种现象终于引起了目录学家的重视。《四库总目》乐类小序中提到：“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來，兼陈雅俗，艳歌侧調，並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这段话的含义大略可分为三层：其一，《乐经》本就不存在，只是因为具有一定教育意义才留在经部，其本应属于“艺术”类。其二，自汉以来，一些记载俗乐、艳歌的书籍亦进入了经部乐类，“悖理伤教”，与经部的崇高地位严重不符。其三，为了纠正这种现象，需将那些“讴歌末计、弦管繁声”的书籍从经部剔除出去，“辨律吕、明雅乐”者虽可留在经部，但经部的地位已不能与诗、礼并列，甚至也不能与五经、四书相提并论，只能排在小学之前。乐类在目录书中地位的变化，体现了目录学者们思想的逐渐成熟，以及目录学的逐渐完善。


（五）《尔雅》由《孝经》至《论语》归于《小学》

“六艺略”的排序正是采用了古文经学的排序方法，自然其下的小类排序体现的也就是古文经学的思想。因此，注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家对于《尔雅》当然要倍加推崇，在目录中给予其“经”的待遇。

到《隋志》中，《尔雅》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不再排在孝经后，而改列在论语类中。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尔雅》地位变化的结果，而是《论语》地位下降和《孝经》地位上升导致的。汉代以来就奉行“以孝治天下”，而唐代也非常重视这一方针，唐玄宗甚至两次为《孝经》作注，这就大大提升了《孝经》的地位。而相较而言，提倡积极进取、参与政治的《论语》就不太适应时代风潮了。因此，《尔雅》也就顺应排在了成为新的最后一部儒家经典——《论语》之后了。

但是，不管是附于孝经类或论语类，都不符合《尔雅》的学术特征。到《四库》中重新将其列入小学类，才算正本清源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尔雅》地位的下降，因为它曾被列入十三经，但最后还是还原到解经的工具书。这大概是因为唐宋新增加的诸经又需要统一经文、经义，所以《尔雅》释经功能又受到重视。但十三经的格局形成后，《尔雅》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四库》才能从真正学术的角度将其归回小学中去。


（六）《孟子》由子而经

《孟子正义》位于《总目》“四书”类首位，《汉志》把它归在《诸子略》的“儒家类”《隋志》始将其列入“子部”。《新唐志》丙部子录，“儒家类”载相关《孟子》著作。这些表明《孟子》相关著作，本属“子书”而不是“经典”。然而《孟子》位列“经部”与宋代孟子学术的被接受以及地位遽然提高有很大关系。据宋《礼部韵略》载，元祐中即以《论语》、《孟子》试士可见当时已尊为经。宋人尊孟始于王安石，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科举改革，《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诗》、《书》、《易》、《周礼》一经，兼以《论语》、《孟子》”。这是《孟子》首次与《论语》并称为“兼经”，成为科举取士科目的记录。孟子首次受到官方封爵是在北宋的元丰六年（1083），诏封“邹国公”。据《总目》所载“孟子”科存书，宋前唯有汉赵岐作《孟子正义》十四卷。而宋人治《孟子》现象蔚为大观。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亦列其中。以后朱熹精心撰成《四书集注》，《孟子》又成为其中之一。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正式从目录学上把《孟子》由“子”升入经部。孟子则于元朝至顺元年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自《孟子》升格为“经”以后，“十三经”结集也得以完成，其标志就是从南宋开始合刻《十三经注疏》。《孟子》的经学地位自宋代得以确立以后，《孟子》作为《四书》之一成为后世研习学问的必读书目。


三、小结

（一）经部概念的演变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尽管经学典籍在古籍目录中的地位一直稳固，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学思想不断聚散流变，目录学家对经学的看法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也影响着经部的收书情况。

先秦时期，政治板荡，诸侯角力，诸子勃兴，百家争鸣，正如《七略·诸子略》大序中说的那样：“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百家争鸣中的诸子学派有各自不同的社会根源，代表着社会变革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各个学派的思想也相互影响、渗透，在对立论战中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在争鸣中相助相长、相辅相成。此时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四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能够被诸侯采纳，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没有形成独尊地位。

秦汉时期，国家一统，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权建立，随着统治者的需要，儒家思想逐步凸显，最终取代其他诸子而独立为一尊，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其内部派系纷争也在萌生发展，一直影响着后世经学的发展流变。西汉初期，崇尚黄老之学，儒者不被重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经学地位还不及道家。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的这种观点反映了汉初人们普遍的思想倾向。距司马氏一百多年后的汉武帝时期，开始尊崇儒学，其原因可引用《汉书·艺文志》儒家小序作为说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儒家六艺与政治统治紧密关联在一起。

到了魏晋南北朝，此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复杂起来，经学受到冲击，进入低潮。此外，佛教也于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至魏晋南北朝时逐渐兴盛。道家自魏晋以来呈上升趋势，道家著作多起来，但多限于对老、庄作传注义疏，借老庄以发挥玄学思想，但是社会主流应该还是尊崇儒家经典的，如《七录·序》所说：“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

隋唐时期，唐代经师孔颖达、陆德明走义疏之径，延续魏晋南北朝时古文经学之余绪，另外如啖助、赵匡、陆淳等则开宋学怀疑精神端绪。《隋书·经籍志》反映了这一思想动态：“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此时“经”已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被封建统治者定为正统的“经典”。它已成为封建文化的主体，位列封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伦理道德教条，代表着封建皇权的基本思想观念。

到了宋时，理学兴起，这是继汉代经学之后经学发展史上第二个思想高潮。宋代诸儒借经学而论理学，结果造成不是所谓的“尊德性”趋向禅释，便是所谓的“道问学”流于空疏，发展至元、明时渐趋衰微。在古籍目录经部中也得到回应。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在其经部语孟类小序中就认为：

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

清代前期，因为宋明理学流于虚妄而衰微，加上清朝高压文化政策的压迫，于是东汉古文经学便乘之而复兴。清代三百年学术思想，便被汉学思潮独占，对清代学术思想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经目具有对内的整合性与对外的排他性

无论是官方经目制度还是士人的经目学说，都是基于特定的经学思想，为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或学术理念而提出的。因此就经目内部而言，经典的选择以及所尊师学的选择，必然基于某一共同的政治或学术理念，这成为经目整合性的基础。这种整合性又使它具有排他性，对于经目以外的经典或师学而言，如果不符合整合性的要求，就很难进入经目之中。如东汉初期光武帝重定经目主要体现今学身份与纬学色彩。榖梁及左氏《春秋》屡次提出的经目增补要求都被驳回；王安石熙宁变法中所确立的经目以《论语》和《孟子》为兼经，这是《孟子》第一次进人经目,也是《孝经》首次未能与《论语》并置。因此,自北宋中期始,便有士人主张将《孝经》补入兼经之中。但是,兼经作为经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有其整合性,北宋经目的基本整合性因素，是以义理之学为核心,具体到《论》孟》这一兼经组合,就是心性论和理学化,由于《孝经》未能经过宋儒的阐释进入其心性论的体系,因此终北、南二宋,它始终未得入兼经之列,即使在元初至元年间的国子学经目中短暂获置,但在随后的皇庆二年科举定制中,仍不免再度遭废。与此相反,在宋代之前地位并不尊显的《中庸》《大学》二篇,却因为宋儒的性理化阐释,分别成为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基础,并由此与《论语》《孟子》二书紧密地结合起来,被共尊为“四书”,到南宋时期,“四书”虽未为兼经,但四者密不可分之势,已不可逆转,而随着元代至元年间制度的重定,《中庸》《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人兼经之目,并长期与《论》《孟》并列。《孝经》以及《尔雅》这样的经典未能进入宋元兼经,《中庸》(大学》则最终补入兼经,正是经目内部整合性以及对外排斥性的典型体现。


（三）经目与经学史发展的双向互动

经目的演变是前一时期经学史发展的结果，同时，经目在确定之后又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经学史的发展。

经目作为经学史的一部分,其形成,变迁、增减显然都是经学史发展的结果。例如东汉后期以来,今学的程式化和谶纬化,加之太学试经选官制度的萎缩,导致今学师学传承的脉络逐渐凋零,而与此相反,郑玄融合今古学而为通儒,引起中原各地士人争相传习,因此,曹魏初年的政治虽然在整体上仍接续汉制,但在经目制度上,却不得不变今学而为郑学。又如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东晋南朝儒玄并尊而十六国北朝独尊儒学,东晋南朝并尊郑王各家而十六国北朝更重郑注、东晋南朝《左氏》重杜注而十六国北朝《左氏》尊服义,如此种种皆可归因于南、北政权由于长期分裂而引起的经学史发展轨迹的分化，而南北皆重三《礼》之学的共同点又可归因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学史的共同发展趋势。总之,无论是汉代阴阳五行学影响下的今学经目,还是宋代性理之学影响下的宋学经目,经目的演进无疑都是经学史发展,演进的结果。

同时，经目本身又是推动经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作为经目,特别是官定经目,其背后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课试制度、博士制度和选官制度，因此，经目范围的限定，实际上就是仕进之途的限定。对于古代的士人，特别是中下层士人而言，这几乎是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可能。所以，经目的限定，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学学习的基本格局。例如在隋代,郑,王之学虽然整体上影响较大,但贾、马诸学以及南朝各家义疏学的发展也自有其空间,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来看,至少各家经传的书本都保留完好,较少亡佚。但随着唐代“九经”制度的确立,特别是单一师法的经目制度施行后,这些不在官定经目中的诸家师学遂迅速废绝,到五代朱初,不仅贾逵、马融等未得列入经目的师学经注全部亡佚,即使是郑玄这样有《毛诗》郑笺、三《礼》郑注四者获置经目的师学,其未列经目的郑氏《易》、郑氏《书》、《论语》郑注也大量亡佚,至今只能在《五经正义》等著作中寻见其吉光片羽。王肃之学在魏晋时期曾与郑学全面相抗,而由于“九经”中无一家王肃注,因此王肃之学在唐代也逐渐废绝,其书不久亦亡佚。可以说,“九经”制度的确立,乃使得汉魏六朝经学著作的命运一分为二:凡在经目之列者,则为之校定、为之正义,为之传习,保存完好;而不在经目之列者,则逐渐废弃湮没,最终师学断绝、书本亡佚。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了解南宋时期黄震覆刻《仪礼》,以及明初士人奋力呼吁汇印《十三经注疏》时兴灭继绝的急迫心情——如果不是后来的“十四经”“十三经”等经目理论的兴起的话,包括王弼《易》注、《尚书》伪孔传、《毛诗》郑笺、三《礼》郑注、《公羊》何注、《左氏》杜注、《毅梁》范注《论语》何注、《孝经》御注等在内的各种汉唐古注,绝不是没有——废绝亡佚的可。总之,古经传的存废与经目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经目对于经学史发展的影响之大,也由此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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